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对马杜罗问题的看法不如孟子，令人失望。

美军越境生擒马杜罗，简中网上一些自由派人士絮絮叨叨“国际法”“程序正义”之类左派的话术，大名鼎鼎的秦晖教授，还搞了一期讲座《主权、人权与霸权：从委内瑞拉看世界向何处去》，义愤填膺地指责此次军事行动，既违反了程序正义，也没有出现结果正义，还制造了额外的事端，是彻彻底底的失败！这不仅让我想起中国先贤孟子的一句话：“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这句话出自《孟子·梁惠王下》。当时齐宣王向孟子发问，提及商汤流放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的史实，质疑“臣弑其君”是否合乎道义。孟子回答说，我只听说周武王诛杀了一个独夫民贼叫纣，没听说他是弑君。

孟子直言“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绝非为叛乱张目，亦非空谈的道德评判，而是站在民为邦本的核心立场，划清了“君主”与“独夫民贼”的本质界限，为反抗暴政的正义性奠定了思想根基。商汤伐桀、武王伐纣这两场被后世称为“汤武革命”的变革，以鲜活的史实印证了孟子思想无上的正确：当君主背离“保民”初心沦为暴政源头，民众与臣子的反抗便具备了不容置疑的正义性。

商汤伐桀，是民不堪命的奋起反抗。夏桀是历史上公认的暴君，他耽于享乐，耗尽民力建造倾宫、瑶台，终日与宠妃妹喜饮酒作乐；他施行酷政，用“炮烙之刑”残害劝谏的忠臣，对百姓横征暴敛，致使“百姓弗堪”。当时的夏朝，田地荒芜，饿殍遍野，民众怨声载道，甚至发出“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的怒吼——宁愿与暴君同归于尽，也不愿再忍受其压迫。商汤本是夏朝的方伯，他目睹民生疾苦，率先以仁政收拢人心：轻徭薄赋，赈济灾民，任用伊尹等贤才治理邦国。当夏桀将商汤囚禁于夏台，更激起天下诸侯的愤慨。商汤获释后，顺应民心举兵伐桀，在鸣条之战中击败夏军。面对溃败的夏桀，商汤并未将其视为“君主”而手软，而是将他流放于南巢。这一行动，绝非以下犯上的叛乱，而是解救万民于水火的义举。夏桀失去民心、背离君道的那一刻，就已从“君主”堕落为“独夫”，商汤的讨伐，正是替天行道、顺应民意的正义之举。

武王伐纣，是天命与民心的双重抉择。商纣王的残暴，较之夏桀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穷兵黩武，频繁发动对东夷的战争，掏空了国家的财力；他荒淫无道，建造酒池肉林，以虐杀为乐，剖比干之心，囚箕子之身，逼走微子等贤臣，让商朝的朝堂沦为独断专行的暴政机器。百姓在苛政下苦不堪言，社会矛盾尖锐到极点。而身处西岐的周文王、周武王，则以“德”立身，推行“耕者九一，仕者世禄”的政策，善待百姓，礼遇贤才，赢得了天下诸侯与百姓的拥戴。当周武王率领诸侯联军渡过盟津，在牧野与商纣王的军队对峙时，商军士兵竟阵前倒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这正是民心向背的最直接体现。牧野之战，纣王自焚于鹿台，商朝灭亡，周朝建立。周武王诛杀纣王，并非篡夺王位的叛乱，而是顺应民心、终结暴政的必然结果。纣王的覆灭，不是因为他失去了“君主”的身份，而是因为他早已成为祸国殃民的“民贼”，被天命与民心共同抛弃。

在孟子的政治哲学里，君权的合法性从来不是天命所赐的世袭特权，而是建立在“保民而王”的责任之上。君主与百姓本是互惠的契约关系：君主以仁政养民、教民，百姓则以拥护回报君主；若君主背离这一根本，化身桀纣那般的独夫——竭泽而渔地掠夺民财，穷奢极欲地践踏民生，以暴政将百姓逼至“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的绝境，那便不再是万民拥戴的君主，而是站在天下对立面的民贼。此时，君主的身份已然消解，剩下的不过是一个祸国殃民的独夫，讨伐他自然不是以下犯上的“弑君”，而是替天行道、拯救生民的正义之举。

孟子的这一论断，更是对“君权神授”的大胆颠覆。在先秦时代，统治者动辄以“天命”粉饰专制，将反抗斥为逆天之举。而孟子却一针见血地指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心才是天命的真正载体。桀纣失去民心，便是失去了天命的庇护，沦为人人得而诛之的独夫；商汤放桀、武王伐纣，并非篡夺君位，而是顺应民心、承继天命的正义行动。这种思想打破了君主专制的思想枷锁，将评判统治者的权力交还给百姓，彰显出震撼后世的民本光芒。

说到底，孟子的“诛独夫”之论，从来不是鼓吹暴力，而是树立了一道政治伦理的红线：君主的权力是为民所赋，亦需为民所用，背离民生的专制暴君，终将被历史与人心所抛弃。将民心视为衡量君主资格的最高标尺，为后世反抗暴政的正义性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

可叹包括秦晖教授在内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活在21世纪，思想深度却赶不上2500年前的孟老夫子，这不仅令人叹息，而秦晖他们在目前似乎代表了中国知识界最高水准，这就更令人扼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