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委原第一书记，54岁被“打倒”，72岁官至副国级，活到92岁

1954年9月下旬，北京秋高气爽。清晨的喇叭里，周恩来总理宣读新组建的国务院名单，广播忽然响起“劳动部长马文瑞”六个字。一位站在广场一角、带着浓重陕北口音的中年干部先是愣住，随即皱着眉头嘀咕：“是不是同名同姓？”一句自语，被身旁老战友听见，对方只摆摆手：“跑不了，就是你。”这一幕，后来被不少老同事当作趣谈，说的是马文瑞第一次得知自己进了国务院。

顺着那道广播声线往回推，马文瑞的故事要从1912年讲起。那年腊月，他出生在米脂县高家坪乡一条小沟里。村里不过二十多户，大多姓马，全靠薄地维生。祖父马沼兰兼做点小生意，还当过地方小区长，门匾上写着“公务勤劳”，算是村里有头脸的人物。可惜好景不长，陕北三年大旱，牲口饿死一片，马家也难保温饱，马文瑞十三四岁时常用树皮、米糠充饥，这段苦日子把“穷”深深烙进他的性格。

艰难环境让少年心早熟。1928年，16岁的马文瑞在三间土窑洞里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加入那天夜里，他和入党介绍人蹲在油灯下商量如何发动农民减租减息，“要让穷人抬起头来”成了他最朴素的动机。土改前后，他跑遍榆林、横山、绥德等地，脚底起泡、衣襟磨破，换来一条条红色游击小路。

命运并不是直线前进。1935年前后，陕北发生严重“左”倾肃反，许多红军指战员含冤牺牲，马文瑞也被关进窑洞。危急时刻，毛泽东赶到瓦窑堡主持纠正，才把他从名册上划掉的“死”字改成了“活”字。多年后，马文瑞回忆那段经历时只说一句：“命是组织捡回来的。”

抗战全面爆发后，他担任陕北西部地区党委书记、三八五旅政委等职务。延安城边的杨家岭窑洞里，毛主席亲手写下一张“密切联系群众”的奖状交给他。纸张已泛黄，可字里行间盛满信任，这份信任陪他冲过大大小小的关口。

新中国成立后，马文瑞调进中央工作。劳动部刚组建，法规、标准、体系一片空白，他带着几位同志围着一张旧木桌日夜讨论，起草《关于工人职工劳动保险条例》，又跑遍鞍钢、天钢、首钢，把一线意见写进条文。不得不说，这种“先摸底再定章”的办法让后面的劳动立法少走了不少弯路。

风雨来得骤然。1967年，马文瑞被打倒、隔离审查，整整六年与外界隔绝。看守把书籍当作特殊用品收走，他只能靠背诵《古文观止》排遣时间。有人问他最难挨的是哪一刻，他淡淡一句：“想不通时，就把眼前的苦当成延安窑洞里的黑夜。”

1973年，周恩来批示“马文瑞问题应予复查”，他才重获自由。回到家里，他第一件事是跑去医院看望病重的老战友，两人握手时，一个感慨“浪里淘沙”，另一个轻声笑说“剩下骨头还得继续烧”。

1977年，组织让马文瑞出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央党校副校长。那时他已年过花甲，却仍习惯拎个帆布包到基层调研，常常一碗面凑合一顿饭。有人劝他注意身体，他摆摆手：“先把账算清楚再说。”所谓“账”，是工业布局的成本、能源供应的缺口，也是新时期经济腾飞的瓶颈。

1979年，马文瑞受命回陕，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省人大主任。那一年，他67岁。陕北脱贫、西安城墙修缮、咸阳机场迁建、黑河引水等项目在他的推动下陆续上马。西安火车站扩建时，设计单位因资金犯难，他索性把桌子一拍：“缺多少，咱靠自己挤。”一身陕北倔劲儿，倒把预算抠下来不少。今天的陕西旅游骨架，多半奠基于那几项工程。

1984年，马文瑞72岁，被任命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跻身副国级行列。彼时有人调侃他“农民出身，当了半辈子‘官’，仍像个乡党”，他笑着回答：“陕北黄土埋得深，刮不掉。”一句土话，把血脉与初心全写在脸上。

2004年1月3日凌晨，北京医院病房灯光昏黄，92岁的马文瑞示意家人递纸和笔，只写了四个字：“我想延安。”随后心跳渐慢。延安，是他青年时铺下的炭火，也是他晚年最后一缕牵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