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方志纯因病逝世，临终前向妻子朱旦华提出：我有一个要求

1949年10月25日清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的院子里人声鼎沸，一位中年军人刚刚结束汇报，拍了拍身上的尘土。他就是方志纯，那年三十七岁，被任命为江西军区副政委。没人想到，四十四年后，他会在同一座城市的病房里说出一生唯一的托付。时间一步步逼近1993年，他与妻子朱旦华携手走过整整四十年，故事的终点却悄然逼近。

方志纯出生于1913年夏末，家在江西兴国县湖塘村。穷苦农家出身，十六岁参加红军，拿起木柄手榴弹就跟着队伍打仗。他跑过山沟，挖过掩体，耳边的口号到今天依旧铿锵：“打土豪，分田地。”也是这一声声口号，将他送上漫长征途。1934年中央红军出发时，他担任团政委，翻雪山、过草地，脚底磨出血泡都不吭声。到达陕北时，身高一米七的他体重只剩不足百斤，却依旧挺直脊梁。

抗战爆发后，方志纯被派往晋东南，在八路军129师跟敌人周旋。1942年“扫荡”最凶狠的一阵，日军封山断粮，他带队从山洞口杀出，救下300多名群众。敌机掠过，山林被炸得焦黑，他嗓子哑得发不出声，仍硬是把被困群众一个个抱上山梁。那时他二十九岁，第一次写下“此生若还，勿忘百姓”的字句。

解放战争打响，方志纯统率旅级部队南征北战，一路打到新疆。1945年底，国民党军反扑塔城，他为掩护主力退却被俘，押入迪化监狱。狱中，他遇见早先在延安学习的护士朱旦华。两人相互勉励，靠羊皮被和冰冷墙壁熬过两个冬天。朱旦华常说：“再撑一天，我们就离阳光近一天。”他们把这句话刻在牢房檩条上，日后成为家中挂轴。

1949年秋天，新疆和平解放，方志纯和妻子走出牢门，马上又进驻边疆部队。那一年，他三十六岁，肩膀上依旧扛着步枪，内心却多了柔情。1955年，解放军首次授衔，他因长期在地方工作主动婉拒军衔，要求转入地方；组织同意后，他换上干部服，离开戈壁滩，调回家乡江西，先后担当省工业厅厅长、副省长、省长。做省长时他常挂一句话：“机床转一圈，群众就添一份饭。”口语直白，却让不少技术人员热血沸腾。

进入1989年，方志纯七十六岁，连续几个深夜头晕、视线发黑。2月14日凌晨在家中突然昏厥，被护送至南昌大学一附院，经诊断为脑血栓。医生建议长期住院静养，省委也批示专门开辟病房。住院期间，不少老同志到病房围坐，拉家常，天南海北的往事像翻老照片一样聊不完。每逢探视，朱旦华都会提前在病房门口迎接，熟悉的人都记得那一幕：丈夫躺在病床，见到故交，总要撑着坐起，咧嘴一笑。

治疗最初效果不错，药物稀释血栓后，他还能慢慢下床散步。到1992年底，病情却突然反复，两次小范围脑梗让他说话含混、右臂无力。医生的病危通知写得清清楚楚，但老人没有惊慌，反而将枕边几个旧笔记本翻看了一遍。那几本书记录着四十余年的人事、工程、乡村翻修的细节，字迹或粗或细，笔画却无一潦草。

1993年7月27日凌晨三点，他的血压再度飙升。经过抢救，清晨五点暂稳。太阳升起时，他忽然示意朱旦华把其他人请出病房。两人对视良久，他艰难地吐出一句：“有个请求。” 这短短四个字说得极低，却像清脆石子落水，朱旦华瞬间明白。泪水止不住，但她仍握紧丈夫的手回应：“我记下了。”短短对话不足十秒，却是人生最终的约定。

方志纯要求很简单：身后火化，把骨灰带回湖塘村，埋在村口那棵老松树下。他说那里埋着父亲，也埋着一起牺牲的九十八位乡亲。他想同他们作伴，再听一次松针在风中簌簌作响。请求说罢，他闭上眼，似乎又在盘算某项施工预算。四天后，1993年7月31日清晨六点二十分，他的心电图走成一条直线，终年八十岁。

省委按照中央规定举行了简朴告别仪式。灵车驶出殡仪馆，路两旁站满老兵和群众，没有人高声哭喊，只能听见掌心里捏碎的纸花。火化后，朱旦华抱着骨灰盒，乘火车回到兴国。八月初，连续几天大雨，道路泥泞，可湖塘村几乎全村出动修路迎灵。老松树下早已腾出一方净地，木牌上写着“方志纯之墓”，旁边同样朴素的碑上刻着“革命烈士公墓”。

落葬那天，中午十二点整，雨停了。村民把骨灰盒轻轻放入，松针为盖，黄土覆面。没有隆重的哀乐，只有蝉鸣与远处稻浪翻涌的声音。埋葬完毕，朱旦华抬头望着松树，久久未语，随后给墓碑前摆上一束山菊，转身离开。村口孩童好奇地问她：“奶奶，方爷爷以后还能回来吗？”她摸了摸孩子的头，说：“他就在这，哪儿也不去。”

此后多年，湖塘村的清明节多了一道风景：松树下纸花点点，老兵们默默肃立。人们念起他的名字，不会首先想到“省长”，而是那句早年誓言——“此生若还，勿忘百姓”。这一句话，足以概括方志纯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