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朱德夫妻俩重上井冈山，康克清找到当地书记：王泉媛在哪？

1935年5月的金沙江边，暮色刚落，一位剪着短发的姑娘把一把小手枪塞进队长手里，那姑娘叫王泉媛。她说不出太多体己话，只咬着牙提醒对方别忘了“遵义的鞋子”。这一别，竟拉开了长达四十七年的空白。

部队转战川南后，王泉媛被调到扩红队，当时队长正是王首道。近在咫尺的朝夕相处，让两颗年轻心悄悄靠近。婚礼极简，两张被单、一块门板就算新房。翌日天刚亮，二人各自带队分开，约定胜利后再聚。

半年不到，形势丕变。1936年10月，西路军奉命西征，王泉媛被任命为抗日妇女先锋团团长。妇女团一千三百名女兵里，年纪最大的不过二十五岁。大漠风沙扑面，姑娘们却把头发剪到一寸长，只留下一句“男装好跑”。

河西走廊遭遇马步芳主力，炮火三昼夜，弹药告罄，只剩石头和刺刀。五百多名女兵倒在祁连山口，血迹一直延伸到雪线。最后关头，王泉媛带着残部撤进深山，十多次突围未果，被俘。

“给团长当妾！”敌人肆意羞辱，她五次逃跑，五次被拖回，浑身皮开肉绽。到1938年初，她趁夜色钻出营房，翻山越岭跑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身上唯一能证明身份的东西，就是那把枪。办事处的人摇头：没有介绍信，谁敢接收？门再度合上，寒风如刀。

她只得沿着黄河东返江西，沿路乞讨。途中遇到万玲，匆匆结伴成婚，不过几个月男人跑了。1942年，她终于踩进吉安老家门槛，借住舅舅屋檐下，自此改口叫自己刘高华的妻子，再没提过红军往事。

岁月很快翻至建国。江西地方政府组织复查老游击队员名单，多次张贴告示，王泉媛却躲在灶屋后面择菜。她说：“报过名又怎样，没人认得我。”一句话便把当年的苦水堵回喉咙。

1962年3月，朱德、康克清回井冈山。那天细雨绵绵，山头薄雾没散，朱德站在红军烈士碑前沉默许久。离开烈士陵园后，康克清忽然停下脚步，低声说：“泉媛呢？她没在名单里啊。”随行的吉安县委书记愣了半秒，回答说从未听过此人。

当天夜里，县里调档、翻旧册，才在一页发黄的花名册角落发现“王泉媛”三个小字，后面批注“下落不明”。两天后，县民政干事在禾市集镇找到一个帮人缝衣服的老妇，正是她。老人背有点驼，看到康克清的那一瞬，手上的针线掉进泥水里，她猛地抱住对方，眼泪像断了线。

屋角里点着煤油灯，她讲起祁连山、兰州、逃亡、乞讨，讲到那把枪早已典当，又讲到自己无法生育，借口“身体不好”领养了七个孤儿。康克清一句“不能再让她埋没下去”拍板，把她安排到禾市敬老院做院长。许多老人记得，这位院长走路带风，吆喝送饭声洪亮得像打冲锋号。

时间推到1982年盛夏，全国妇联来信邀请这位老红军赴京参加座谈。那年北京热浪翻滚，招待所里忽然出现一位身着灰布旗袍的老人，她轻轻对服务员说：“麻烦帮我找康主席作个证明。”消息传到顾问委员会常委王首道耳里，他当晚赶来，门刚推开，两双本该熟悉却又陌生的眼睛撞在一起，谁也没先开口。

“泉媛同志，你好吗？”王首道的喉咙像塞了棉絮。老人家颤巍巍握住他的手，只挤出一个“好”字。她还是那个习惯用短句的人。随后的交谈揭开尘封四十七年的误会：一方听说妻子殉难，于是再婚；另一方被人诬蔑“不想回党”，于是自觉沉沦。他们对视，眼里写满了宿命的岔路。

康克清、王首道联名作证，中央组织部复核后，1989年，王泉媛党籍及“老红军”身份正式恢复。批复到手那天，她先是怔住，随后把文件贴在胸口，连说三遍“我没丢队伍”。

1994年，中央电视台军事部请她重返河西走廊，拍摄长征纪念片。飞机落地张掖，她扶着舷梯，望向远处的祁连雪峰，泪水止不住。向导悄声劝她歇息，她摆手：“我得和姐妹们说话。”她跪在山口乱石堆前，声嘶力竭：姐妹们，泉媛来看你们来了！

返京途中，她绕到百货大楼，挑了双黑布鞋。见到王首道后，老人把鞋递过去，两人相视点头。没人提“遵义”二字，目光里却全是那座城的影子。

1996年9月24日，王首道病逝。噩耗传来，王泉媛抱着那双鞋呆坐一整夜。第二年，王首道的女儿王维滨远赴泰和，把父亲留下的补品和棉衣送到她手里，称呼她“妈妈”，院子里的桂花香了一整季。

2009年4月5日凌晨，96岁的王泉媛在泰和县医院安静离世。病房窗外，春雨敲打青瓦，她留下的遗物不多——一张老照片、一把锈迹斑驳的驳壳枪、还有那双黑布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