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中风引起的面瘫，这一方药简力专！

方与圆

雨水顺着瓦当往下滴，一滴，两滴，在青石板上凿出浅浅的坑。祖父弯腰捡起一块青砖，在手里掂了掂，像是掂量一生的分量。“你看，”他说，“方的。”

是的，方的。老屋塌了，碎了一地的砖，没有一块滚圆的。倒是院子角落那几个石碾子，圆溜溜地躺在泥水里，碾槽里积着昨夜的雨。它们碾过谷，碾过麦，碾过好些个年头的收成，现在却连自己都立不住了。

祖父是木匠。他做了一辈子的方——方桌、方凳、方柜子，连他的人都像是用方木料打的。我见过他年轻时的照片，站在刨花堆里，肩上搭着角尺，人站得笔直，像他手下还没完工的门框。

镇上的王叔是圆的。我记事起，他就是圆的。说话圆，办事圆，连笑起来眼睛都眯成两条圆弧。“老哥哎，”他总这样拍祖父的肩，“这世道，得像水，哪儿低往哪儿流。”祖父不接话，继续刨手里的木料，刨花打着卷儿从刨口吐出来，也是方的——方木头刨出来的花，哪怕卷曲着，也带着直的骨子。

那年闹木材荒。王叔从外地运来一车“便宜料”，镇上好些人家都买了。他推着独轮车到我们家门口，车轮吱呀呀地转，转出一个个湿漉漉的圆印子。“就剩这些了，”他擦着汗，“给您留着。”

祖父蹲在木料前，一块一块地摸。摸纹理，摸干湿，最后把脸贴上去，闭着眼听。半晌，他直起身：“这料，心里空了。”

王叔的笑还挂在脸上，却已经僵了。“您这话说的……”

“水泡过的木头，”祖父敲敲料子，声音闷闷的，“听着就不对。”

后来，买那批料的人家，柜门关不严了，桌子腿瘸了，椅子坐着坐着就“嘎吱”一声。只有我们家的老方桌，年年上漆，越用越亮，桌面能照见人影。

雨下大了些。瓦当上的水串成了线。祖父领我走到老屋地基前，那里还露着最底下的一层石基，石缝里长出了青苔。

“这是你太爷爷砌的。”祖父的手抚过石头，像抚过时光的脊背，“他说，地基要方，房子才正。人也是一样。”

我父亲是祖父的儿子，也方。他在城里盖楼，盖的都是方的楼。有次回家，他黑着脸喝闷酒。母亲悄悄告诉我，他为了批料的事，和领导拍了桌子。“楼歪了，要出人命的。”他就这一句话。那年他少拿了不少钱，但夜里睡得踏实。

去年，那个楼真出了事。不是父亲盖的那栋，是旁边那栋，用的是“灵活处理”过的料。父亲被调查组找去，他只说：“我早说过。”三个字，方方正正，像砖。

推土机来了，轰隆隆的，把废墟震得发颤。工头递烟过来，祖父摆手，从怀里掏出个布包。布是靛蓝的老布，一层层打开，里头是把角尺。木头的尺身泛着暗红的光，铜边让岁月磨得薄了。

“我师父传的。”祖父把角尺放在一块完整的青砖上。雨水顺着尺身流，在砖面上冲出细细的沟。尺是直的，砖是方的，雨是斜的——在这片废墟上，只有这把尺子还守着它的直角。

“九十度，”祖父说，“多一度就翘，少一度就塌。”

我忽然想起镇外的老城墙。也是方的砖垒的，垒了几百年。墙头上长过草，栖过鸟，挨过炮火，可还站着。而镇口那座漂亮的圆亭子，三年前塌了——据说是因为基座用了“圆融”的砌法。

雨小了些，成了雾蒙蒙的丝。祖父收起角尺，望着远处正在长高的新楼。塔吊的长臂缓缓转动，吊起一个个方形的混凝土构件。那些构件在空中摇晃，可一旦落进该在的位置，就成了楼的一部分，从此再不动摇。

“人啊，”祖父的声音混在雨雾里，“可以学着说话软和，做事周全，可心里得有一块地方，是方的。这块地方不能磨，一磨，人就飘了。”

离开时，我又看了眼那些石碾子。它们还躺在泥里，圆滚滚的身子半陷着，碾槽里积的水映着灰白的天。而散落各处的青砖，虽然东倒西歪，可每一块都还保持着棱角——那些被风雨磨过、被时间啃过的棱角，反而更清晰了。

夜里，我梦见自己滚下山坡。起先是圆的，滚得飞快，风在耳边呼呼地响。我想停，停不住；想抓，什么也抓不住。后来我变成方的，滚不动了，只能一下一下地磕着地面往前挪。痛，慢，可每一步都踏在实处。最后我停在一堵墙前，和无数方砖垒在一起。风雨来了，我们以直角相抵，谁也没有后退。

醒来时，晨光正从窗缝挤进来，也是方的——窗框是方的，光就成了方的。我打开父亲留下的木盒，里头躺着祖父的角尺，尺身上有行小字，是刀刻的：“宁方勿圆”。

我把角尺举到光里。九十度，分毫不差。这个角度不讨巧，不圆融，但它能丈量木头，也能丈量人心。就像这晨光，从窗框方方正正地照进来，照在手上，是暖的；照在心里，是亮的。

外头又响起了施工的声音。方砖一块块垒上去，叮叮当当的，像在敲打这个早晨的脊骨。而昨夜雨水积成的小洼里，漂着几片落花——圆的，粉的，很好看，可太阳一出来，就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