冯友兰拒去台湾，在清华用红旗迎接毛主席，89岁完成对主席的承诺

1948年12月的北平，冰封的未名湖边炮声尚未停歇，清华园却弥漫着另一股紧张——不少教授正打点行装，准备随中央研究院南下。

远处传来汽车马达声，梅贻琦托人带来一封快件，里面是一张飞往台北的机票。信纸薄而脆，字迹匆匆，那是校长最后的“劝离”。

冯友兰把机票合上，再塞回信封，随手递给勤务员：“劳驾，寄回去吧。”语气轻描淡写，却像把窗外的朔风挡在门外。理由简单——这里是清华，这里是故土。

他并非莽撞。早年留学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哲学，1919年聆听杜威讲座，又在1924年拿到博士学位；回国后，三十二岁便登上清华讲台。学界看他，称“冯子健笔开宗”，可见分量。

然而才气挡不住战火。上世纪三十年代，冯友兰推出“新三统五德论”，遭国民党当局以“思想可疑”羁押。短暂囹圄后，他更清楚：治学要自守，立场更要分明。

其实，中国共产党对这位哲人并非陌生。岳父任芝铭早已在地下党工作，外甥女孙维世又是周恩来总理养女。家中书桌旁，常能听到关于延安的消息。1945年重庆谈判时，他对周恩来说过一句玩笑话：“红旗得我来备着，总有一天要插进北平城。”话虽轻，却是真信。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冯友兰以校务委员会主任身份，与学生一起守在东门。身旁插着崭新的红旗，他说：“毛主席来了，咱们不只是欢迎，更是把清华完整交给新中国。”当时他五十四岁。

十月一日，开国典礼。五天后，他提笔写信给毛泽东，坦言愿与封建和资产阶级哲学决裂，争取五年内用马克思主义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信封寄出后，他心里没底，毕竟这是给刚刚领导建国的主席下“军令状”。

十月十三日，回信飞到清华。毛泽东写道：“……欢迎进步。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八十余字，平和却有分量。冯友兰读到这句“老实”，倏忽沉思。后来他回忆，那一刻仿佛被当头棒喝：哲学不是辞藻游戏，必须脚踏实地。

从此，他把一切奢谈藏起，每天在三松堂伏案，先读《资本论》，再翻《实践论》《矛盾论》。有人劝他保留旧稿，他摆手：“不重来一次，谈何老实？”

1957年春，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分组讨论临时移到菊香书屋。毛泽东推门而入，看见冯友兰，朗声诵道：“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室内哄笑。冯友兰也笑，心中却在打转——自己刚在《光明日报》上提出“抽象可继承，具体可扬弃”，竟被主席顺手拿来开场，可见写的东西真被看进去了。

散会时，两人并肩走到门口。毛泽东握住他的手：“友兰先生，好好地鸣，你就是一家。”短短一句，仿佛把“百家争鸣”的担子递到他肩上。

1962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冯友兰与岳父任芝铭、外甥女孙维世同堂列席，引得会场侧目。合影时，毛泽东招呼他站到身后：“你的身体比我还硬朗。”老人忙摇头，心里却涌起暖意。后排快门声闪过，他已把这一幕记进诗行。

这一年起，《中国哲学史新编》陆续付梓，两卷先后面世。字里行间，既有周易本体的宇宙论，也有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烙印。学界褒贬不一，他照写不误：“唯其争，方见真理。”

特殊年代来临后，种种风浪席卷学术界。毛泽东在一次内部谈话中特意点到冯友兰：“要给出路。”几句批示，使他得以躲开更猛烈的冲击，潜心研书。外界喧嚣，他筑起思想的静室。

1976年9月9日，噩耗传来。冯友兰伏案良久，终于写下七言挽诗，末句落款时，手微微颤抖，却没有改动一个字： “犹有鸿文在，灿烂照征尘。”

岁月推着日历翻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春风，学术空气渐暖，已是耄耋之年的冯友兰又坐回三松堂。视力衰退，身子怕冷，他让助手点上炭火，拆开旧日剪报，一字一句核对注释。朋友劝他休息，他却说：“书不成，对不起答应过的人。”

1989年深秋，六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全部付梓，约一百四十万字。那年，他八十九岁，额上青筋跳动，却神色满足。有人来道贺，他只回一句：“总算没有失信。”当年的五年计划，足足拖到第四个十年，终告圆满。

1990年11月26日，冯友兰静静合上最后一本笔记，溘然长逝。书桌上，那封保存了四十一年的信仍旧平整；信中一句“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伴他走完了学思交织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