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6月30日傍晚,新青县大赵村的雨丝打在窗纸上,屋里煤油灯忽闪。军区侦察会议刚刚进入要点,门被猛地推开,十几条蓑衣身影闯了进来,枪声几乎盖过雨声。短短几十秒,黄骅、陆道成等七名干部倒在血泊之中。枪声停歇后,空气里只剩硝烟与雨水的混味。侥幸未死的参谋用尽全力嘶喊:“抓冯冠奎!”——这一夜,冀鲁边区失去了主心骨,也暴露了隐藏已久的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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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火速传往中央。毛主席在延安看完电报,只批了半行字:“这不是一般暗杀事件。”一句话,定下了案件性质。边区随即拉起追捕网,目标直指军区司令兼教导六旅旅长——邢仁甫。
事情为何会走到这一步?时间倒回十多年前,邢仁甫曾是1929年的老党员,枪打得准,笔也写得好,冀鲁边一度将他当“主力司令”看待。可一路深入敌后,他的心思却慢慢变了味。地方武装出身的底子,加上杂色队伍的复杂环境,让他染上一身军阀习气。抗战艰苦,别人勒紧裤腰带,他却在望子岛盖小洋楼,专挑稀罕物塞满仓库,还公然纳了宣传队员宋魁玲当小妾。战士们常说:“邢司令的岛,比天津商埠还阔气。”
1942年起,冀鲁边区接连遭日伪“扫荡”,根据地被挤压到连盐碱地都要种谷子。中央喊出“咬紧牙关”,邢仁甫却越来越消沉。他觉得前途渺茫,开始悄悄联络天津特务,为自己找退路。更糟糕的是,黄骅受命来边区整顿纪律,两相对照,邢的威信直线下滑。一来二去,怨气在他心里发酵,终于演变成那场蓄谋已久的枪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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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案之后,冀鲁边区党委明确:凶手是邢仁甫一手调度的手枪队。可邢并未就此收手,他想拉垦区独立团一同反水。计划未成,他干脆带着宋魁玲与几名心腹夜奔天津,换了个名字叫“罗镇”,投靠了日伪,做起“六县剿共司令”。抗战胜利后,又摇身成国民党军统天津站的少将组长,活脱脱一枚墙头草。
值得一提的是,冀鲁边区并未放松追迹。1944年起,地下党牙科医生阎树炳被选中“贴身接触”罗镇。牌桌、诊所、茶楼,阎树炳三年如一日“陪笑输钱”,只为摸清对方的线路图。罗镇贪财又多疑,阎树炳只能一边示弱,一边安插弟弟阎毅进司令部,双管齐下搜集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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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0月,罗镇率部到岐口劫掠,阎树炳暗中递出密报。渤海区埋伏部队一举击溃罗镇手下,虽然主犯又逃回天津,但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敢出城。到了1949年1月,天津城外炮声日夜不歇,罗镇彻底慌了。他连夜脱下军装,跑到阎树炳家讨“通行证”,准备往北平钻空子。阎树炳口头答应,暗里却不断拖延,借机打探藏身点。
1月17日凌晨,天津军管会第三处二科科长江枫带队,跟着阎树炳悄悄摸到河北关上一所小学。房门一破,昔日的军区司令已无处可逃。拘捕现场,罗镇还在狡辩:“我是军统少将,不认识什么邢仁甫。”江枫笑着抖出卷宗,纸张摔在桌面,“资料早摆这儿了,戏演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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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送济南途中,罗镇一言不发。罗荣桓听闻人已到案,只淡淡一句:“逝者七人,血债要清。”1950年9月7日,河北盐山县万人公审会,判决书念完不到十分钟,叛徒邢仁甫伏法。现场无喧哗,乡亲们抬着七位烈士的遗像站在最前排,秋风卷过黄土地,尘土飞扬。
自此,“大赵村惨案”划上句号。那些被打断的风雨之夜,永远留在了冀鲁边区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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