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58岁老人来到原二十四军军长墓前：爸爸，这是我第一次叫你

1983年4月5日清晨六点，阜平城外的雾还未散尽，一位花白头发的58岁男子在陵园门口顿了顿脚，他叫万延祯。石阶很陡，他仍一步步往上走，怀里紧紧揣着一张老照片。照片里的人，正是五十二年前牺牲的红二十四军军长赫光。

走到墓碑前，他喉头哽住了，最终挤出一句话：“爸爸，我是延祯，这是第一次这样喊你。”声音不大，却在山谷里回荡。旁边工作人员事后回忆，那声“爸爸”像钉子一样砸在人心上，谁都说不出话来。

时间拨回到1902年。那年腊月，固原万家堡的土炕边，一个婴儿降生。他被取名万锡绂，字季玺，后来用过的化名叫赫光。八岁进私塾，十六岁考入陇东公立中学，再到洛阳讲武堂，他的求学路径看似顺畅，却在阅读《共产党宣言》时彻底改变。那几个夜里，他反复写下同一句话：救国先救民。

1924年，他从讲武堂毕业，被吴佩孚任命为迫击炮营营长。表面风光，内心却愈发厌倦军阀混战。故乡大地震后，匪患横行，他干脆扛枪给乡民当保镖。这股子不服输的劲，让他同年冬天离家南下，投向革命。那一天是农历五月初七，妻子怀着身孕，父亲拉着他的袖子没松手，他还是走了。

1926年底，赫光被党组织安排潜入国民革命军高桂滋部，搞兵运。皖北、鲁南、山西——他在敌营里发展党员，手上公文夹里放的是作战图，也是宣传单。有人问他怕不怕暴露，他抬手比了个“零”：“我倒下，还有人顶上。”

1931年7月4日夜，平定城灯火暗淡。午夜十二点不到，枪声打破沉寂，赫光领导的起义部队冲出包围，千余人一路北上，在五台山下举起红旗，红二十四军诞生。那面绣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的旗子，是省委书记娄凝先夫妇连夜赶制的，针脚还带着蜡烛油渍。

阜平根据地建立后，发粮、放囚、打土豪，山沟里的百姓第一次吃上白面。可好景极短。8月11日清晨，敌军假意“投诚”，诱赫光赴会。法华村祠堂里，暗号是“捋胡子”。当沈克第三次抬手时，枪口齐齐转向赫光。搏斗中他击伤对方，翻墙逃出，终因寡不敌众倒在碾盘旁，年仅二十九岁。同去的七人，仅刘明德侥幸脱险。

消息传到固原，妻子李季芬捂着五个月大的儿子，默默跪在院中。她对孩子说不出父亲的名字，只能拉着小手在地上画一个“十”字，又擦掉。此后十三年，姓名成了禁语。直到1938年，李季芬才对十三岁的万延祯吐露真相：“你父亲叫万锡绂，牺牲在阜平，你要记下仇人的名字，先念书，别声张。”

1951年，母亲再嘱托：“我死后想和你父亲合葬，你一定替我找到他。”三句话，像三把锁，锁住了万延祯此后几十年的行程。他写信给《群众日报》，又去西安、太原查档案，得到的回复大多是“年代久远，线索不足”。对一个数学老师来说，那些残缺的资料如同无解方程，却偏要算下去。

1979年，他在《人民日报》读到《革命烈士英名录》，赫光二字赫然在目，却仍缺籍贯佐证。宁夏固原县民政部门伸出援手，1983年春，他终于踏上阜平。警卫员顾昌华已是白发老人，一眼认出照片中的军长，泣不成声。顾昌华领着万延祯找到目击者张承先，老人攥紧他的手：“你和军长一个眉眼。”

身份核实，墓碑得以刻上“赫光——原名万锡绂”。那天傍晚，陵园松涛阵阵。万延祯坐在碑前，把母亲骨灰坛轻轻放下，两只手各扶一边：“爸、妈，你们终于团聚了。”他说完，长跪不起。

此后一年，当地青少年自发捐款立起石碑。固原、盂县两地也结为友好乡镇，共同修缮烈士旧址。有人感慨，“一支小小二十四军，点亮了华北一盏灯。”更有意思的是，赫光后代八个重孙，七人大学毕业，分散在教育、医疗、通信行业。家门口那座老堡子，每逢春节灯火通明，后辈抬头就能看见堂屋正墙的黑白照片，军装笔挺，眉眼坚毅。没有人再问那人是谁，因为答案早已写在族谱最醒目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