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年，毛泽东宴请皇帝溥仪吃饭，席间询问：你们御膳房的饭好吃吗

1950年11月的抚顺，北风直钻棉衣。夜里查铺的看守说起“今天分到二两白糖”，门后蹲着的溥仪愣了神——在紫禁城，他从没关心过糖的分量。寒气打在脸上，他第一次真切意识到：帝王时代已经翻页，这页再也揭不回来。

往前推五年。1945年8月19日，苏军在沈阳郊外机场截住了打算逃亡的“康德皇帝”。被带上运输机的那一刻，溥仪39岁，手心攥着象征皇权的玉玺，却连自己能不能活命都说不清。那枚玉玺后来被苏军封存，象征意义瞬间归零，比玻璃弹珠都不值钱。

在西伯利亚，他接受第一轮讯问，面对记录员的俄语译稿，连年号都记不全。外面零下三十度，他和其他战犯挤一间木屋，烧的是湿柴，烟薰得睁不开眼。自尊和体温一样迅速下降，这段遭遇成了他思想转折的开端。

1949年新中国成立。翌年夏天，溥仪被引渡回国，关进抚顺战犯管理所。最初，他对“再教育”三个字压根不信，觉得只是换了条锁链。可教材里一页页的历史、社会、哲学，把“天子受命于天”的迷思剖得体无完肤。班里有人问：“皇帝怎么理解劳动力价值？”溥仪怔住，然后红着脸说不会。尴尬，是可贵的第一步。

1954年，他开始写《我的前半生》。前十几章全是忏悔，文字透着绝望。管理所干部批注：“别只埋怨自己，也要分析制度。”这句话让他长久发呆，原来个人命运真与时代结构密不可分。之后的稿子，视角慢慢外扩，记录了宫廷到殖民统治的全过程。改造小组把初稿送到北京，毛泽东浏览了几页，放下说：“不是他一个人的错。”

1959年12月，《特赦令》公布。名字念到“爱新觉罗·溥仪”时，全场寂静，接着有人鼓掌。溥仪先是木然，随后把纸条贴在胸口，蹲在地上直抖。那晚他给自己列了两条保证：跟党走；用余生补偿人民。没人逼他写，他非写不可，好像要把几十年的负债贴上还款计划。

恢复公民身份后，他被分配去北京植物园当园艺工。剪枝、翻土、运肥——复杂吗？其实和皇宫里的御花园差不多，只是不必揣着“万岁”的架子。粗茶淡饭吃久了，身体竟比过去硬朗。有人打趣：“皇上可算学会拿锄头啦。”他笑，没接话。

1962年春节前，北京中南海勤政殿挂起红灯笼。毛泽东通知总值班：“请溥仪来吃家常饭。”消息保密，只透露给四位座上客。当天傍晚，溥仪穿着深灰中山装，揣着早已准备好的日记本，心跳几乎盖过脚步声。

“你们猜猜，这位客人当年算谁的顶头上司？”毛泽东一边摆筷子一边卖关子。章士钊等人互望——谁也想不到答案。门帘掀起，溥仪局促地站在门口。毛泽东起身，握手：“宣统皇帝到了。”一句话，氛围顿时松快。

菜上得极平常：白菜炖豆腐、溜肉段、蒸鲫鱼，还有一小盘椒盐花生。毛泽东指着桌面，半真半假地问：“御膳房那一套，比这个香不香？”溥仪摇头，说得挺大声：“太讲排场，糟蹋东西，这才好吃。”众人笑，他也跟着笑，笑声像一把钥匙，把最后那道心理高墙推倒。

席间，毛泽东顺手打开话题：“书里把责任全扛在自己身上，未免过了。社会根子不挖出来，读者看不明白。”溥仪认真点头，低声答：“我再修稿。”对话不到二十字，却让他豁然开朗——不是简单原谅，而是引导他继续思考。

饭后另有一桩事。毛泽东叮嘱工作人员：“他身体弱，最好有人照顾，顺便解决婚姻。”这并非随口一说。几个月后，经过组织撮合，溥仪与在医院工作的李淑贤登记结婚。新娘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可她端来的稀饭比御膳房任何一道甜品温暖。

身份问题解决后，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邀请溥仪担任专员。故宫里那点掌故，他张口就来，整理文档如鱼得水。更重要的是，工资发在自己手里，每月底他攥着票根，感叹“活得踏实”。

1964年，北京举行区人大代表选举。投票箱摆在礼堂中央，溥仪排队领到选票，上面印着他的名字。他写下候选人，再慎重折叠。那一瞬间，他脑海里闪过隆裕太后口授的退位诏书，又闪过关东军的刺刀。纸片落进箱子，“咚”一声清脆响，他暗暗说：“结束了，也开始了。”

可惜健康并没给他太多时间。1966年起，尿毒症折磨日重。次年10月17日凌晨，两点半，鼓楼医院病房灯光昏黄，他停止了呼吸，享年六十一岁。消息送至中南海，毛泽东沉默良久，只说：“历史翻到新页。”

溥仪后半生的轨迹，像是一条倒置的抛物线：最高点在三岁，最低点在战犯营，而真正的峰值，却是普通公民身份被认可的那一天。1962年的那顿家常饭，看似风轻云淡，却把一个末代皇帝与共和国最高领导人置于同一张桌边，象征意义无需赘言。或许正因如此，溥仪临终前才对护士说出那句简单却沉甸甸的话：“要是没有毛主席，我活不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