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建国以来伟人文稿》《张国焘回忆录》《中共党史资料》等相关历史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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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0月的香港，秋意渐浓。九龙老街一栋陈旧的老楼三层，61岁的张国焘坐在窗边，手里拿着从报摊买来的《大公报》，上面报道着内地轰轰烈烈的建设景象。
窗外是熙熙攘攘的市井生活，小贩的叫卖声、汽车的鸣笛声混杂在一起，这个花花世界与他渐行渐远。
书桌上摆着几张信纸，墨迹未干。张国焘刚刚写完一封信，托人转交给北京的中央。信中的内容很简短——他愿意为中国政府做点事，希望能给予生活方面的补助。
这封信的背后，是他日益拮据的经济状况，是他在异乡的孤独无助，更是他对往事的复杂心绪。
几个月后，这封信以《关于张国焘最近情况简报》的形式，送到了中南海菊香书屋。伟人看完简报，沉思良久，拿起笔在上面写下一行批示。
这个批示，决定了张国焘能否获得他所申请的补助，也成为他晚年生活的又一个转折点。
【第一节：从北大学子到党的创始人】
要理解张国焘在1958年的处境，需要回溯到他的革命年代。1897年11月26日，张国焘出生于江西萍乡一个殷实的官绅家庭。
父亲张鹏霄曾在清朝担任象山知事，同时经营着钱庄生意。作为家中长子，张国焘从小就被寄予厚望，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教育。
1916年秋天，19岁的张国焘离开江西老家，北上考入北京大学理工预科。那时的北大，正经历着一场思想革命。
蔡元培就任校长后，大力推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批思想家和教育家汇聚于此。
《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在校园内广为流传，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席卷而来。
张国焘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接受新思想的洗礼。他把这些进步书刊寄给远在江西的父亲，父子俩常常通信讨论时局。
在思想启蒙的影响下，张国焘坚决退掉了家里安排的婚约，立志要做一番事业。
1919年5月，巴黎和会传来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北京的青年学生义愤填膺。5月4日这天，北京十三所学校的学生代表齐聚一堂，商议如何表达爱国之情。
22岁的张国焘第一个站起来发表演说，用带着浓重萍乡口音的普通话，慷慨激昂地呼吁举行示威游行。
他说话时，"群众运动"四个字的发音特别特别，以至于同学们给他起了个"群众运动"的诨名。
游行当天，张国焘走在队伍前列，与同学们一起高喊口号，冲击赵家楼。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持续了近两个月，张国焘等七名学生代表于6月2日被捕入狱。
北洋政府将他们关押在北大法科大楼里，但这反而将运动推向了高潮。随着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的扩大，北洋政府不得不让步。
6月8日，张国焘等人被释放，受到了学生们的英雄般欢迎。
五四运动后，张国焘成了军阀眼中的危险分子。李大钊建议他暂时离开北京，南下避一避风头。1920年7月下旬，张国焘来到上海，找到了陈独秀。
两人在渔阳里陈独秀的住处，彻夜长谈。陈独秀告诉张国焘，现在不是单纯研究理论的时候了，而是应该成立一个真正的革命组织。
他让张国焘回北京后转告李大钊，他负责南方各省的组织建设，希望李大钊在北方也抓紧行动。
1920年8月，张国焘返回北京，向李大钊传达了陈独秀的意见。两人一拍即合，认为组建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
同年10月，在北大红楼李大钊的办公室里，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秘密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这是中国北方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张国焘成为北京的第三名党员，主要负责组织和对外联络工作。
在李大钊的安排下，张国焘开始深入工人群众，开展工人运动。他和邓中夏、罗章龙等人来到长辛店，这里聚集着大量铁路工人。他们租下祠堂口1号的房子，开办劳动补习学校。
张国焘口才出众，演讲很有感染力。他对工人们说："为什么我们整天辛苦做工，却吃不饱穿不暖？那些不做工的人反而住洋楼、穿绸缎、吃好的？他们的一切都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从我们工人的血汗里榨取的。"这些朴实的话语，让工人们逐渐觉醒。
1921年5月，张国焘接到通知，要到上海参加一个重要会议。7月23日晚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秘密召开。
来自全国各地的13名代表齐聚一堂，张国焘和刘仁静代表北京小组参会。由于李大钊因北京的教职工索薪斗争无法抽身，张国焘作为北京代表，被推举为大会主席，负责主持会议的日常议程。
中共一大召开七天后，7月30日晚，一名陌生男子突然闯入会场，形迹可疑。代表们警觉地中断了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开会。
8月3日，大会在游船上闭幕，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会议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
一大结束后，张国焘全身心投入工作。1921年8月1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这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张国焘担任首任总主任。
他编辑《劳动周刊》，撰写大量文章宣传工人运动的意义。1922年至1923年，他领导了京汉铁路大罢工等重大工运斗争，在党内的威望不断提高。
在中共二大、三大、四大、五大、六大上，张国焘都当选为中央委员。
1927年中共五大时，他更是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为党内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和发展的最初十年，张国焘确实做过许多实际工作。
【第二节：红四方面军与实力膨胀】
1927年八七会议后，党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向武装斗争和建立革命根据地。1930年11月，张国焘受中央派遣，离开上海前往鄂豫皖根据地。这是他人生轨迹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鄂豫皖根据地位于河南、湖北、安徽三省交界地带，地域辽阔，群众基础较好。
张国焘到达后，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成为这个根据地的实际领导者。在他的主持下，根据地的红军力量迅速发展。
到1932年，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已发展成为红四方面军，总兵力达到四五万人。
这支队伍装备相对精良，战斗力强悍，成为当时仅次于中央红军的第二大红军力量。张国焘手握重兵，在根据地内说一不二，逐渐滋生了个人权力欲望。
1932年10月，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红四方面军被迫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向西转移。经过艰苦的征战，1933年初，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到1935年初，红四方面军发展到八万余人，下辖四个军，拥有五个师，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一支红军队伍。
掌握了这样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张国焘的心态发生了微妙变化。他开始不满足于只做一个方面军的领导，而是有了更大的政治野心。
特别是当他得知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长征，人员损失严重时，他更觉得自己的实力已经超过了中央红军。
1935年4月，为策应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
同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四川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6月14日，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主力到达懋功，与中央红军领导人会面。
这次会师，本应是令人欢欣鼓舞的时刻，但张国焘的态度却颇为微妙。起初，他听说中央红军有三十万人，便在沿途张贴标语"欢迎三十万中央红军"，还专门安排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可当他了解到中央红军实际只有不到三万人时，态度立刻发生了变化。
在张国焘看来，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有八万多人，现在只剩下三万不到，这简直是一路溃败。而他的红四方面军有八万多人，兵强马壮，才是真正的革命主力。
这种实力对比，让张国焘的心态失衡了。他开始质疑中央的领导能力，也对未来的战略方针产生了不同意见。
6月26日，两河口会议召开，讨论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中央提出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认为这样可以靠近苏联，便于获得国际支援，也有利于将来的抗日斗争。
张国焘则主张向南或向西发展，建立川康根据地。他认为川康地区地广人稀，便于部队休整和发展。
会议经过激烈讨论，最终通过了北上的方针。但张国焘心里并不服气。
会后，他提出要重新划分领导职务，要求担任红军总政委，想通过掌握军事指挥权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中央考虑到团结的需要，同意了他的要求，周恩来让出了总政委的职位。
即便如此，张国焘仍不满足。他在后续的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上，多次提出反对北上的意见，要求中央改变决策。双方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已经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
【第三节：分裂红军与另立中央】
1935年9月9日，发生了改变张国焘一生命运的重大事件。
当时，两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分别北上。中央机关随右路军行动，张国焘率领左路军。
9月8日夜，张国焘给右路军政委陈昌浩发去密电，要求阻止中央红军北上。叶剑英发现了这份电报，立即报告给伟人等人。
中央领导人意识到情况危急，连夜召开紧急会议。9月10日凌晨，伟人、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人率领红一军团和中央纵队，悄然离开驻地，单独北上。这一行动，彻底打乱了张国焘的部署。
得知中央红军单独北上的消息后，张国焘大为恼怒。他召集会议，指责中央"右倾逃跑主义"，宣称中央已经"失去威信"。
更严重的是，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马尔康县卓木碉召开会议，公然宣布成立"中共中央"，自任"中央主席"。
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在党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不仅仅是路线之争，更是公然挑战党的组织原则，破坏党的团结统一。
此时的张国焘，完全被权力欲望蒙蔽了双眼，做出了严重违背党的纪律的行为。
然而，历史很快证明，张国焘的选择是错误的。他率领红四方面军和部分红一方面军部队南下后，在川西遭遇了国民党军队的疯狂"围剿"。
敌人集中了刘湘、薛岳等部共二十多万兵力，对南下的红军进行围追堵截。
1935年11月，在川西南的百丈地区，双方展开激战。战斗持续了七天七夜，红军伤亡近万人，最终被迫撤退。
这次失利，让红四方面军元气大伤，原本的八万多人减少到四万多人。更重要的是，南下的战略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川康地区并不是理想的根据地。
与此同时，北上的中央红军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站稳了脚跟，并很快打开了局面。
这个鲜明的对比，让一些原本跟随张国焘南下的干部开始反思。朱德、刘伯承等人多次劝说张国焘改变主意。
1936年1月，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从苏联回到陕北，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他致电张国焘，明确表示共产国际承认以伟人为代表的中央，要求张国焘服从中央领导，停止分裂活动。
内外交困之下，张国焘被迫让步。1936年6月，他宣布取消"第二中央"，率部再次北上。
同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结束。此时的张国焘，在党内已经声名狼藉，威望一落千丈。
1937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张国焘的错误。
会议对他进行了严厉批判，指出他犯了"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的严重错误。张国焘在会上作了检讨，但许多人都看得出来，他的检讨并不深刻，态度也不够诚恳。
出于团结的考虑，中央还是给了张国焘机会。会议保留了他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并安排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理主席。这本是让他戴罪立功的机会，可张国焘却没有珍惜。
【第四节：投敌叛党与辗转流离】
1938年清明节前后，中央安排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的身份，率团前往陕西中部县祭祀黄帝陵。
这本是一次正常的公务活动，可张国焘却利用这个机会，做出了改变其一生的重大决定。
4月4日，祭祀活动结束后，张国焘没有返回延安，而是借口有事，带着随行人员向西安方向走去。
到了西安后，他直接去找国民党的机构，表示要脱离共产党。很快，张国焘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发表了《我的声明》，公开宣布脱离中国共产党，并对党的政策进行攻击。
消息传回延安，全党震惊。中央派人到西安劝说张国焘回来,承诺既往不咎,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可张国焘拒绝了这最后的挽救。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正式开除张国焘的党籍。
张国焘投靠国民党后，蒋介石表面上对他很重视，给了他一些头衔。他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还担任了军委会的一些职务。
戴笠在军统局专门成立了"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让张国焘担任主任。这个机构的目的，就是利用张国焘了解中共的情况，为国民党的反共活动服务。
在重庆期间，张国焘住在一座小洋楼里，生活条件看起来不错。可他很快发现，国民党对他并不是真心信任，只是把他当作一个统战工具。
那些国民党的老官僚们，骨子里看不起他这个"红色叛徒"，对他冷嘲热讽。张国焘想在国民党内谋个实权职位，却处处碰壁。
1945年抗战胜利后，张国焘随国民党政府辗转于南京、上海等地。他想继续发挥作用，可国民党已经不需要他了。
1948年6月，张国焘在上海创办了《创进》周刊，试图在政论界有所作为。可这份刊物影响力很小，几乎没人关注。
1948年11月，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急剧变化，张国焘感到大势已去，便前往台湾。他以为到了台湾能有新的发展，却没想到更大的失望在等着他。
在台湾，张国焘的处境更加尴尬。国民党既不给他安排工作，也不过问他的生活。
更糟糕的是，他好不容易在台北租了一栋房子，还没住多久，就被行政部门强行征收了。据说这是保密局长毛人凤的授意，目的就是让张国焘知难而退。
毛人凤曾暗示张国焘："台湾不会欢迎你。"这句话让张国焘背脊发凉。他意识到，在台湾已经无法立足。1949年冬天，走投无路的张国焘带着妻子杨子烈和三个儿子，离开台北，前往香港。
香港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既不受国民党管辖，解放军也没有收复，正适合张国焘这样的"边缘人"栖身。
他们在九龙老街租了一套三室一厅的住房，面积不大，月租金却高达6000港元。这对于没有固定收入的张国焘来说，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为了维持生计，张国焘开始给香港的报刊写文章。他给自己起了个化名"凯音"，既是为了避人耳目，也保留了一丝体面。
起初，凭着他的知名度和对中国政局的了解，他的文章还颇受欢迎，稿费收入勉强维持一家四口的生活。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张国焘看到了商机。他订了好几份报纸，专门研究战争局势，然后撰写军事评论文章投给各大报刊。
由于他曾经在红军中担任过职务，对军事有一定了解，加上文笔不错，他的文章在一段时间内很受欢迎，几乎每投必中，稿费也比较高。
手里有了一些积蓄后，张国焘动了投资的念头。
他看到朝鲜战争导致香港黄金价格一路上涨，便把积蓄全部用来购买黄金，总价值约5000美元。他盘算着，等黄金价格继续涨，再高价抛售，就能大赚一笔。
可张国焘从来没做过生意，对金融市场一窍不通。他不知道，香港的投机市场风险极大，稍有不慎就会血本无归。
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协议签订，局势趋于稳定。黄金价格应声下跌，而张国焘还沉浸在涨价的幻想中，舍不得抛售。
等他反应过来时，黄金价格已经跌到了最低点。
他急忙把手中的黄金全部抛出，5000美元的投资，最后只换回了2000美元，一夜之间损失了3000美元。这笔钱对当时的张国焘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也是他维持生活的重要依靠。
投资失败后，张国焘急火攻心，病倒了好几天。屋漏偏逢连夜雨，这时他的文章也不再受欢迎了。
朝鲜战争进入持久阶段后，读者的关注度下降，加上空军作战成为主要形式，而张国焘对此并不了解，他的军事评论逐渐失去了市场价值。香港的报刊不再向他约稿，稿费收入大幅减少。
生活的压力越来越重，张国焘一家四口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妻子杨子烈只好给人做针线活补贴家用，三个儿子还在上学，开销不小。曾经在革命队伍中呼风唤雨的张国焘，如今连温饱都成了问题。
就在张国焘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一个消息传到了他的耳朵里。有些当年与共产党闹矛盾、后来流落海外的人，向中央申请生活补助，居然获得了批准。这让张国焘看到了一线希望。
1953年春天，他托人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想回国的意愿，希望能在伟人等昔日战友的领导下，为党和人民做点事情。
信很快送到了北京，中央的回复也来了——愿意接纳他回来，但有一个前提条件：必须写检讨，深刻反省历史错误。张国焘犹豫再三，最终放弃了。
1956年，他又动过一次回国的念头，结果还是因为不愿认错而作罢。
到了1958年10月，已经61岁的张国焘再也撑不下去了。他再次托人向中央表达意愿，这次他不再提回国的事，只是希望能给予一些生活补助。
这份请求以《关于张国焘最近情况简报》的形式，送到了中南海。伟人看完简报，拿起笔，在上面写下了一行批示。这个批示中提出的条件，比前两次更加具体，也更加关键。
批示的内容，直指张国焘这些年在香港的一些隐秘活动。而这些活动，恰恰是张国焘赖以维持生计的另一条生路。中央通过不同渠道，将伟人的批示传达给了张国焘。
然而，当张国焘看到批示上写着的那个条件时，他手里的茶杯险些掉在地上。批示上的那行字，让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纠结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