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毛主席与周世钊重逢，聊天中提起贺子珍：她不太喜欢跳舞

1950年10月5日下午，秋日的阳光斜照在中南海勤政殿外的法国梧桐上，一阵风吹落几片金黄。毛主席刚从外事活动赶回，换下礼服，还来不及歇息，就吩咐秘书把周世钊请进来。隔着院门，两人相视那一刻，距离上一次握手，已过去整整二十三年。

寒暄几句，毛主席先问起老同学的住处、行程，听说周世钊住在惠中饭店，立刻交代“该换到北京饭店，王季范也在那里，方便说话”。语气里仍是学生时代的熟稔。谈起身体，周世钊忍不住打趣：“以前你瘦得像竹篙，如今怎么看都有点发福。”毛主席大笑，拍拍腹部：“延安窑洞坐了十几年，这是‘窑洞肚’，骑马打仗时可长不出来。”

车子驶向景山，路口因游人被迫折返，两人索性在后海快步走了几圈。回到书房，热茶端上，主席忽然想起延安的舞会，淡淡一句：“贺子珍可不喜欢跳舞。”周世钊一愣，才发现老同学说起往事仍像翻书——翻到哪页，哪页就鲜活。两句简单对话，把周世钊带回二十年前的陕北。

时间回拨到1913年。湖南省立第四师范贴出“免学费、膳费低廉”的通告，20岁的毛泽东和16岁的周世钊几乎同日进校。两张木板床挨着，同读《古文辞类纂》，清晨一起打水，夜里对着煤油灯抄笔记。周世钊后来说，毛泽东当时最大的爱好是翻报纸，“只要见到一张报纸，他能站着读到腿麻”。新民学会悄然酝酿时，两人常在岳麓山的橘子洲头席地讨论，“非得有组织，才能救中国”，结论写进了学会章程的草稿里。

1919年春，修业小学缺历史老师，周世钊递过去一张调课表，毛泽东爽快答应，每周六节课。长沙五四风潮爆发，毛泽东写《湘江评论》，周世钊替他誊清油印稿，两人同挤一床破棉被过冬。那是少年人“手无寸权”，却“心忧天下”的日子。

分别发生在1927年。毛泽东准备去武昌，周世钊留在长沙教书。出门那天，天刚蒙蒙亮，两人在南门外小巷道口握手再见。“你我计划若一致，行动自然一致”，这句话写在信上，也写进各自心里，可道路从此分叉。毛泽东上井冈山，随后长征；周世钊笔耕讲台，培养学生，一站就是二十年。

1949年7月，长沙解放在即，第一师范校长熊梦飞辞职，湖南省政府代理主席陈明仁请周世钊接班。周世钊想：这可是毛泽东的母校，不能出一点差池。接手当晚，他组织学生分组巡校，把仓库、图书楼逐一封存。一个多月后，湖南和平解放，他代表全校师生发电祝贺。很快收到回电：“团结师生，加紧学习，参加人民革命事业。”落款——毛泽东。

再见面已是建国后的国庆。国宴之余，中南海书房里灯火通明。周世钊问：“当年延安，你们哪来跳舞场地？”毛主席摇摇头：“窑洞空地撒点沙，马列学院楼前铺几块砖，音乐就是留声机和手风琴。”他说自己并不懂舞步，便把跳舞看成“跟着音乐走路”。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都来凑热闹，最初碍于面子不敢迈步，慢慢也踩起节拍，窑洞外的月光为他们伴奏。

有意思的是，毛主席一提贺子珍，声音便低下来：“她看见我跳舞，扯衣角让我赶紧坐下，嫌我不务正业。”那是1937年，以史沫特莱为中心的“小礼拜堂”里，交际舞正风靡。史沫特莱、吴光伟规矩是见面先拥抱，贺子珍却把这种西方礼仪视作失分寸。一次窑洞里的冲突，成了夫妻关系的转折点。贺子珍负气离开延安，伤口未愈便赶赴莫斯科。毛主席挽留不住，只写下一句“以后我们就是同志了”。

故事说到此处，周世钊看着窗外夜色，没再追问。半晌，他轻声感慨：“革命路上，每个人都付出不同的代价。”毛主席点点头，提起纸笔在几张便签上勾画：“教书亦是革命，别觉得惭愧。”后来秘书统计，一年内毛主席亲手写给周世钊的信件多达十余封，最长的一封不过百字，却句句到位。

1955年6月，毛主席南下视察，泊舟湘江。周世钊陪同登岳麓山，沿途说笑。云麓宫前，周世钊即兴吟道：“滚滚江声走白沙，飘飘旗影卷红霞……”诗稿交到毛主席手里。数月后，主席回赠七律：“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两首诗如今仍存湖南省博物馆，夹在灰白信封中，字迹依旧墨痕清晰。

1960年代，两人书信往返渐少，却始终保持一年一两封的频率。有时是讨论教学方略，有时是修改旧诗。毛主席留意到周世钊常用“桑麻”比喻乡村变迁，批注里写：“桑麻尚在，雉兔可期。”行笔洒脱，却不作过多议论。

1976年初夏，周世钊寄出最后一封诗函，信里只抄了一句唐人诗：“风雨送春归。”八月，毛主席逝世。十月，周世钊病危，子女把那封未得到回信的诗函放在枕边。老人合眼前说了一句难辨的话，听来像是“湘江水阔”。

仓促半个世纪的交往，始于一张免学费的招考启事，连缀起课堂、窑洞、书信、诗笺。有人统计，他们交流过五十余首诗、六十余封信，交换过一次关于舞会的小抱怨，也交换过对国家命运沉甸甸的关切。对于外人，这也许只是文献；对于他们自己，却是再普通不过的同窗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