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华北军区敌军工作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起义投诚·绥远起义》、《绥远起义史料》等相关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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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1月26日深夜，北京前门火车站内灯火通明，寒风凛冽。
一列从内蒙古开来的列车缓缓驶入站台，蒸汽机车喷出的白雾在月台上弥漫开来。
列车停稳后，一个身材魁梧、面容严肃的中年男子走下车厢。
他身着解放军军装，肩章上的军衔显示着他的身份——解放军第36军刘万春。此次他奉命来北京参加华北军区召开的重要军事会议。
刘万春刚踏上月台，还没来得及整理行装，几个身穿中山装的人就迅速围了上来。
为首的那人掏出证件，神色严峻地宣布："刘万春同志，我们是华北军区工作人员，现在依法对你实施逮捕。"
这突然的变故让刘万春完全愣住了。
作为绥远起义的参与者，现任解放军第36军的他，完全没有预料到这一幕的发生。
与刘万春一同被捕的还有第37军111师张朴和骑兵第4师鄂友三。
这三个人都曾是绥远起义协议的签字将领，如今却同时成了阶下囚。
消息很快传到了绥远省人民政府董其武那里。
这位当年与刘万春一起参与起义的老战友接到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电话后，第一反应是震惊和不解。
华北军区的这次统一行动，将彻底改变这三个人的人生轨迹。
【一】保定军校走出的职业军人
刘万春，字寿山，1900年10月20日出生于河北交河一个普通家庭。
1921年10月，他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9期步科，开始了系统的军事教育。
保定军校创办于1912年，是中华民国时期最重要的军事教育机构之一。
该校自开办至1923年结束，历时11年，共办9期，培养各类军事人才6553人。
刘万春所在的第9期是保定军校的最后一期，1921年10月入学，1923年8月毕业，共有702名学员。
保定军校培养出了众多军界人物。
从该校走出的学生中，既有后来成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蒋介石、陈诚、白崇禧、张治中、傅作义等，也有投身革命的叶挺、赵博生、董振堂等，还有刘万春这样的第9期毕业生。
1923年8月从保定军校毕业后，刘万春被分配到湖北省长江上游总司令兼第7师师长王都庆部担任见习军官。
此后他历任排长、连长、营长、旅部副官长等职，在军队中逐步积累经验。
1925年，刘万春晋升为师部副官长，1926年兼任独立团团长。
同年，他的部队编入国民革命军，任第8师第1团团长。
这一时期，正值国民革命军准备北伐，军队整编频繁，为有志青年提供了快速晋升的机会。
1927年1月，一次机遇改变了刘万春的命运。
当时担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前往湖北独立第8师视察部队训练情况。
时任第1团团长的刘万春正带领士兵在训练场上进行刺杀、跳木马、单双杠等训练科目。
蒋介石看到刘万春与士兵们一起摸爬滚打、汗流浃背的情景后，对其治军作风表示赞赏，当场称赞他治军有方、前途无量。
这次视察让刘万春进入了蒋介石的视野，为他后来的仕途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得到蒋介石赏识后，刘万春的升迁之路变得顺畅。
1931年，他升任少将，年仅31岁就获得了将军军衔。
1933年，蒋介石在庐山创办军官训练团，亲自点名让刘万春担任训练团科长。
在庐山军官训练团期间，蒋介石还亲自接见了刘万春，勉励他要做一个忠于职守的军人。
这次谈话进一步加深了刘万春对蒋介石的忠诚。
【二】抗战时期的军事履历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刘万春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发挥。
1940年，他担任第8战区绥南游击纵队司令，在绥远地区组织抗日武装，与日军进行游击战争。
1942年2月，刘万春升任骑兵第3师中将师长，次年12月又升任第35军副军长。
1943年7月，他被任命为暂编第3军第17师师长，同年底升任第35军副军长。
在抗日战争期间，刘万春指挥部队参加了多次对日作战。
1937年参加忻口会战，他指挥的独立第7旅在忻口地区与日军激战，表现出色。
1940年后，他在绥远地区指挥游击作战，多次袭击日军据点。
1946年3月，刘万春调升绥远全省保安司令部中将副司令。
1947年12月，他调升华北剿匪总司令部驻绥部队指挥所中将副主任。
1948年初，刘万春的军事生涯达到了巅峰，他被任命为第9兵团副司令兼第111军军长。
第111军下辖第319师、第320师、第326师，是绥远地区的重要武装力量。
刘万春掌握着这支部队的指挥权，在绥远地区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1948年底至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发动平津战役，华北地区的军事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国民党守军全部被歼。
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率部起义。
平津战役的胜利，在国民党内部引起了巨大震动。绥远作为华北地区的最后一块国民党控制区，其命运引起了各方关注。
【三】绥远问题的和平解决进程
当时绥远省董其武是主要的军政负责人，他原本就是傅作义的部下。
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传来后，董其武立即飞往北平面见傅作义，表示愿意和平解决绥远问题。
1949年春，中共中央从全国解放战争的战略全局出发，提出了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的"绥远方式"。
这种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
为了推进绥远问题的和平解决，1949年3月23日，华北人民政府代表李井泉、潘纪文和傅作义派代表阎又文、周北峰在北平开始谈判。
经过多轮磋商，双方于6月8日正式签署了《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关于绥远划界、交通、金融、贸易、派遣驻归绥联络机构等具体问题的协议》。
协议签署后，中共开始向绥远派遣联络人员，准备接管相关工作。
董其武为了确保联络人员的安全，特意让刘万春负责归绥的治安保卫工作。
但是刘万春的表现令人失望。
他不但不配合工作，反而提出要收缴联络人员的武器，被董其武当场拒绝。
更严重的是，刘万春的部下赵元德煽动士兵打砸了宣传和平政策的《奋斗日报》社。
接着，另一个部下李锡庆对中共联络处人员投掷手榴弹并开枪射击，造成联络处秘书王世鑫牺牲，多人受伤。
事后，李锡庆被刘万春的部下段锦堂处决，明显有灭口的嫌疑。
这一系列恶性事件让董其武对刘万春的真实态度产生了严重怀疑。
但为了绥远起义的大局，他选择了暂时忍让，只是将相关责任人撤职处理，没有深究刘万春的责任。
面对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大趋势，刘万春内心充满了矛盾。
一方面，他确实不愿意继续进行内战，多年的战争已经让他深感疲惫。另一方面，让他"背叛"蒋介石，在情感上又难以接受。
【四】勉强签字的绥远起义
1949年8月，绥远和平起义进入关键阶段。
为了加速这一进程，中央特别委托傅作义和邓宝珊从北京乘专车赶赴归绥，协助董其武完成起义工作。
8月14日，傅作义和邓宝珊携带慰问金抵达归绥，董其武率刘万春等人前往迎接。
8月26日上午，傅作义专门到刘万春指挥的第111军检阅部队，并亲自发放慰问金，表示对起义部队的关怀。
当天下午，傅作义召集师旅团长和绥远省政府局长以上人员讲话。
他向大家介绍了自己在西柏坡会见中央领导的情况，转达了"既往不咎，起义有功"的政策。
傅作义表示党中央没有惩办他，还安慰他，鼓励他好好为人民服务，跟共产党走前途光明。
就在绥远起义即将实现的时候，国民党方面进行了最后的阻挠。
9月17日，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派军令部长徐永昌携蒋介石亲笔信飞抵包头，企图对傅作义、董其武进行最后的拉拢。
徐永昌是刘万春的老上司，两人关系密切。
在与董其武、刘万春等人的谈话中，徐永昌不断封官许愿，并特别强调了蒋介石对刘万春的器重和信任。
这些话进一步加剧了刘万春内心的矛盾。
面对徐永昌的游说，董其武态度坚决，表示绝不会改变起义的决心。
但刘万春的态度则显得游移不定，这让傅作义对他产生了更大的戒心。
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绥远起义的条件终于成熟。
1949年9月19日上午，以董其武为首的绥远军政干部和地方各族各界代表39人，在绥远省银行包头分行礼堂举行起义大会。
会上，董其武宣读了致中央领导和华北军区的通电，郑重宣布："正式脱离依靠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残余集团，坚决走到人民方面来。"
在起义通电上签字的39人中，董其武是第一个签字人，孙兰峰是第二个，刘万春是第三个。
虽然在协议上签了字，但刘万春内心的矛盾并没有因此而消除。
绥远起义实现后，刘万春的第111军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6军，他担任首任军长。
从表面上看，这位昔日的国民党将领已经成为了人民军队的一员。
1949年12月9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下令，刘万春任第36军军长，康健民任政治委员，王建业、张惠源任副军长，樊折桂任参谋长，李远任政治部主任。
全军下辖第106师、第107师、第108师和骑兵旅，共1.3万余人。
1950年1月，刘万春还被任命为绥远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显示出新政权对起义将领的信任和重用。
按照常理，刘万春应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新生活，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
朝鲜战争的爆发彻底改变了形势。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在台湾大肆宣传"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来临，鼓吹这是"反攻大陆"的绝好时机。
这些信息传到内地后，在一些起义将领中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刘万春就是受影响最深的人之一。
多年来对蒋介石的忠诚，加上对时局的错误判断，让他产生了为"故主"效力的想法。
他开始怀念蒋介石给予自己的"恩惠"，认为现在是报答"知遇之恩"的时候了。
1950年7月，一个秘密的计划在刘万春心中形成。
而当华北军区的情报人员将一份份密电抄件和活动记录摆在聂荣臻司令员的办公桌上时，一场震惊华北军区高层的重大案件即将浮出水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