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第一个共产党员高君宇，如果他未英年早逝，成就不可限量

1978年深秋，一批参加中央党校学习的山西基层干部到陶然亭凭吊，站在高君宇与石评梅并排的墓碑前，议论声压得很低——“二十九岁就做到中央执行委员，这要是多活十年，哪儿还有咱们这些事？”一句随口的感慨，却抖落出早年北方革命的风云激荡。墓碑静默，落叶作答，很多刚入党的学员第一次在现场补上一课：山西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名共产党员，就是这位早逝的北大学生。

顺着那块青灰色大理石往回追溯，1896年，高君宇出生在娄烦县一个塾师家庭。家境不算富裕，可父亲认定“求学方能破局”，咬牙送他去省城读书。16岁考入山西省第一中学，20岁进北大文科学堂，一个山村少年被推向了北京那口沸腾的大锅。校长蔡元培倡言“思想自由”，图书馆里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德文本、日文本静静地躺在木架上，李大钊常常半倚在窗前同学生们讨论社会进化，高君宇就是这群听众里最捧场的那一个。

1919年5月4日，北大红楼外，一场学生集会迅速演变为游行示威。高君宇在晨光里匆忙写好传单，“外债如山，国耻难雪”，墨迹未干便塞进衣袋。他组织同学冲向赵家楼，痛击卖国贼章宗祥，成为当日最具象征性的画面。这里不得不提一句，他当时不过二十三岁，却已展露出强大的号召力。

五四运动结束后的数月，北京悄悄出现一个名叫“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小组，高君宇与陈乔年、张国焘等人为最早参与者。1920年秋，他又奉命筹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兼任书记。有人形容那间租来的简陋屋子：“几张长凳、一盏煤油灯，计划却写得满墙都是。”李大钊到场鼓励：“风潮已起，青年先行。”这句鼓励给了高君宇极大动力。

同年底，太原青年学生频繁收到北京寄来的刊物《新青年》《共产党》，寄信人常常署名“高某”。回乡休假的高君宇把山西青年徐向前、薄一波、王世英等约到窑洞里，一边烤地瓜，一边讲俄国十月革命。多年后徐向前回忆：“他不是给我们灌输，而是提出问题让我们自己想。”正是这种启发式的方式，让山西的第一批革命火种点燃。

1922年7月，他出席中共二大，当选中央执行委员。那年北京入夏格外闷热，会议散场后，李大钊拉着他在胡同口边走边聊：“北方革命靠你们年轻人撑起来。”高君宇把帽檐压低，小声答一句：“放心，我不会拖。”短短一句对话，如今读来仍能感到那股决绝。

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启后，他又以共产党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一大，因文笔流畅、逻辑清晰，被孙中山挑中做秘书。1924年底，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高君宇随行抵津。周恩来托他递交一封书信给邓颖超，信中只有寥寥一句：“愿并肩同行。”高君宇笑着补了一句俏皮话：“这封信值守一辈子，别弄丢。”鸿雁传情，也算成就革命佳话。

就在事业和友情都顺风顺水之际，1925年3月6日，急性阑尾炎夺走了他的生命。翻看北京协和医院当年的病历，诊断和抢救过程泾渭分明，却无法挽回年轻的心脏。29年的人生戛然而止。李大钊搁下手中的译稿，沉默良久，只写下四字挽联：“壮志未酬”。

送别仪式在陶然亭举行，风雪压低香炉青烟。石评梅撑着黑伞，声音几乎要被寒风吹散：“碧海青天无限路，更知何日重逢君。”她把挽联挂上灵堂，转身就晕倒在雪里。三年后，脑炎夺去这位才女的生命，友人遵照遗愿把她葬在高君宇墓侧，墓碑之间留出仅容一人通过的小径。

高君宇去世后，北方区委的文件仍有他的字迹，那些笔锋仿佛在催促后来者提速。张国焘、赵世炎、谭平山继续在北方奔走，山西的徐向前、彭真、薄一波陆续南下。彭真后来公开回忆：“我的入党介绍人是高君宇，没有他，我可能会走很长弯路。”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周恩来在审看城市规划时特别划出一道红线，指向陶然亭：“高君宇、石评梅之墓原址保留，不得迁动。”这句批示落款有时间，1949年2月5日，距两位故人长眠已二十四载。

1996年，中宣部批准修缮高君宇故居。山西娄烦的那座小院重新粉刷，青砖灰瓦下多了展板、油印文件、复刻的《新青年》杂志。开馆仪式当天，彭真身体抱恙，只送来亲笔题词。薄一波站在门口，抬头看了看匾额，低声说：“君宇最不缺的，就是明白自己的方向。”

试想一下，如果高君宇不是死于阑尾炎，他极有可能参与1927年前后的重大决策。或许武汉左派政府里有他的座位，或许遵义会议上能听见他的发言，也可能在八路军总政治部见到那副熟悉的圆框眼镜。历史没有假设，但从他的成长速度、组织能力和理论水平来看，“成就不可限量”并非溢美之词。

如今，在山西省党史展览馆的序厅，高君宇的照片被摆在显要位置：黑色呢帽、微抿嘴角、目光坚定。讲解员习惯用一句口语化的结尾，“这位老乡要是没早走，我们的简史至少要多列几条粗线条。”游客大都会心一笑，然后默默在注释牌上多停留几秒，好让那个二十九岁的身影更清晰地留在脑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