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来了个选调生,每天除了喝茶就是看报,3年后他递给我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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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科,这三年,谢谢。”

林默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平静,他将一个牛皮纸文件袋放在我的桌上。

“这是我给你的一些东西,或许对你有点用。”

他走了,没带走一片云彩,只留下这个沉甸甸的袋子。

我以为那不过是一些无关紧要的读书笔记,可当我鬼使神差地撕开封条,抽出那份文件的瞬间,我彻底愣在了原地。

01

那是一个足以把人烤干的七月。

市发展规划局的办公室里,老旧的吊扇有气无力地转着,发出的嗡嗡声像极了夏蝉最后的嘶鸣。

每个人都显得有些萎靡不振,直到王主任清了清嗓子,把我们从昏昏欲睡中拽了出来。

“同志们,说个事。”

王主任的目光在我们几个科长的脸上扫了一圈,最后落在我身上。

“省里派来一位选调生,名校的硕士,叫林默,分到咱们科室,基层锻炼三年。”

办公室里瞬间安静下来,随即,如同往平静的湖面丢进一颗石子,荡开了细微却清晰的涟D。

我身边的李姐,我们科室资历最老的大姐,用笔杆轻轻戳了戳我的胳膊,嘴型无声地比出了两个字:“镀金”。

我心里“咯噔”一下,涌上一股说不清的烦躁。

选调生,我们单位不是没来过。

但直接分到我们发展规划科这种核心业务科室,而不是去信访办或者党群部那种地方,背后的意味就不言而喻了。

这通常意味着,人家背景不俗,下来只是为了履历上添一笔漂亮的“基层工作经验”,三年期满,拍拍屁股就是坐着火箭往上升。

说白了,就是来镀一层金的。

我叫张伟,三十二岁,在这个单位熬了整整五年才从一个普通科员爬到科长的位置。

我深知每一个台阶背后要付出多少汗水和努力,所以对这种含着金汤匙出生,把基层当跳板的“天之骄子”,我骨子里就有一种天然的抵触。

他们不懂基层的难,也不屑于懂。

他们只是过客。

而我们,才是要在这里扎根一辈子的人。

第二天,林默来了。

他很高,很瘦,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显得斯斯文文。

穿着一件熨烫得没有一丝褶皱的白衬衫,不是什么大牌子,但质料考究,衬得他整个人干净又疏离。

他没有我想象中那种公子哥的飞扬跋扈,反而有些沉默寡言。

跟王主任报到后,被领着和我们一一打了招呼。

轮到我时,他伸出手,礼貌地喊了一声:“张科长,以后请多指教。”

他的手很凉,握手也只是一触即分,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深水,看不出任何情绪。

“欢迎。”我点了点头,也只说了这两个字。

简单的欢迎仪式后,李姐给他安排了角落里一个空置很久的办公桌。

他道了谢,便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

我们都以为他会摆上些文件资料,或者最新的政策汇编。

结果,我们都猜错了。

他从自己的双肩包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布袋。

打开布袋,里面是一个造型古朴的紫砂壶。

紧接着,他又拿出一个小巧的茶叶罐。

整个下午,他就坐在那里,用办公室的饮水机接了水,不急不缓地洗茶、泡茶、品茶。

那套动作行云流水,带着一种与我们这个充满打印机噪音和电话铃声的办公室格格不入的禅意。

然后,他拿起桌上那份几乎人手一份的《发展导报》,就这么一看就是一下午。

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斜斜地照进来,在他身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他一动不动,仿佛一尊入定的雕塑。

办公室里的人们面面相觑,眼神里充满了不可思议。

茶水间里,李姐压低了声音,对着几个年轻同事绘声绘色地模仿他泡茶的样子:“看见没,人家那才叫生活,咱们这叫糊口。”

大家哄堂大笑。

“林公子”这个外号,就在他来的第一天,不胫而走。

我心里那点仅存的客气,也随着他那氤氲的茶香,飘散得无影无踪。

为了不让他显得太清闲,也算是给他一个“下马威”,我从一堆文件中抽出一份上周的会议纪要。

“林默,你刚来,先熟悉一下情况,把这份纪要整理一下,明天早上给我。”

这活儿通常都是实习生干的。

我以为他会有些不悦。

但他只是从报纸后面抬起头,扶了扶眼镜,接过文件,平静地说:“好的,张科。”

没有一丝多余的表情。

第二天早上,一份打印得整整齐齐,连标点符号都无可挑剔的会议纪要准时放在了我的桌上。

他完成得一丝不苟。

然后,就又回到了他自己的世界。

泡茶,看报,雷打不动。



他像一个精准的钟摆,准时上班,准时下班,从不迟到早退。

他不多话,不与人交际,也不参与任何办公室的八卦闲聊。

除了必要的公务交接,他仿佛是我们这个空间里的一个“隐形人”。

我们讨论项目,他安静地看报。

我们为了一个数据争得面红耳赤,他淡定地喝茶。

我们加班到深夜,他到点就走,背影潇洒。

这种巨大的反差,让我更加坚信了自己的判断。

他就是来混日子的。

他把这里当成了一个可以暂时歇脚的驿站,而我们,只是他沿途看到的、无关紧要的风景。

02

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

林默的“佛系”工作态度,成了我们科室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第一年,科里接了个硬骨头。

市里要对西郊的一片老工业区进行升级改造,那地方历史遗留问题多如牛毛,产权复杂,污染严重,牵涉到上千户居民的拆迁和几家半死不活的国营老厂。

我们科室作为牵头单位,几乎全员开启了“白加黑,五加二”的模式。

我带着两个骨干,天天泡在现场调研,回来还要整理堆积如山的资料,撰写报告。

办公室里,每个人都忙得脚不沾地,连李姐都收起了平日的八卦心思,整天对着一堆图纸发愁。

只有林默的角落,依旧岁月静好。

茶香袅袅,报纸翻动的声音沙沙作响。

他仿佛身处一个与我们平行的时空。

有一次,我们为了一个拆迁补偿方案的细节,连续开了三个晚上的会。

第三天晚上十点,所有人都已经精疲力竭,双眼通红。

我端着咖啡杯,看着窗外林默准时下班离去的背影,一股无名火“蹭”地一下就冒了上来。

凭什么?

凭什么我们在这里累死累活,他却可以如此悠闲?

就因为他背景硬,是来“镀金”的吗?

隔天的内部碰头会上,我终于没忍住。

在讨论陷入僵局时,我把目光转向了那个角落。

“林默同志。”我故意提高了音量。

所有人的目光都随着我的声音,聚焦到了林默身上。

他缓缓地从报纸后面抬起头,眼神里带着一丝询问。

“你来我们科室也快一年了,对我们这个老工业区改造的项目,有什么高见吗?”

我的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讽刺,但在场的人都听出来了。

李姐幸灾乐祸地看着他,等着他出丑。

空气仿佛凝固了。

林默扶了扶眼镜,镜片反射着灯光,让人看不清他的眼神。

他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用他那惯有的、毫无波澜的语调说:

“张科,我对具体业务还不熟悉,就不乱提意见了,免得给大家添乱。”

说完,他又把头埋进了报纸里。

我感觉自己的拳头像打在了棉花上,说不出的憋屈。

他这种置身事外的态度,比直接顶撞我还要让我难受。

这分明就是说:你们的这些破事,我压根就没兴趣参与。

李姐在一旁发出一声微不可闻的嗤笑。

王主任重重地咳嗽了一声,及时把话题岔开了:“好了好了,我们继续讨论方案B的可行性……”

我瞥了一眼王主任,他表情如常,仿佛什么都没发生。

但我心里清楚,主任这是在和稀泥,或者说,是在变相地包庇林默。

从那以后,我彻底放弃了让他融入我们这个集体的想法。

我不再给他派任何活,哪怕是整理会议纪要这种小事。

他就这样,成了一个彻底的“边缘人”。

时间进入了第二年。

我们对他的存在已经习以为常,甚至有些麻木了。

他就像办公室里那盆不开花的绿萝,安静,没有存在感,但你一抬头,总能看见他。

直到一件事情的发生,让这潭死水,起了一丝微乎其微的涟漪。

那年秋天,市里为了缓解日益拥堵的城区交通,计划在南部新建一条贯通东西的物流大通道。

方案论证会上,有专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重新利用三十年前因为航道淤积而废弃的“红旗运河”。

如果能将运河清淤拓宽,不仅可以分流大量的货运压力,还能节省一大笔征地费用。

这个想法很有吸引力,但技术难度极大。

我们科室负责对这个方案进行前期可行性评估。

我们查遍了近二十年的所有勘探资料,得出的结论都很悲观。

地质报告显示,运河河床底部主要是厚厚的淤泥质,结构松散,清淤成本和后期维护费用将是一个天文数字,远不如直接新建一条公路来得划算。

眼看着这个方案就要被否决,所有人都觉得惋惜。

在一次几乎要给这个方案“盖棺定论”的讨论会上,大家七嘴八舌地发表着意见,气氛有些沉闷。



就在这时,一个清冷的声音忽然响了起来。

“或许,可以重新核算一下成本。”

是林默。

所有人都惊讶地看着他。这是两年来,他第一次在业务讨论会上主动发言。

我皱了皱眉:“什么意思?”

他放下手中的报纸,走到会议桌旁,指着墙上挂着的那张巨大的城市规划图。

“我上周去资料室看八十年代的《水利勘探档案》时,留意到一份关于‘三号水文观测站’的补充报告。”

他的声音不大,但异常清晰。

“那份报告是手写的,夹在一堆废弃图纸里,可能很多人都没注意到。”

“里面提到,当年建观测站时,对红旗运河中段进行过一次深层钻探取样。取样分析结果显示,淤泥层下面,大概五米深的位置,是结构非常稳固的‘粘质粉土’。”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这种土质的承载力远比评估报告里提到的‘淤泥质’要高得多。如果我们的清淤和加固工程,能以这层‘粘质粉土’为基准面,那么整个工程的成本和技术难度,可能会比我们预想的要低很多。”

整个会议室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被他说的话惊呆了。

《水利勘探档案》?八十年代的手写报告?三号水文观测站?

这些名词对我们来说,就像来自另一个世纪一样陌生。

谁会闲着没事去翻那些在资料室里堆了几十年、积满灰尘的陈年旧档?

王主任深深地看了他一眼,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难明的光。

他当机立断:“小刘,你马上去一趟市档案馆,把林默说的那份报告调出来!不,把那个时期的所有水文资料全部调出来核实!”

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真的如林默所说。

那份被遗忘在角落里的手写报告,清晰地记录着当年的钻探数据。

虽然,这个惊人的发现最终因为牵扯到跨区利益协调的复杂问题,没能让“重启运河”的方案起死回生。

但这件事,却像一颗小石子,在我心里投下了重重的一击。

他是碰巧看到的吗?

还是说……他每天去资料室,看的不是闲书,而是这些?

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很快就被我压了下去。

我宁愿相信,他只是运气好。

毕竟,一个真正有本事的人,怎么可能甘心蛰伏两年多,每天只是喝茶看报?

这不合逻辑。

第三年,林默即将期满离任的消息,像一阵风,吹遍了单位的每一个角落。

办公室里的人们,脸上都露出了如释重负的表情。

仿佛要送走一尊供了三年的“大神”。

李姐她们张罗着要给他办一个欢送宴,算是尽一尽地主之谊。

饭桌上,大家轮流向他敬酒,说着各种客套的祝福。

“林处,以后到了省里,可别忘了我们这些老同事啊!”

“是啊,以后高升了,要多下来指导指导工作!”

他还是那副淡淡的样子,端着一杯茶,以茶代酒,对每个人的祝福都礼貌地回应:“谢谢,谢谢大家三年的照顾。”

他的平静,和饭桌上的喧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坐在角落里,看着他。

这三年来,我对他有过鄙夷,有过不屑,有过愤怒,也有过一丝短暂的好奇。

但此刻,看着这个即将离开的青年,我心里剩下的,更多的是一种“终于结束了”的解脱感。

他和我,终究是两个世界的人。

他的路,是通往云端的阳关道。

而我的路,是深扎在泥土里的独木桥。

我们之间,本就不该有交集。

03

林默离任前的最后一周,办公室里洋溢着一种微妙的轻松氛围。

他和平时没什么两样,依旧是那套雷打不动的程序。

泡茶,看报,去资料室。

只是,他开始慢慢地收拾自己的东西。

那本厚厚的《地方志》,被他放回了书架。

那几叠他经常翻阅的《经济参考》合订本,也被他整齐地码好。

他的办公桌,一点一点地变得空旷起来。

只剩下那个陪伴了他三年的紫砂壶,还静静地立在桌角。

我看着他,心里五味杂陈。

我承认,我还是看不透他。

但我也懒得去想了。

他就要走了,不是吗?

他走后,我的科室会恢复正常,我的工作会回到正轨。

这就够了。

他离任的最后一天,是个周五。

下午五点刚过,办公室的人就陆续走光了。

窗外的天空,晚霞烧得像一团火。

我正在整理手头最后一份文件,准备下班。

办公室的门没关,走廊里的光投射进来,拉出一道长长的影子。

我一抬头,看见林默站在我的办公桌前。



他手里拿着他那个紫砂壶,另一只手,拿着一个厚厚的、用牛皮纸包裹得方方正正的文件袋。

“张科。”

他的声音在空旷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清晰。

“这三年,谢谢你的照顾。”

我有些意外,放下手中的笔,站了起来。

“客气了。”

他把那个文件袋轻轻地放在我的桌上。

“这是我给你的一些东西,或许对你有点用。”

我愣了一下,目光落在了那个牛皮纸袋上。

很厚,分量不轻。

我下意识地以为,这大概是他这三年看报纸写的一些读书笔记,或者是一些不着边际的心得体会。

出于最基本的礼貌,我接了过来。

“费心了。”我干巴巴地说,“祝你前程似锦。”

“谢谢。”

他对我点了点头,没再多说一个字。

然后,他转身,走出了办公室。

门被他轻轻地带上,发出“咔哒”一声。

走廊里传来他渐行渐远的脚步声,不疾不徐,一如他的人。

我坐回到椅子上,看着桌上那个牛皮纸-袋,有些出神。

说实话,我没太当回事。

一个喝了三年茶的人,能有什么有用的东西?

我当时想的是,回头找个柜子把它锁起来,就当是完成了一个最后的交接仪式。

但不知为何,鬼使神差地,我没有那么做。

办公室里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我盯着那个牛皮纸袋看了足足有五分钟。

最后,我伸出手,撕开了上面用胶水粘得死死的封条。

一股纸张和油墨混合的独特气味扑面而来。

我抽出了里面的东西,顿时就愣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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