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75年3月19日清晨6时许，北京功德林监狱的铁门缓缓打开。
阳光照射在灰色的水泥地面上，折射出刺眼的光芒。
293名身穿蓝色中山装的老人列队站在监狱的大礼堂内，每个人手中都握着一份盖有鲜红印章的释放证明和一个装有100元人民币的信封。
这些人中，年纪最大的已经76岁，最小的也过了52岁。
他们的头发几乎全都花白了，脸上布满了岁月刻下的深深沟壑。
二十多年的铁窗生涯，将当年意气风发的国民党军官变成了佝偻着背的老者。
大礼堂的主席台上，挂着一幅巨大的标语。负责宣读特赦令的干部声音洪亮，每读完一段，礼堂内就响起一阵掌声。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七次特赦，也是针对国民党战犯的最后一次特赦。
释放仪式进行了整整两个小时。当最后一个名字被宣读完毕，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有人眼眶湿润，有人双手颤抖，还有人低着头不知在想什么。
仪式结束后，负责安置工作的干部开始逐一登记每个人的去向。
桌子一张接一张地排开，工作人员拿着笔记本，认真记录着每一个战犯的选择。
绝大多数人选择留在北京接受工作安排，或者回到原籍与亲人团聚。
登记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气氛也相对轻松。可就在登记即将结束时，异常情况出现了。
有10个人站了起来，他们的目光里闪烁着与其他人截然不同的神色。
那是一种复杂难辨的情绪混合体——既有期盼又有忐忑，既有激动又有不安。
【一】第七次特赦的历史脉络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各地监狱关押的国民党战犯数量庞大。
这些人在解放战争中被俘虏，身份特殊，处理起来需要慎重考虑。
1959年9月17日，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
这次特赦释放了第一批经过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战犯，包括黄埔军校一期的杜聿明、抗战名将王耀武等知名人物。
此后，1960年11月、1961年12月、1963年4月、1964年12月、1966年4月又陆续进行了五次特赦。
每一次特赦都经过严格筛选，释放的都是改造表现良好、确实认识到错误的战犯。这些人获释后，都得到了妥善安置。
到了1975年初，国内外形势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国际上，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实现了中美关系的历史性突破，同年9月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
国内，经历了特殊时期的动荡，各项工作正在逐步恢复正常秩序。
1974年12月23日，重病中的周总理在病榻上批阅公安部送来的在押战犯情况表。
当时表上列有323名战犯，周总理指示公安部分类处理，准备在人大会后报中央审批。
公安部的处理方案按照立即特赦、刑满释放、提前释放、保外就医和继续关押等不同类别分别列出了名单。
周总理看了名单后再三指示，这次特赦要尽可能放宽。
经过各地管教单位和主管部门反复研究，最终有13人因"确无改恶从善表现"被列入继续关押名单。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前，伟人专门提到要清理仍在押的国民党战犯，包括解放后俘获的特务人员。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核实，最终确定在押战犯为293名，其中国民党战犯290名，伪满战犯2名，伪蒙战犯1名。
公安部长华国锋负责整理战犯名单，提交了《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
报告中建议对13名顽固分子继续关押。当秘书向伟人读到这一条时，他斩钉截铁地表示："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
伟人还特别批示，释放时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饭，给每人发100元零用钱。
他说："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咱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25年了!"
就这样，1975年3月19日，第七次特赦正式宣布，293名战犯全部获释。
【二】100元与新生活的安排
特赦令宣布后，每个人都领到了100元人民币。
当时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在30到40元之间，100元相当于两三个月的工资收入。
这笔钱对于刚刚获释、身无分文的战犯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启动资金。
这个100元的标准是伟人亲自定的。
原本公安部的方案中，给安置在农村的释放人员每月发15到20元生活费，伟人看后明显不满意，说气魄太小了，15元太少。
他强调应该给予足够的生活保障。
除了100元现金，每个获释人员还配发了一套新衣服、一双新鞋。
有工作能力的安排工作，没有工作能力的由国家供养，有病的享受公费医疗待遇。
这套安置方案相对完善，体现了宽大政策的延续。
3月23日，中央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接见这293名特赦人员。叶剑英元帅出席宴会并讲话，会场气氛热烈。
按照安置方案，年纪较轻、身体健康且有专业技能的，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央文史研究馆、各省市文史馆等单位工作。
这些人多数受过良好教育，有的毕业于黄埔军校，有的留学过日本或欧美，他们的历史经历和专业知识在文史研究工作中能发挥作用。
年纪较大、身体状况欠佳的，安排回原籍或选择其他城市定居，由当地民政部门负责生活安置，每月发放生活费，医疗费用也由国家承担。
有家属在各地的，工作组协助他们与家人取得联系，帮助团聚。对于无家可归的，安排在敬老院或提供住房。
绝大多数特赦人员对这些安排表示满意。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造，他们的思想发生了转变，能够获得自由已经是新的开始，对于国家的安置政策都心存感激。
可就在登记安置意向时，工作人员注意到有异常情况。
10个人填写的目的地不是北京，也不是各自的原籍，而是——台湾。
【三】10人的特殊申请与真实身份
这10个人的申请让负责登记的工作人员愣住了。
要知道，1975年的两岸关系虽然比前些年有所缓和，可在上依然处于敌对状态。
这些刚刚被特赦的战犯想回台湾，这个要求能否实现，没有人敢打包票。
工作人员仔细查看了这10人的档案，发现他们的情况确实特殊。
第一个是王秉钺，原国民党第51军中将军长。1948年11月在淮海战役中被俘，关押改造了27年。
他的妻子儿女都在1949年前撤往台湾，这么多年只能通过极少的信件联系。
第二个是陈士章，原国民党第25军中将军长，也是在淮海战役中被俘。
他的全家在台湾，父母年迈，子女成人，27年未见，想回去尽孝尽父责。
第三个是蔡省三，原国民党青年救国团少将总队长，是蒋经国的心腹。
当年蒋经国撤往台湾时曾亲自邀请他同行，但他主动请缨到江西老家打游击，结果很快被解放军俘获。
他的家人以为他已经去了台湾，跟随蒋介石一起撤离了大陆。
第四个是周养浩，原国民党军统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局长，人称"军统三剑客"之一。
此人手上沾有不少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的鲜血，1949年9月曾与毛人凤一起策划杀害杨虎城将军一家。
他是13个原本要继续关押的人之一，这次也被特赦了。他的家人在台湾，他急于回去。
第五个是王云沛，原国民党浙江保安司令部少将副司令。
他的妻子儿女都在台湾，这些年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家人消息，得知妻子独自抚养孩子很不容易。
第六个是段克文，原国民党军统局少将专员，也是特务系统的人。他在台湾有亲属，想回去团聚。
第七个是杨南邮，原国民党第150师上校团长。他的父母兄弟都在台湾，他是家中长子，想回去看望老人。
第八个是赵一雪，原国民党第281师上校团长。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在台湾，孩子出生时他都没见过，现在孩子已经二十多岁了。
第九个是张海商，原国民党青年军第204师上校团长。他在台湾有妻子和亲属，想回去团聚。
第十个是张铁石，原国民党第68军政工处上校处长，出身于国民党青年军，属于蒋经国的嫡系。
他的母亲年近90岁，妻子带着儿子在台湾，儿子如今已经是民航机长。
这10人的共同点是：在台湾都有直系亲属，分离时间都超过25年，年龄都在50岁以上，回台湾的理由都是想与家人团聚。
从人之常情来说，这些理由都很朴实，也很正常。战犯虽然犯过错误，但亲情依然存在。
二十多年的分离，对于年过半百的老人来说，见亲人一面的愿望并不过分。
工作组将这个情况层层上报。经过慎重研究，上级部门决定批准他们的申请。
这个决定基于几个考虑：第一，这些人已经接受了多年改造，思想转变明显，不存在安全隐患；第二，探亲是基本人权，特赦就应该给予充分的自由；第三，这也体现了宽大政策的延续，向台湾方面释放善意。
批准申请后，工作组开始办理相关手续。由于两岸没有直接往来，需要经香港中转。
每个人都办理了前往香港的通行证，并获得了额外的路费补贴。
出发前，工作组专门召集这10人开会，详细告知了注意事项和可能遇到的困难。
会议气氛比较凝重，所有参会人员心里都清楚，这次回台湾能否成行，存在很大变数。
3月底，10个人从北京出发，踏上了南下的旅程。
【四】南下路上的复杂心情
火车一路向南，从华北平原驶向岭南大地。
车厢里，10个人各自坐在座位上，心情都很复杂。窗外的景色不断变换，从初春的萧瑟逐渐变为南方的翠绿。
可他们无心欣赏沿途风光，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
火车经过长江时是傍晚时分。夕阳将江面染成了金红色，浩浩荡荡的江水向东奔流。
几个人站在车窗前，看着这条见证了太多历史的大江，心中涌起千般滋味。
4月初，火车抵达深圳。从这里过关，就能到达香港。
在深圳的招待所住了一晚。第二天清晨，10个人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来到罗湖口岸。
办理出境手续时，每个人的手心都沁出了汗水。
过关很顺利。当踏上香港土地的那一刻，南方潮湿温热的空气扑面而来。
香港的街道车水马龙，高楼林立，充满了现代都市的气息，与他们离开社会二十多年的记忆完全不同。
10个人在九龙一家旅馆住下。旅馆不大，但位置方便，离港澳码头不远。
放下行李后，所有人聚在一个房间里，等待台湾方面的消息。
工作人员已经通过特殊渠道，向台湾当局递交了这10人的入境申请。
申请材料很详细，包括每个人的身份信息、在台亲属情况，以及此行的目的。
等待的时间特别难熬。
旅馆的房间里，10个老人围坐在一起。
窗外是香港繁华的街景，霓虹灯开始次第亮起，车流人流川流不息。
可房间内却异常安静，静得能听见每个人的呼吸声，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滴答滴答的声响。
第一天，没有消息。
第二天，依然没有回音。
第三天下午，工作人员终于接到了电话。10个人全都围了过去，眼睛紧紧盯着工作人员的脸，试图从他的表情中读出一些信息。
电话那头说了很久。工作人员的表情从期待变成了凝重，从凝重变成了无奈。挂断电话后，他深吸一口气，缓缓转过身来。
房间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工作人员开口说出了那个让所有人心碎的消息——台湾当局拒绝了所有人的入境申请。
瞬间，房间里寂静无声。然后，有人瘫坐在椅子上，双手捂住了脸。
有人站在窗边，身体开始颤抖。还有人紧紧握着手里的照片，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
这个结果虽然在出发前就有心理准备，可当它真正来临时，打击依然是毁灭性的。
27年的期盼，27年的思念，在这一刻全部化为泡影。
王秉钺拿着妻子照片的手在抖，照片几乎要从指缝间滑落。
张铁石无法相信这个事实。他儿子明明发电报说已经联系好了人，为何会被拒绝?他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脑子里一片混乱。
可这只是噩梦的开始。
接下来的几天，他们开始想尽一切办法。托关系，找熟人，给以前的老部下发电报，请他们帮忙说情。
给在台亲属写信，看能否从内部打通关系。
可所有的努力都石沉大海。
4月5日，一个更加沉重的消息传来——蒋介石在台北病逝。
这个消息让10个人更加不安。蒋介石去世，意味着台湾的局势会发生变化，意味着他们的入台申请会变得更加复杂。
果然，几天后，香港的报纸上出现了一则消息。
台湾当局通过媒体发表声明：对于滞留香港的10名战犯，不会为他们开辟专门的返台渠道，如果想回台湾，必须遵循正常程序。
10个人看完报纸后心里都明白，这就是在推诿拒绝。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几天后又一则消息出现在报纸上：台湾方面表示，这10人如果想入台，必须通过香港媒体公开发表反共言论，表明政治立场，否则将被视为有"共谍"嫌疑，不予接纳。
看到这个要求，10个人震惊了，继而是愤怒。
大陆对他们不薄。关押期间吃穿不愁，有病给治，改造政策也相对宽松。
特赦后更是给予妥善安置，发路费，开欢送会，尊重他们回台湾的选择。现在台湾却要求他们反咬一口，发表反共言论，这让他们如何做得出来?
10个人商议后一致决定：绝不发表任何反共言论。
做人要有良心，做事要有底线。大陆待他们以礼，他们不能恩将仇报。
可就在他们拒绝这个无理要求后，诡异的事情开始发生。
张铁石接到了一份电报，是儿子发来的。
电报说已经联系到了一位叫凯军的国民党驻港人员，可以帮忙化名入台，让父亲去富都酒店见面详谈。
张铁石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其他9人。大家商议后，决定让张铁石先去探探情况。
5月初，张铁石按照约定去了富都酒店。
从那天起，其他9个人再也没有见到张铁石。
就在他们焦急万分的时候，6月4日清晨，一个噩耗传来。张铁石在富都酒店的房间里自杀身亡，是酒店服务员在打扫卫生时发现的。
他用浴室的水管上吊自尽，身边留有一封遗书，上面只有四个字：兔死狗烹。
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将剩余9人彻底击垮。
更残酷的是，张铁石去世后，台湾当局直到7月11日才允许他的家属来香港领取骨灰。
9个人在香港参加了张铁石的遗体告别仪式。看着那具冰冷的遗体，每个人的心都在滴血。
张铁石的儿子从台湾赶来，跪在父亲遗体前痛哭失声，一遍遍说着对不起。
大陆方面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人前往香港慰问剩余9人，表示如果他们想回大陆，随时欢迎，会妥善安排工作和生活。
如果想去其他国家或留在香港，国家也会给予照顾和帮助。
面对大陆的关怀和台湾的冷酷，9个人终于认清了现实。可他们中的一些人还不死心，他们在台湾的家属也在想办法。
台湾当局的态度依然强硬，不仅不允许他们入境，连家属去香港探望都严加限制。
在香港煎熬的日子里，王云沛的家人试图离开台湾去美国等他，却被台湾当局拒绝。
王秉钺的妻子申请去香港见丈夫一面，同样被驳回。所有家属的行动都受到严格监控。
到了8月，在香港滞留了140多天的9个人，终于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
他们必须做出选择：要么回大陆，要么去第三国，要么继续在香港等待。
就在他们犹豫不决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
当王云沛翻开台湾当局发来的最新通牒，看到那个让人震惊的附加条件时，所有人突然意识到，这场等待的背后，隐藏着比他们想象中要复杂得多的算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