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老舍去世，人们在其遗体附近发现一本书，与毛主席有关

1939年9月的一天夜里，延安杨家岭的窑洞里灯火通明。毛泽东放下手中文献，抬头对面前的老舍笑道：“先生远道而来，我们总算见着了。”屋外胡琴声断断续续传来，窑洞内却是一段罕见的文学与革命的对话。这次深夜长谈，是两位巨人第一次真正的近距离接触，也是后来二十多年友情的起点。

回溯数月，老舍本在重庆忙于“抗敌文协”的事务。周恩来四处联络文化界人士，请他们到陕北看看这支年轻的革命队伍。老舍起初犹豫，终究还是背上行囊北行。路上颠簸四千里，他带了两样东西：一本笔记本和几支自来水笔。那本笔记本里，密密麻麻记录着他打算在延安问毛主席的问题——从民族危机到戏剧写作，不落一句空话。

延安的印象很直接：窑洞简陋，却笑声朗朗。毛主席与老舍谈诗词，也谈满清掌故。毛主席说康熙“勤学、能战、有胆识”，老舍点头称是，还随手记下几句感想：历史自有分寸，文化必须担当。短短数日，两人便以文字为纽带结下交情。

抗战尚未结束，老舍已将全部精力押在文化战线上。抗日救亡的呼声，需要文字去传播，需要舞台去发声。他给重庆各大报纸写时评，还在“人艺”前身的剧团指导排练。周恩来偶尔来场子看排练，拍拍他的肩：“辛苦了。”这句简单的鼓励，他后来提起多次，“周公说话，像兄长。”

1946年，老舍应邀赴美讲学。大洋彼岸，战后情势复杂，他却时时关注国内。1949年初，他收到周恩来的来电：“新中国需要你。”消息一到，他当天就退掉几场演讲，给学生留下一句：“祖国在召唤。”随后登船回国。1949年6月抵北平，正值雨季，他在舱口看着雾气中的城楼，默念一句：“回家了。”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老舍担任全国文联主席、作协副主席，奔走在剧院、排练厅之间。他编写《龙须沟》，写底层百姓翻身的新气象。1951年5月这部话剧在怀仁堂上演，毛主席、周总理同场观看。谢幕时，毛主席走到后台，说了一句：“真实，生动，看得过瘾。”这一句话，足够剧组热血沸腾好多天。

老舍喜欢收藏，也喜欢抄写。1950年代，他用极细的工笔抄录毛主席诗词，选了二十余首，装订成一册暗红色硬皮本。封面没题字，只留一方小篆“自适斋”。他常对友人说：“好诗抄下来，才能读得进去。”这本册子后来被放在书桌最显眼的位置，换季整理也不离身。

1963年秋，他和夫人胡絜青到韶山。山路弯曲，车子颠得厉害，他紧紧抱着那本诗词册——怕磕角。到韶山冲，他静静站在冲积地里，抚摸木屋窗棂，不多言。同行者记下那天傍晚的情景：夕阳照在老舍鬓边，银丝与光线交织，看不出年岁，只见一脸庄重。

时间推到1966年。风声骤紧，街头贴满大字报。8月23日晚，老舍独自离家，胡絜青以为他去友人处，未曾多问。次日凌晨，她突然意识到丈夫未归，心中不安，直奔国务院接待室，向周恩来求助。周总理安慰：“会尽全力寻找，请放心。”话虽如此，电话挂断后，屋内气压依旧凝重。

噩耗在傍晚传来。警方在太平湖畔发现一具遗体，衣冠整洁，兜里是那本暗红色诗词册。水迹浸透封皮，墨迹却仍清晰——第一页《沁园春·雪》，字迹端正。一位在场的工作人员回忆，当时翻开封面，见到老舍亲笔写的题跋：“学诗当学毛公，不图工拙，但求胸襟。”短短十四字，像是他的留别。

老舍终年六十七岁。消息传到中南海，周恩来沉默良久，只吩咐秘书：“安排后事，要妥帖。”不久，北京的天空飘起细雨，故交挽联密集如织。人艺的同仁在剧院后台点起长明灯，白绫挂满走廊。有人摸着《龙须沟》的道具井盖发呆，有人拄着拐杖抽泣不止。和平里小院里，胡絜青抱着那本诗词册，半晌说不出话。

书房没有被收拾，桌上还摊着未完成的剧本草稿。字迹潦草，却能看出他打算写一出关于农民上山下乡的新戏。旁边压着一封写给周恩来的信，首句是：“敬爱的周总理，我仍在努力……”

老舍的突然离世，成为1966年中国文化舞台上最沉重的注脚。那本盈透墨香、却被水色浸染的诗词册，也成为他与毛主席精神世界沟通的象征。它并非遗嘱，却胜似遗嘱——字里行间写满了相信与敬意。

多年以后，研究者在整理老舍手稿时发现，他曾计划写一部大河小说，时间从辛亥革命写到新中国成立，主角是普通市民的悲欢。手稿停在1965年夏，只留下几行提纲。对比那本诗词册，学者惊讶地发现，提纲页边上写着“时代翻浪，人物浮沉，惟一切向光”。或许，那正是他留给后人的注脚。

1966年的秋风扫过太平湖水面，卷走了窸窣书页声，却没带走那份对革命领袖的敬仰。历史文献部后来将那本诗词册编号，珍藏于恒温恒湿库房。序号简单，却令人在翻阅目录时一眼注意——它记录了一个作家对精神源头的选择，也记录了毛主席诗词在文人心中的分量。

至此，老舍的传奇戛然而止，书页静默。可那夜延安窑洞里的谈笑，那本暗红色硬皮册上的墨香，仍旧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浓重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