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张治中回忆录》《中华民国史》《国共和谈史料》《黄埔军校史料》《北平和谈档案》等权威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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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1日，南京和谈代表团乘坐中央航空公司"空中行宫"号专机从南京飞抵北平南苑机场。
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率领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等一行20余人，下榻六国饭店，准备进行国共双方最后一次和平谈判。
这次任命令许多人感到困惑。张治中在国民党内素有"红色将军"之称，他与共产党的密切关系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早在1938年担任湖南省主席期间，张治中就公开与中共代表徐特立保持友好关系，周恩来、叶剑英也常去长沙。
当时有人向张治中建议排挤政治部第三厅中的共产党人和左翼文化人士，但张治中不仅没有照做，反而在政治部内设立文化工作委员会，安置郭沫若、沈雁冰、阳翰笙、老舍、田汉等知名人士。
从1941年皖南事变后开始，张治中就多次代表国民党与中共进行谈判。
1942年7至8月，蒋介石两次约见周恩来后，指定张治中和刘斐为代表同中共谈判，这次谈判持续了八个月。
1944年5月至10月，张治中和王世杰代表国民党，同中共代表林伯渠先后在重庆、西安进行谈判。
1945年，他更是三次飞赴延安，亲自接送伟人来重庆进行谈判，被称为"三到延安"的朋友。
张治中的政治立场在国民党内引起过激烈争论。
1946年，在讨论军队整编问题时，张治中曾对蒋介石直言，中共从48个师降到20个师已经是很大让步，应该接受。
他还特别指出："国军整编后缩成50个师，仅指陆军，此外还有海军、空军，陆军中还有其他兵种如宪兵、工兵、炮兵等，中共是没有的，我军始终占极大优势。"
这番话让蒋介石大怒，两人争得面红耳赤，蒋介石甚至在美国特使马歇尔进来时气愤地说"我正在和共产党的代表谈判"。
蒋介石对张治中的这种倾向心知肚明。早在1943年，郭寄峤、上官业佑等人就向中央举报张治中在新疆任用中共人员，认为张治中为"中国共产党长期之间谍"。
蒋介石也曾密谕他人注意张治中的行动。在新疆期间，张治中所任用的重要人员大多是中共党员，如任命屈武为迪化市市长，刘孟纯为新疆省政府秘书长。
国民党内很多人对张治中的做法不满。1941年皖南事变后，张治中向何应钦陈述意见，认为"对共产党问题，应有冷静之考虑，慎重之措施"。
在国民党研究皖南事变善后处理办法的会议上，他因反对撤销新四军番号激怒白崇禧，白崇禧质问他："你身为政治部长，如何能说此种话！"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为了表示诚意，张治中将自己在重庆的住所桂园腾出来，供伟人一行居住，并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
谈判结束后，当有人建议让伟人单独回延安时，张治中立即表示："既然我负责把伟人接来了，我当然会把伟人安全地护送回去。"
他亲自陪同伟人飞返延安。这种种举动，都让国民党内的反共人士对张治中产生强烈质疑。
然而，面对党内的这些质疑和反对声音，蒋介石却始终没有撤换张治中，反而在关键时刻继续重用他。
1949年3月，当和谈代表团需要首席代表时，何应钦力主由邵力子担任，但最终还是确定由张治中担任首席代表。
这个看似矛盾的决定背后，隐藏着蒋介石深层的政治考量和复杂的个人情感，当张治中带着蒋介石的重托踏上北平和谈征程时，一段延续25年的特殊政治关系即将迎来最后的考验……
【一】保定同窗的渊源与黄埔初识
要理解蒋介石重用张治中的原因，需要从两人的初识谈起。
张治中1890年10月27日出生于安徽巢县洪家疃一个贫苦农家。
父亲张兆骧是个耕读之家的农民，家境贫寒。张治中幼时承受七年私塾教育，虽然1903年应试不中，却奠定了深厚的国学根基。
1909年，19岁的张治中为了生计远赴扬州任警察，取字"警魄"，同年与指腹为婚的同村洪氏女希厚结婚，夫妻相守六十载，育有二子四女。
1911年辛亥革命的炮火点燃了张治中从军报国的志向。
21岁的张治中毅然辞去警察工作，到上海报名参加学生军，后改编为陆军部入伍生团第一营。
1912年秋，他进入武昌陆军预备学校学习，在这里度过了两年的军事基础教育时光。
1914年8月，张治中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学习，与白崇禧、何键、夏威、叶琪等人成为同期同学。
保定军校素有"军官摇篮"之称，校风严谨，学业繁重。张治中在校期间勤奋学习，不仅掌握了扎实的军事理论知识，还培养了严谨的军人作风。
他特别注重学习军事地理、战术学、兵器学等课程，为日后的军事生涯打下了坚实基础。
1916年8月毕业后，张治中被分发到安武军倪嗣冲部担任见习军官。
倪嗣冲的安武军是典型的军阀部队，腐败堕落，军纪败坏。张治中亲眼目睹了军阀部队的种种弊端，深感不满。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为了使自己不致被拖下水，不致被淹没在腐败与不义的命运中，我决心离开这腐败的烂队伍。"
1917年夏，张治中毅然离开安武军南下广东，参加护法运动，历任驻粤滇军第四师第八旅旅部警卫队队长、征闽滇军第四师第八旅司令部参谋等职。
在广东期间，他接触到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
1918年5月，张治中所在的滇军在潮州被桂军刘志陆部包围缴械，他被遣送至上海。
这次挫败让张治中深感军阀混战的残酷，也更加坚定了他寻求正确道路的决心。
此后，他应保定军校同学罗天骨之邀到川军第五师任少校参谋。
1920年，川军第五师改编为第三独立旅，张治中任参谋长。
1921年春，该旅吕镇华团长在宣汉叛变，张治中险遭杀害。
在这次危机中，他展现出过人的机智和胆识，扮作伤兵趁乱逃脱，步行数百里返回巢县老家休养。
这段经历让张治中对军阀混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让他更加渴望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
1922年秋，为了提高自身文化水平，张治中进入国共两党合办的上海大学学习，主要学习俄文，同时在文生氏高等英语学校补习英文。
上海大学是当时进步思想的重要阵地，张治中在这里接受到马克思主义等进步思想的熏陶，政治觉悟有了进一步提高。
他在回忆中说："在上海大学期间，我接受到一些进步思想的影响，这对我后来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
1923年初，应友人邀请，张治中再次南下广东，任靖国桂军总司令部参谋等职。
后来他到虎门帮助成立桂军军官学校，并担任大队长，主持校务工作。
这是张治中第一次从事军事教育工作，他发现自己在教育方面颇有天赋，能够将复杂的军事理论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授给学员。
1924年初，张治中在广州初识蒋介石。当时，张治中正在建国桂军军官学校任大队长，负责学员训练和教育工作。
虽然是第一次从事军校工作，但几个月下来，他就将学员训练得军容整齐、精神抖擞，令桂军军官刮目相看。
蒋介石通过保定军校同学了解到张治中"善于用兵，勇于作战，是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同时在黄埔军校召开的各种军事训练会议上，张治中也积极参加，献计献策，初步得到蒋介石的赏识。
1924年7月，张治中被校长蒋介石任命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但当时他在桂军军校工作脱不开身，直到1925年初才正式到黄埔军校工作。
这个任命标志着张治中与黄埔军校的首次联系，也开启了他与蒋介石长达25年合作关系的序幕。
【二】黄埔时期的表现与周恩来的友谊
1925年1月，张治中被蒋介石正式任命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总队上校副总队长，兼任第二营营长，正式到黄埔军校工作。
当时一般人进黄埔能定上尉就不错了，陈诚当时也不过是少校，张治中却直接被定为上校，足见蒋介石的器重。
在黄埔军校期间，张治中与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张治中刚到黄埔军校后，虽然工作环境比较生疏，但很多上司、部下都比较熟悉。
一天早上，张治中对入伍生训话后，发现队伍旁边站着一名军姿穿戴整齐、两脚始终并拢站立的军官，一看就觉得此人气宇非凡。
解散队伍后，张治中大步走了过去，同时这位军官也健步走了过来举手敬礼。
"您好，我是周恩来。"这位军官主动自我介绍道。
张治中一听到这个名字，高兴地回答："久闻大名，我一到学校就想去拜会，向您讨教政治工作的经验。"
这次相遇开启了两人长达数十年的友谊。周恩来当时年仅27岁，但已经是经验丰富的政治工作者。
他的学识、人格魅力和政治智慧深深感染了张治中。两人经常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交流工作经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在周恩来等人的影响下，张治中的思想逐渐左倾，言论激烈，被"孙文主义学会"的人视作"赤色分子"。
到1925年夏，他的"言论和态度，都被右派所看不惯"，被右派视为"红色教官""红色团长"。
甚至有人把与张治中关系密切的邓演达、恽代英、高语罕称为"黄埔四凶"。
蒋介石也对此有所察觉，曾经怀疑他是共产党员。
基于对周恩来的钦佩和对共产党理想的认同，张治中曾向周恩来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
但因为国共合作期间有明文规定，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因此未能如愿。
周恩来对张治中说："中共当然欢迎你入党，不过你的目标比较大，此时恐有不便，不如稍待适当时机为宜。但中共保证，今后一定暗中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这番话意味深长，为张治中日后的政治道路埋下了伏笔。
虽然没能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张治中一生坚守"不对共产党放一枪一弹"的承诺。
在漫长的国共争雄中，张治中从未与我军作战，也从未说过我党的坏话。
这种坚持在当时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中是极为罕见的。
1925年2月，国民革命军东征陈炯明，张治中担任东征军总部上校参谋，替作战献策，表现出色。
东征胜利后，以黄埔军校军官毕业生为核心组建国民革命军第二师，师长蒋介石，张治中任该师参谋长兼广州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得到蒋介石器重。
1926年1月，张治中任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第三团团长，中国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党部执行委员。
后来，他辞去八项兼职，专任黄埔军校步兵科军官团团长，开始真正受到蒋介石的信任与重用。
同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张治中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官长，兼任总司令部特别党部执行委员，受蒋委托负责总司令部机构运行。
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张治中任武汉方面总司令部学兵团团长，期间兼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训练部主任、学员总队总队长，后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教育长。
汪精卫到达武汉后，设立武汉国民政府并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张治中仍任教育长，负责军校日常工作。
1927年1月，张治中参加武汉国民政府第一次会议，并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校务整理委员会主席。
其间他应蒋介石邀请赴南昌会晤，彻夜畅谈交流对武汉政局看法，三天后返回武汉，为蒋介石掌握武汉方面政局情势提供了重要信息。这次会晤充分体现了蒋介石对张治中的信任。
宁汉对峙后，张治中转向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
1927年4月，他在武昌向武汉中央政治分会辞去学兵团团长及武汉分校教育长职务。
四一二事件后，张治中从武汉到南京，协助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军事训练处。
8月13日蒋介石下野后，张治中也随之失势辞职，1927年底出国考察。
在德国期间，张治中入德文专修学校补习德文，三个月后就能够简单会话和使用日常德文写信。
他还赴德国莱比锡、汉堡等大城市参观学习，开阔了国际视野。在德国学习参观不到五个月，就接到蒋介石来函来电催促回国，可见蒋介石对他的重视。
【三】十年教育长生涯的忠诚表现
随着蒋介石在1927年底重回国民政府权力核心，1928年中考察回国的张治中也重新复出。
起先他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厅长，8月国民政府改制，军政厅改为军政部后免职。
1928年10月，张治中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少将主任。
1929年2月7日，张治中被委派为中国国民党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党部监察委员、常务委员。
同年5月21日，他接替何应钦担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受蒋委托主持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日常工作，这一任职就是整整10年，直到1937年4月。
在担任教育长期间，张治中对蒋介石推崇备至，几乎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
他著有《校长蒋先生之人格与修养》，被军事委员会颁令为军校学员必修课本。
在这本小册子中，张治中详细阐述了蒋介石的"伟大人格"和"高尚品德"，用极其崇敬的语言描述蒋介石的各种"优秀品质"。
张治中率先仿效蒋介石穿着褐色大披风，在军校内形成了一种风气。
他还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率先施行蒋介石到会时，执星官高呼"委员长到"、全体起身立正礼的仪式。
这个仪式后来风靡各军事机关，成为当时崇拜蒋介石的典型表现，张治中因此更受蒋介石赏识和信任。
在这十年教育长生涯中，张治中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教育事业上，使中央军校由无到有，由小到大，成为一个具有现代设备和人才济济的教育机构。
他制定了完善的教学计划，聘请了优秀的教官，建立了严格的管理制度。
在他的主持下，中央军校不仅为国民党培养了大批指挥军官，客观上也为共产党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军事指挥人才。
这10年中，张治中虽然五次带兵上战场，但从未与共产党军队交手。
1928年冯玉祥反蒋时，他任武汉行营主任；中原大战时，任教导第二师师长；1933年闽变时，任第四路军指挥官平叛。
与其他国民党将领不同的是，每次战事完结后，张治中都会主动交出兵权，回到军校继续从事教育工作。这种行为在当时军阀割据、人人争权夺利的环境下显得格外难得。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时，由于中央军在上海没有部队，张治中主动向蒋介石建言："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抗战支援十九路军，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
蒋介石当即同意，命令由首都警卫军87、88师和教导总队组成第五军，以张治中为军长，增援19路军抗战。
启程的前一天，蒋介石与张治中谈话，告诫他到达上海后，一定不能和十九路军搞摩擦，不要以中央军自居，一切要听十九路军蔡廷锴和蒋光鼐的命令，不能擅自做主。
张治中严格按照蒋介石的指示执行，与十九路军密切配合，共同抗击日军。
中日签署停战协定后，张治中立即投入京沪防守的计划工作。1936年，他正式出任京沪警备司令。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张治中多次向宋美龄、何应钦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体现了他一贯的和平主张和对蒋介石的忠诚。
在那个关键时刻，很多人都避之不及，但张治中却主动站出来，为营救蒋介石奔走呼号。
【四】抗战时期的特殊地位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8月13日，日军进犯上海，引发淞沪会战。
张治中作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指挥中央军精锐部队率先对日军发起攻击。
他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详细汇报了战况："本军按预定部署全部开始总攻击，最初目的原求遇隙突入，不在攻坚，但因每一通路，皆为敌军坚固障碍物阻塞，并以战车为活动堡垒，终至不得不对各点目标施行强攻。"
虽然张治中指挥作战非常英勇，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加上战术运用不当，中央军精锐部队伤亡惨重，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蒋介石对张治中的表现十分不满，甚至在日记中写道"撤张文白"，后来以朱绍良代替张治中。
国军被迫从前线后撤后，张治中改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
1938年，张治中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在湖南任内，他恢复了与中共隔绝十年的友谊关系，积极维护与中共的合作。
当时徐特立是中共派驻湖南的代表，周恩来、叶剑英也常去长沙，张治中与中共人员融洽相处。
他曾说："即有小事故，我们也能开诚布公"，体现了他对国共合作的真诚态度。
1938年11月，日军进犯湖南一带。蒋介石下达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的命令，张治中召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省保安处长徐权会商，指定警备司令部筹备，保安处协助进行。
11月13日凌晨2时许，南门外伤兵医院不慎失火，警备第二团官兵误以为行动开始，立即用煤油和木材点燃了焚城大火，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张治中因长沙大火事件引咎辞职，但蒋介石并没有严厉处罚他，而是让他继续负责善后工作。
这个处理方式体现了蒋介石对张治中的特殊信任，即使在他犯错误的情况下，仍然愿意给他改过的机会。
1939年2月初，张治中因长沙大火事件辞去湖南省主席一职，随国民政府要员迁到重庆。
一天，蒋介石请张治中吃饭，饭后征求他的意见，询问他愿意担任中央党部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还是侍从室主任。
张治中毫不犹豫地回答："训练委员会要多讲话的，我现在不方便讲话，我愿意到侍从室去服务。"蒋介石听后非常高兴，随即下达了张治中的任职命令。
1939年3月16日，张治中正式出任国民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
当时侍从室有3个处：第一处主管军事，主任张治中；第二处主管党政，主任陈布雷；第三处主管人事，主任陈立夫。
张治中在侍从室负责军事机要，对内联系军委会各部委，对外联系各战区，各个地方的重要电文都要经过他，位置极为重要，由此也可看出蒋介石对他的器重。
张治中在侍从室工作认真负责，事事为蒋介石排忧解难。
抗战时期，日本侵略军为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对重庆实施狂轰滥炸。
从1938年春至1943年秋，日军共出动近万架次飞机，实施轰炸218次，投弹11500枚以上。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部迁到重庆西郊的三圣宫办公，张治中因三圣宫距家较远，就经常在此居住。
张治中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从一个细节可以看出：抗战时期蒋介石曾一度兼任四川省主席，张治中与陈布雷都认为不妥，向其条陈利弊。
蒋介石虽然没有立即接受，但当张治中、陈布雷要"同盟罢工"时，蒋介石最终被迫辞去了四川省主席职务。
更令人费解的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正是张治中开始代表国民党与中共进行谈判，而蒋介石竟然放心地把这样重要的任务交给这个"问题人物"。
1943年春，周恩来代表中共向国民党提出四点意见，包括党的问题、军队问题、陕北边区问题和中共军队作战区域问题。
张治中认为可以接受并报告了蒋介石。
蒋介石对中共提出的意见未置可否，却让张治中邀请伟人到重庆面谈，并亲自写了一封致伟人的信交给张治中转达。
这封信后来通过林彪带到了延安，为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重庆谈判埋下了伏笔。
更让人不解的是，当1946年国共军事整编谈判陷入僵局时，张治中竟然公开为中共辩护，甚至与蒋介石发生激烈争吵。
面对美国特使马歇尔的询问，蒋介石气急败坏地说自己在"和共产党的代表谈判"。
按照常理，这样的表现足以让张治中失去蒋介石的信任，但令人意外的是，蒋介石不仅没有撤换他，反而在1949年最关键的时刻，还是选择让张治中担任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
当张治中接到这个任命时，他心里清楚这将是一场注定失败的谈判，但蒋介石为何还要让他去承担这个重任，背后隐藏的三个关键原因即将揭开神秘面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