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杨登瀛百度百科》《中共情报保卫史》《陈赓传》及相关历史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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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秋天的南京城，镇反运动正在全面展开。大街小巷张贴着要求国民党人员主动登记的布告，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
在秦淮河畔的一条小巷里，一个摆烟摊的老人每天准时出摊，安静地做着生意。他头发花白，身形佝偻，看起来就是个普通的小商贩。
街坊邻居都知道他姓鲍，是个和善的广东老人。谁也不会想到，这个不起眼的老人，曾经在上海滩叱咤风云，在国民党中统担任要职。
更不会有人知道，他还有另一个深藏多年的秘密身份。几个公安人员走向烟摊，为首的一位出示证件。老人抬起头，眼神复杂。
他原本以为自己做过的那些事情，组织不会忘记，可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却让他跌入了前所未有的深渊。
【一】留学东瀛十年归
1893年，光绪十九年，广东省香山县的一户殷实人家迎来了一个男婴。这个孩子就是鲍君甫。鲍家在当地颇有些家底，父亲是个开明的商人，深知读书的重要性。
鲍君甫从小聪慧，读书用功。到了中学毕业的年纪，父亲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送儿子去日本留学。
那个年代，能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屈指可数，更何况是去日本这样的国家。
1910年前后，十几岁的鲍君甫踏上了前往日本的轮船。在东京，他先进入高等商业专科学校学习。
这所学校专门培养商业人才，课程设置涵盖经济、贸易、会计等多个领域。鲍君甫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很快就掌握了流利的日语。
在高等商专毕业后，鲍君甫没有立即回国，而是继续深造，考入了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
早稻田大学是日本私立大学中的翘楚，培养了无数政界、商界精英。在这里，鲍君甫不仅学到了更深入的知识，还接触到了各种新思想。
那个年代的早稻田大学，聚集着来自中国各地的留学生。大家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国内的局势，探讨救国的道路。
鲍君甫听到了各种各样的主张，有的人主张君主立宪，有的人提倡民主共和，还有的人开始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些思想的碰撞，在他心中埋下了种子。
在日本的十年时间里，鲍君甫不仅完成了学业，还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他在日本商行打工，学会了如何与日本人打交道。
他结识了一些日本政界、商界的人士，建立起了自己的人脉网络。这些经历，为他日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1919年，二十六岁的鲍君甫终于学成归国。此时的中国，正值五四运动爆发。
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让刚回国的鲍君甫热血沸腾。他积极参加游行示威，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抨击北洋政府的软弱无能。
回国后的鲍君甫选择在上海发展。凭借着留学背景和流利的日语，他很快在上海滩找到了立足之地。
他先是在日本三井商行工作，这是一家实力雄厚的日本企业，在中国有着广泛的业务。
在三井商行工作期间，鲍君甫接触到了上海滩的各色人物，既有洋行的外国老板，也有中国的买办商人。
工作之余，鲍君甫还给几家日本通讯社写稿。他利用自己对日本的了解，撰写关于中日关系、日本政局的文章。这些稿件给他带来了不菲的收入，也让他在上海的新闻界小有名气。
更重要的是，鲍君甫利用这些工作机会，在上海建立起了广泛的人脉关系。他认识了租界巡捕房的洋人警官，和法租界的兰普逊探长关系不错。
他也认识了上海滩的帮会人物，青帮、洪帮的一些头面人物都跟他有过交往。在上海这个鱼龙混杂的地方，人脉就是资本，而鲍君甫深谙此道。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这场反帝爱国运动震动全国，上海作为运动的发源地，更是波澜壮阔。
鲍君甫再次投身其中，参加罢工游行，支援工人运动。在这个过程中，他结识了许多进步人士，其中就包括一些共产党员。
五卅运动期间，鲍君甫经常去位于四川路虬江路口的一家书店买书。这家书店表面上卖书，实际上是共产党员的活动据点。
在这里，鲍君甫买到了《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也认识了一些共产党员。
虽然那时候的鲍君甫还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但他对共产党的印象不错，觉得这些人有理想、有抱负，不像国民党那些官僚一样腐败堕落。
1925年到1926年间，鲍君甫在上海的社交圈越来越广。他和上海大学的一些进步教授有来往，和租界工部局的官员也保持着联系。
他既出入洋行的高级宴会，也去工人的罢工现场。这种跨越不同阶层的社交能力，让他在上海滩如鱼得水。
【二】改名换姓入国民党
1926年底，鲍君甫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他要加入国民党。不过，他没有用自己的本名，而是对外改名为杨登瀛。这个新名字，将伴随他走过接下来最惊心动魄的岁月。
当时的国民党正处于改组之后的上升期。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进行了大规模改组，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
许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形成了国共合作的局面。鲍君甫以杨登瀛的名字加入国民党，也是顺应了这个时代潮流。
加入国民党后，杨登瀛积极参加国民党左派的活动。他参加各种讨论会，发表演说，宣传国民革命的主张。凭借着留学日本的背景和出色的口才，他很快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崭露头角。
那时候的杨登瀛住在上海大学附近的江湾路。上海大学是一所进步学校，瞿秋白、恽代英等共产党员都在这里任教。
住在附近的杨登瀛经常去上海大学听讲座，和那里的师生交流思想。通过这些交往，他对共产主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1926年春天的一天，一个朋友告诉杨登瀛，有个年轻人想跟他学日语。这个年轻人叫陈养山，是共产党员。
陈养山当时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上海交通局工作，负责向各地转运广州的进步书报、杂志。
杨登瀛欣然同意。很快，陈养山就搬进了他在江湾路的住所，开始学习日语。两个人年纪相仿，又都是进步青年，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陈养山经常给杨登瀛送来《中国青年》《语丝》《向导》等进步刊物。他们一起讨论这些刊物上的文章，分析时局的发展。
杨登瀛有时也帮陈养山去邮局领取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寄来的进步刊物，还帮他在公共租界找到了一处安全的收信地点。
通过陈养山，杨登瀛认识了更多的共产党员。有上海大学的教授，也有在工人运动中活跃的年轻人。
这些共产党员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理想坚定，不畏艰险，为了革命事业可以牺牲一切。相比之下，国民党内的一些人物显得庸俗而自私。
1927年，时局发生了剧变。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开始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一夜之间，上海滩血流成河。许多杨登瀛认识的进步人士被抓捕、被杀害，整个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杨登瀛对蒋介石的这种背叛行为极为愤慨。他公开批评蒋介石"独裁""背叛革命"，在国民党内部的会议上发表激烈言论。
这些言论很快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没过多久，杨登瀛就被抓了起来。
在看守所里，杨登瀛遭受了严刑拷打。审讯人员逼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和哪些共产党员有联系。
杨登瀛咬紧牙关，拒不招供。他知道，一旦供出陈养山等人的名字，这些朋友就会有生命危险。
就在杨登瀛即将被处决的时候，一个人救了他。这个人叫张道藩，是杨登瀛的旧友，在国民党内有一定地位。张道藩出面保释，杨登瀛这才捡回一条命。
出狱后的杨登瀛蛰居在家，不敢再参与政治活动。但这段经历，让他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彻底失望。他开始思考，究竟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救中国。
1927年底，国共彻底分裂。许多共产党员转入地下，开始秘密活动。杨登瀛和陈养山失去了公开联系，但他一直牵挂着这位朋友的安危。
就在这时，杨登瀛的另一位朋友找到了他。这个人叫杨剑虹，是广东同乡，也是上海青帮的高层人物。杨剑虹在日本商行混过，两人早就认识，关系不错。
杨剑虹告诉杨登瀛，南京的国民党高层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准备成立一个新的机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专门负责情报工作和镇压共产党。
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中统"的前身。陈立夫任命杨剑虹为中统采访股总干事，负责在上海筹建特务机构。
杨剑虹力邀杨登瀛加入。他看中的是杨登瀛的人脉关系——既认识租界的洋人，又熟悉上海的帮会，还在日本商界有关系。这样的人才，正是特务机关需要的。
杨登瀛犹豫了。他知道这个调查科是干什么的——抓捕共产党，镇压革命。如果加入，就等于站在了共产党的对立面。
可他也清楚，在当时的形势下，如果拒绝杨剑虹的邀请，很可能会引起怀疑，甚至再次被抓。
思量再三，杨登瀛还是答应了。他成为杨剑虹的副手，正式进入国民党中统系统。表面上，他是中统的特务；但在内心深处，他对共产党的同情从未改变。
【三】一个惊天的决定
1928年3月的一个深夜，杨登瀛的家门突然被敲响。开门一看，竟然是陈养山。
陈养山满脸风尘，神色疲惫。原来，他刚刚参加浙江的武装起义失败，辗转逃到上海，一时无处安身。
陈养山知道杨登瀛现在在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工作，但他相信这位朋友不会出卖自己。
杨登瀛二话不说，把陈养山安置在家里的阁楼上。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决定——如果被发现窝藏共产党员，他不仅会丢掉工作，还会有生命危险。
但杨登瀛顾不了那么多，朋友有难，他不能袖手旁观。
陈养山在杨登瀛家里住了下来。两个老朋友有了充足的时间交谈。陈养山向他详细介绍了共产党的主张，讲述了革命的艰难历程，也谈到了当前严峻的形势。
杨登瀛听着，心里百感交集。他问陈养山："我现在在国民党的调查科工作，每天干的就是对付你们共产党的事。可我心里总觉得不对劲，总觉得自己在做错事。我该怎么办？"
陈养山沉默了片刻，说了一句话："如果你真心想帮助革命，其实你现在的位置反而更有用。"
这句话让杨登瀛一愣。陈养山继续说："你在敌人内部工作，可以获取很多重要情报。如果你愿意把这些情报提供给我们，就能帮助很多同志逃脱敌人的魔爪，能挽救很多人的生命。"
杨登瀛陷入了沉思。他明白陈养山话里的意思——让他当双重间谍，表面上为国民党工作，暗地里为共产党提供情报。
这是一条极其危险的道路，稍有不慎就会万劫不复。但同时，这也是一条有意义的道路，可以真正为革命事业做出贡献。
经过一夜的思考，杨登瀛做出了决定。第二天早上，他对陈养山说："我愿意试试。不过这件事该怎么做，我需要组织上的指示。"
陈养山点点头，说他会向上级汇报。几天后，陈养山搬离了杨登瀛的住所，以免引起怀疑。
陈养山向中央特科的负责人周恩来汇报了杨登瀛的情况。当时，中央特科刚在1928年4月设立了情报科（特二科），陈赓担任科长。周恩来听完汇报后，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杨登瀛在国民党调查科担任要职，如果能把他发展为我方人员，就等于在敌人心脏里安插了一枚钉子。这对于获取敌人的情报，保护我方人员的安全，都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周恩来决定派陈赓与杨登瀛见面，亲自考察这个人是否可靠。
1928年5月的一个下午，上海霞飞路的一家咖啡馆里，杨登瀛第一次见到了陈赓。
陈赓比他年轻几岁，穿着西装，戴着眼镜，看起来像个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完全看不出是做情报工作的。
两人坐在靠窗的位置。陈赓开门见山："陈养山已经向组织汇报了你的情况。我今天来，就是想确认一下，你是不是真心愿意为革命工作。"
杨登瀛认真地说："我在日本留学十年，看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回国后又亲眼目睹了国民党的腐败堕落。我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真正救中国。虽然我现在在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工作，但如果能为革命做点事情，我愿意冒这个险。"
陈赓仔细观察着杨登瀛的表情，判断他话语的真伪。经过长时间的交谈，陈赓确信杨登瀛是真心想为革命工作。
他说："好，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的同志了。不过，你要明白，这条路很危险，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
杨登瀛点点头："我明白。"
陈赓接着说："我们需要你继续在国民党的调查科工作，而且要做出成绩来，取得他们的信任。只有这样，你才能接触到更多的机密情报。为了配合你的工作，我们会定期提供一些不太重要的情报给你，让你能在国民党那边交差。"
杨登瀛说："我需要一些条件来维持我的身份。在上海这种地方，没有一定的排场，很难取得别人的信任。"
陈赓问："你需要什么？"
杨登瀛说："第一，每个月需要一笔活动经费，用来应酬那些国民党的官员和租界的洋人。第二，最好能给我配一辆汽车，这样我出入各种场合会更方便，也更有身份。第三，希望能派个可靠的人做我的助手，平时可以帮我处理一些事情，关键时候也能保护我的安全。"
陈赓想了想，说："你的要求合理，我会向上级汇报。"
几天后，陈赓再次与杨登瀛见面，告诉他组织已经同意了他的要求。中央特科将每月提供活动经费，还会用特科的经费为他购买一辆汽车。
组织还决定派两个人协助他工作——一个叫连德生，是从苏联接受过特工培训的地下党员，将担任他的保镖和助手；另一个是女地下党员张红惠，化名安娥，将担任他的秘书。
陈赓特别交代："在地下党内部，我们仍然称呼你的本名鲍君甫。但在社会上，所有人都只知道杨登瀛这个名字。两个名字对应同一个人，但绝对不能让外界知道这个秘密。"
鲍君甫点点头。他明白，从这一刻起，他将过上双重人生。白天，他是国民党中统的特派员杨登瀛，负责抓捕共产党；
晚上，他是中共中央特科的情报人员鲍君甫，负责保护共产党。这两个身份不能有丝毫混淆，否则就是灭顶之灾。
为了掩护鲍君甫的身份，中央特科精心策划了几次"破案"行动。他们故意透露一些已经转移的活动据点，让鲍君甫带人去"破获"。
虽然抓不到人，但能搜到一些过期的宣传材料和文件，这就算是鲍君甫的"战果"。
有时候，特科还会安排一些"进步青年"故意被鲍君甫"抓获"。
这些人都是事先安排好的，他们甘愿被关押几天，以此来成全鲍君甫的"业绩"。等风声过去，鲍君甫就会找理由把他们释放。
这些"战果"让鲍君甫在国民党调查科的地位迅速上升。杨剑虹对他赞赏有加，陈立夫也开始注意到这个能干的下属。
1929年7月，一个突发事件改变了鲍君甫的命运。杨剑虹因为青帮内部的权力斗争，在冲突中自杀身亡。这个消息传来，整个上海滩都震动了。
杨剑虹的死，给中统驻上海的机构造成了巨大的空缺。谁来接替他的位置？中统局长徐恩曾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任命杨登瀛为上海区特派员。这个决定得到了陈立夫的批准。
陈立夫亲自到上海，在一个隆重的仪式上，把蒋介石签署的委任状授给杨登瀛。
委任状上写着："特派杨登瀛在沪协助办理重要案件并处理之。此令。"这意味着杨登瀛获得了极大的权力，可以独立处理上海的重要案件，不必事事请示。
与此同时，法租界巡捕房也聘请杨登瀛担任顾问兼探长。他经常陪同兰普逊等外籍巡捕头子乘车外出办案，头戴英国礼帽，身穿黑呢绒大衣，腰挎手枪，成为上海滩上呼风唤雨的人物。
鲍君甫的地位越高，他能获取的情报就越重要。可与此同时，危险也在悄悄逼近。1930年夏天的某一天，鲍君甫独自来到南京。
他去拜访了陈立夫和徐恩曾，送上重礼以巩固关系。他还托朋友在南京租了一幢洋楼，在银行存了一笔钱，甚至为自己预购了一块墓地。
这一切安排，都是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回到上海后，鲍君甫继续他的双重生活，一边为国民党卖命，一边为共产党提供情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