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王近山病逝，邓小平看过讣告上的军级之后，坦言：确实不合适

1955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红墙内灯火辉煌。授衔典礼接近尾声，一位个子不高、步履生风的“王疯子”掂了掂肩章，半开玩笑地说了句：“要不是那年差点掉进河里，这颗星还不知往哪儿挂。”典礼后的茶歇上，邓小平拍拍他的肩膀：“慢慢来，日子长着呢。”谁也没想到，二十三年之后，伴随一份讣告，两人最后一次“并肩作战”。

1978年5月10日清晨，南京军区总医院病房外，护士来回奔跑，窗台花瓶里的康乃馨垂下了头。五点二十分，部队报话机先响起，随后电话铃声此起彼伏：王近山走了，终年六十三岁。下午，副司令员萧永银着手撰写讣告，落笔写下“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写完却放下笔长叹——这几个字，怎么看都别扭。

萧永银翻了翻王近山的档案：红军时期就任营长，三年游击，五年长征；抗日时霹雳一击切断平汉铁路；解放战争里，他那股“抡着刺刀往城墙上蹿”的狠劲让敌军闻风丧胆。资料堆成小山，职务却停在了“副参谋长”。萧永银心里咯噔一下：“不成，得向上反映。”他立即通过作战值班室，把情况报到总参谋部。

电报一路北上，很快递到中南海。邓小平看完讣告稿，眉头紧锁。他打开抽屉，翻出一份1948年7月襄阳战役的电文，最下方是自己留的批示：“此役，多亏王近山部，速给补给，人活马旺。”如今再读，恍若昨日。邓小平放下电文，拿起铅笔，在“副参谋长”上横划一线，写下“顾问”二字，随后对身边工作人员轻声道：“这个军级，确实不合适。”

电文送回东南，南京军区机关一片静默。很多年轻参谋并未见过王近山，只听过“王疯子”传说：大杨湖战术翻盘、夜袭云岭火车站、七分钟夺取襄阳东门。老人们则清楚，邓小平为什么改字——那不仅是职位，更是对一名悍将几十年征尘的交代。

时间拨回1946年8月28日，华中稻浪翻滚，蝉鸣刺耳。大杨湖外线，敌军依托水网工事，野战电话线被炮火绞成麻花，指挥极其困难。邓小平沉吟片刻，压低嗓子告诉王近山：“要是能咬住就咬，咬不住立刻撤，别硬顶。”王近山把马鞭往地上一戳：“明白，能打就不撤。”夜幕降临，他命令尖刀连涉水绕侧翼，自己则站在小船头，用猎枪一声枪响示意总攻。清晨，湖面雾气还没散，王近山已经抄起敌军电台汇报战果。那一仗三小时决胜，震动整条中原战线，也让“王疯子”名声飞扬。

抗日战争中，同样的狠劲体现在湘西雪峰山。一支日军情报分队刚过山口就被包饺子。缴获的公文袋里，有日方对豫鄂皖地区的“扫荡计划”。毛主席批示：“王近山立大功。”从此，王近山在延安窑洞里说话，连警卫员都竖耳倾听。

然而急脾气也带来麻烦。1964年，因为家务矛盾，他执意离婚。军代表多番调解未果，他愤而写下离婚报告。此事撞上特殊年代，被当作“作风问题”处理，王近山被下放河南息县农场。队里知青回忆：“老王干活不要工分，抡镰刀刈麦子，快得像打仗。”那阵子，部队老同志纷纷给中央写信。许世友更是在1969年九大期间，当面向毛主席提起“那个会打仗的王疯子”。主席放下茶杯略一寻思：“还是让他回军队吧。”

1970年初夏，王近山回到南京军区，担任副参谋长。他带几名勤务兵奔赴演习一线，刚下车就拉人演示战术。身边干部劝他：“王副参谋长，先歇歇。”他甩手：“一天不用枪，手就痒。”这种拼命三郎的作风，让不少年轻军官汗颜，也让老一辈将领欣慰。

可天不假年。1974年冬天，王近山胃痛难忍，被诊断为胃癌。住院当天，他仍对护士说：“要是能在前线挨几发炮弹，兴许还能冲散这病气。”治疗三年，病情却如溃堤之水一日难收。1975年秋，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抵宁波视察途中特地改道南京。军区首长刚要汇报部队建设，他挥手制止：“不用说别的，先带我去看看老王。”

病房内，王近山瘦得脱形，仍撑着胳膊想下床敬礼。邓小平按住他：“好好养病，别胡闹。”王近山咧嘴一笑：“首长放心，打仗的事您一句话，我还上马。”这句半真半假的豪言，最终留作两人间最后的对话。

病重后期，王近山向医生要来笔记本，在床头一笔一划写作战设想，包括未来可能爆发的边境小规模冲突、如何利用山地丛林、夜间短兵。护士问他写给谁，他摇摇头：“留着，总有人用得上。”这些零散页码后来归档，被军事科学院列为参考资料。

王近山去世四天后，灵柩停放在南京雨花台公墓礼堂。黑白遗像下，花圈围成的半圆像一道静默的防线。讣告中“顾问”两字落墨劲挺，不少老战友读后点头。有人轻声感慨：“总算对得起老王。”也有人遗憾，如果不是身患绝症，以他在1979年那场边境自卫还击战前的临战手札，也许还能再立新功。

军中素有“生前不争官，身后不争名”的传统，但对战功显赫之人，历史并不会吝惜篇幅。邓小平那一笔，既是对旧日战友的情义，也是对军功制度的补正。王近山生前曾说：“打仗就是打个义字。”如今看来，这个义字终被写进了他的身后事，成为另一种坚实的军功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