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李达和毛泽东吵架，李达怒言：你脑子发热，高烧到39度了

李达步入会客室，没寒暄，开门见山问：“润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你真觉得妥当？”一句话把屋子里的气氛瞬间拉紧。梅白站在一旁，额头沁汗，他很清楚，两位老朋友之间的争议从不是礼节性的过招，每次都直奔实质。

毛泽东让李达坐下，侧身对梅白说：“小梅，把那口号写出来。”短短八个字落在纸上，墨迹未干。毛泽东拿起纸，略一停顿道：“反映了群众的干劲，不能简单否定。”话音刚落，李达拧眉反驳：“肯定就是在给主观万能论加柴火。你现在脑子发热，高烧到三十九度了！”

一句“高烧”如同火星落入干草。毛泽东眉头也皱了，但依旧按住情绪：“鹤鸣兄，你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也会挫伤积极性。”李达毫不退让：“主观能动性不能脱离客观条件，上限在那里。过火就会酿成损失。”

对话来回几轮，谁也不让步。梅白见局面僵住，匆忙插话：“主席，时间不早，该用餐了。”李达却站起身摆手：“我不吃饭，饿不着。”说罢转身欲走。毛泽东呼了口气：“小梅，送老校长回去。”声音听不出怒意，却透着不快。

东湖夜风吹走了刚才的火气。沿湖小道上，李达忽然自语：“态度差了点，是我不好。”梅白在旁边应声，“李校长，主席也说要再谈，心平气和地谈。”李达点头，却没再说话。灯影里，他的背影看上去有些疲惫，但并不弯曲。

毛泽东独自回到房间，推窗眺望湖面，沉默良久。警卫员李银桥递来茶水，他笑着摇头，“六十多岁了，还这么急躁。”顿了顿，又叹道：“鹤鸣兄的逆耳话，总是有用，明天再找机会谈吧。”

两人结识，要追溯到1921年7月的上海，党的一大秘密召开。那时他们年纪相仿，同是湖南人，同住在简单的石库门里。毛泽东称李达“鹤鸣兄”，李达叫毛泽东“润之”，称呼一直没变。彼时，一位擅长组织农运，一位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互相欣赏又常常争辩。

1927年“马日事变”，两人在武汉分别。毛泽东转战井冈山，点燃工农武装割据的星火；李达则回到课堂，把传播马克思主义当作另一条战线。相似的理想，不同的路径，注定了他们的关系既亲密又充满张力。

1949年5月18日晚，北京城刚点灯，李达受邀前往香山双清别墅。那是两人阔别二十余年的首次长谈。毛泽东把自己的床让给李达，自己披衣伏案。李达后来回忆，“润之还是从前那个熬夜写作的习惯。”那一夜，湖南局势、个人去向、未来教育方针，聊到东方微亮才收尾。

香山会面后不久，李达递交了重新入党申请。毛泽东当场表态：“往者不可咎，来者尤可追。”刘少奇与李维汉作介绍人，手续很快办妥。李达说那是“新的政治生命”，此后在湖南大学、武汉大学埋头办学，岁数虽大，仍奔忙在讲台与书斋之间。

1956年夏天，毛泽东到武汉视察长江大桥建设。知道李达在武大，特意让人请来。二人湖边相谈，回忆旧事，也谈办学经费和教材内容。那次气氛融洽，李达提出的改革建议被采纳，得到教育部采编方案的批复。东湖宾馆里的谈笑风生，给梅白留下深刻印象，他惊讶于毛泽东对老友的信任。

然而友谊并非意味着观点一致。1958年“大跃进”号角吹响，全国上下放卫星，夸产量的口号此起彼伏。李达主张谨慎，他研究过历年农业统计，认定“千斤粮、万斤粮”缺乏科学依据。听到武汉大学学生在田间调查后喊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他坐不住了，决定直接向毛泽东质疑。

于是有了东湖里的那场“高烧”争论。站在李达的角度，此举无非出于对教育与科研负责；而在毛泽东看来，群众热情更需要鼓励。两种逻辑相撞，火花自然四溅。不得不说，这正是两人交往的常态：遇事必争，但从不反目。

次日清晨，毛泽东让人把李达再请来。茶几上没有稿纸，只有一本厚厚的《苏联农业经济问题》。毛泽东指着书脊说：“咱俩先把数据摆平，再谈口号。”李达笑了，回敬一句：“先把体温降下来。”一句玩笑化解前夜僵持。两人随即对照国内外粮食产量、劳动生产率，一页页核算。当天午后，院子里传出爽朗笑声，警卫员这才放下心来。

冷静讨论后，毛泽东仍坚持鼓干劲，但在随后的中央会议上，他补充了“因地制宜、逐步提高”的表述；李达则在武汉大学内部发布通知，要求学生在田调报告里注明客观条件、亩产基础数据。双方都各退一步，争论暂告一段落。

值得一提的细节是，两位老人私下从不把学术分歧带进私人情谊。毛泽东离开武汉前，特意派人送给李达一件青灰色中山装，衣领处别着一支钢笔；李达则回赠一本批注密密麻麻的《共产党宣言》中文旧版，两人都未说客套话，却又心照不宣。

时间进入1960年代，李达因长期劳累，心脏不佳，仍坚持在课堂上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学生回忆，老校长讲到“矛盾普遍性”时，常引用毛泽东文章，随后加上一句：“再好的论断，也要一代代研究验证。”语气平和，却透出他固有的治学态度。

毛泽东对李达的身体状况保持关注，东湖争论后一年，还亲笔写信劝他减少行政负担，多休养。信中特意嘱咐：“遇有批评，仍望直言。”可惜世事难料，1966年夏，李达病逝武汉。噩耗传到北京，毛泽东沉默许久，只说了一句：“鹤鸣兄走了，一个耿直人。”

回头再看1958年的那场争吵，并非简单的情绪爆发，而是一段更长久、更复杂友情的一个横截面。相识三十余载，一路分合，彼此都清楚对方的脾气与底线。正因为了解，才敢于直言；也正因为珍惜，才从不把分歧上纲上线。

试想一下，没有那样的碰撞，很多重要决策或许会少一分冷静的校准；反过来，没有那样的包容，理论与实践也难以在争论中磨合。李达和毛泽东，一位理论家，一位革命家，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同志加兄弟”的分量——能够吵架，更能继续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