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安1955年为何仅授中将？毛主席批示其骄傲自满

1980年8月，北京301医院的走廊里静悄悄的。

一具遗体被缓缓推出了病房，这场景看着特别冷清，没有哀乐，没有花圈，也没见着那个年代常见的大批群众送行。

甚至就连很多跟他生前在一个战壕里滚过的老战友，都不知道他已经走了。

按照常理，这位逝者可是共和国的开国上将，那是正儿八经提着脑袋干革命的功臣，这葬礼规格怎么着也得风风光光吧？

可现实是，在他去世前，妻子牛玉清一边抹眼泪，一边记下了他铁板钉钉的“五不”遗嘱：不开追悼会、不送花圈、不通知好友、不搞遗体告别、不请同志护送火化。

这事儿让很多人心里都不是滋味。

更让人唏嘘的是，把时间往前推25年，在那个将星云集的1955年大授衔名单上，毛主席曾提起红笔，在这个人的名字旁边重重画了个圈，写下了一句相当严厉的评语：“此人骄傲自满，授中将为宜。”

这人是谁？

为什么毛主席当初想“降”他的衔？

他又为啥在临终前非要搞这么绝决的告别仪式？

这个人，就是被大家称为“军政双全”的硬骨头——王建安。

要把王建安的故事讲透，咱们得先穿越回1955年，那个大伙儿都盯着肩膀上看几颗星的年份。

当时解放军正在搞全军大授衔，这不仅仅是个荣誉牌牌，更是对前半辈子提头干革命的一个总结。

当拟定的上将名单送到毛主席案头时，主席盯着“王建安”这三个字，眉头皱了一下，提笔就批了那八个字。

要知道，王建安那可是红四方面军的老底子，参加过黄麻起义，资历硬得吓人。

按理说，上将那是板上钉钉的事。

毛主席为啥发这么大火？

这事儿，还得从王建安那个“爆炭”脾气说起。

王建安打仗猛，脾气更猛。

就在授衔前不久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因为对某个工作方案有不同意见，王建安不管在场坐着多少大领导，当场就拍了桌子。

那动静，把茶杯都震得乱颤，据理力争之后，这哥们儿甚至愤然离席，扬长而去。

这就叫“哪壶不开提哪壶”。

在讲究纪律的部队里，这种行为确实显得有点“飘”了。

消息传到毛主席耳朵里，主席那是爱之深责之切，觉得这员虎将得敲打敲打，不然以后还得惹事。

眼看王建安的“上将”要飞，负责评衔工作的罗荣桓元帅急得不行。

罗帅心里跟明镜似的，王建安虽然脾气臭，但战功是实打实的，如果真给个中将，这就叫“赏罚不明”。

于是，罗荣桓出了个高招：暂缓授衔。

这一缓，就是一年。

到了1956年，当王建安的材料再次呈报上去，并附上了他这一年的勤恳表现和自我反省后，毛主席终于露出了笑容，大笔一挥，同意补授上将。

这件事其实透着王建安的一个特质：他对事不对人，心里藏不住事，也就是咱们常说的“直肠子”，哪怕得罪天王老子，该说的话他也得说。

这种直肠子性格，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里，既让他得罪了不少人，也让他赢得了最铁的兄弟——比如那个大名鼎鼎的许世友。

说起王建安，就绕不开许世友。

这俩人被毛主席戏称为“山东双雄”，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江湖传言他俩是“老死不相往来”。

这梁子，结在1937年的延安。

当时红四方面军到达延安后，面临批判张国焘错误的政治风暴。

许世友这种讲义气的汉子，觉得心里憋屈，受不了这委屈，脑子一热，就联络了几十个老部下，准备带枪出走，回四川打游击去。

这事儿要是真干成了，那就是分裂红军的大罪，是要掉脑袋的。

关键时刻，原本也参与计划的王建安冷静了下来。

他意识到这绝不是讲“江湖义气”的时候，这是关乎革命前途的大事。

于是，王建安在最后关头“反水”，向抗大校方报告了此事。

毛主席力挽狂澜，救下了许世友，但也让许世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王建安这个“告密者”耿耿于怀。

时间一晃到了1948年，决战济南。

中央军委点将，攻城总指挥是许世友，副总指挥偏偏点了王建安。

这下有好戏看了，大家都在嘀咕，这两个“冤家”能尿到一个壶里吗？

毛主席是懂人性的。

王建安出发前，毛主席在西柏坡特意找他谈话，甚至用激将法开了个玩笑：“人家说你们是‘两雄难并立’，我看是‘孤掌难鸣’！

咱们演一出《失空斩》，要是打不下济南，先斩许世友，再打你四十军棍！”

王建安是聪明人，他当然知道大局为重。

当他风尘仆仆赶到山东指挥部，许世友早已站在门口迎接。

“老许！”

“老王！”

两只大手紧紧握在一起。

许世友一句“老王你来当主角”，王建安一句“还是许司令挂帅”，几十年的恩怨，在即将到来的硝烟中烟消云散。

这就是老一辈革命家的胸怀：私怨再大，大不过家国天下；脾气再臭，也得留着冲敌人发火。

济南战役打得那叫一个惨烈。

王建安在赶赴前线时遭遇严重车祸，身受重伤；许世友也在指挥中被流弹击中。

你知道王建安有多倔吗？

医生要抬他走，他眼珠子一瞪：“许司令伤了，你们去照顾他！

我这里放张行军床，我躺着也能指挥！”

就这样，两位伤员将军，硬是只用了8天8夜，就砸开了国民党吹嘘的“金城汤池”，活捉了王耀武。

其实王建安这种“硬骨头”性格，不是天生的，是被那个吃人的旧社会逼出来的。

把时间轴拉回到1907年，湖北黄安。

王建安原名“王见安”，父母图个吉利，希望能“见着平安”。

可那个年代，穷人哪有平安？

14岁那年，王建安在地主王少山家放牛。

这孩子聪明，偷偷跟着私塾学认字。

这本来是好事，可在地主眼里，穷鬼认字就是“心野了”，是偷奸耍滑。

地主不仅辱骂他，还指使家丁把他往死里打。

这一顿打，把“王见安”打死了，把“王建安”打醒了。

他逃了出来，心里就一个念头：我要变强，我要报仇。

他一路乞讨跑到沧州，把嘴边省下来的一块腊肉当作拜师礼，学了一身好武艺。

1924年，学成归来的王建安干了一件轰动乡里的大事：他杀了个回马枪，把那个恶霸地主王少山暴打一顿，一把火烧了地主的宅子，把金银财宝全分给了乡亲们。

那一夜的火光，照亮了少年的脸庞。

他意识到，光靠拳头打一个地主没用，得把这世道翻过来。

他去当过兵，发现军阀部队就是土匪；他回乡拉起60人的农民武装，最后终于找到了党。

从黄麻起义的战士，到红军师政委，王建安的一生，就是一部“不信邪、不服软”的教科书。

建国后，王建安虽然身体不好，高血压、心脏病缠身，但他是个闲不住的人。

叶剑英元帅曾感叹：“建国以来，你不计较职务高低，任劳任怨，不容易啊！”

不管是大军区副职，还是后来的军委顾问，王建安始终保持着一种“平民本色”。

他下部队视察，最恨前呼后拥，最烦大吃大喝。

1980年初，他和妻子在家看电视，新闻里播放着某个外国领导人极尽奢华的葬礼。

看着那漫天的花圈和拥挤的人群，王建安突然站了起来，指着电视说：“现在的风气不好！

追悼会越来越大，花圈越来越多，劳民伤财！

我死后，绝对不能搞这一套！

把我的骨灰撒回老家田里，还能肥田！”

这不是一句气话，这是一位老共产党人最后的觉悟。

1980年7月25日，王建安病逝。

妻子牛玉清哪怕心如刀绞，也咬着牙执行了丈夫的“五不”遗愿。

他的几个孩子，甚至没能赶回来见父亲最后一面，因为王建安生前曾严厉地说过：“孩子们是国家的，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不准他们为了私事请假！”

更让人震撼的是，王建安把自己的遗体捐献给了301医院做医学研究。

他的儿子王海波哭着说：“父亲生前最怕麻烦医院，没去过301看过病，没想到死后却把自己彻底交给了301…

在整理遗物时，秘书在王建安的书桌上发现了一本被翻得卷边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翻开书页，一段话被红笔重重地划上了杠：“各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只有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在政治上生活上搞特殊化的权利。”

这道红杠，划在了纸上，也划在了历史上。

1980年那个夏天，王建安走了，走得干干净净，就像他来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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