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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周总理在大会上点将,毛主席任命,由他主政哈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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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9月7日傍晚,北京的天空泛着微凉的暮色,一辆吉普车沿着西长安街驶向中南海。坐在后排的李昌掀开车窗,远处怀仁堂屋脊的脊兽在夕阳下泛着金光。他不知道,十几分钟后,自己的人生将被推到另一条轨道。

新中国成立才四年,全国正全力展开第一个五年计划。要钢铁,要机床,更要懂技术、会管理的工程师。中央的决心很简单:没技术,计划就只是一纸蓝图。为此,政务院和高教部先后提出“重点院校”方案,要求在短时间内办出一批拿得出手的工科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被列入首批重点,但校长空缺一直悬而未决。

怀仁堂会议在9月上旬召开,列席者多是中央和国务院分管教育、工业的负责人,气氛紧凑。毛主席首先发言,那句湖南口音浓重的话依旧掷地有声:“经济建设要起飞,学校必须先发火。”主席停顿了一下,扫视全场,目光最后落在青年团阵营。随即又补了一句,“领导骨干要先到位,办学方向才能稳。”

会场出现短暂的静默。周总理翻开笔记本,轻轻放下钢笔,对李昌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然后提高分贝:“李昌同志,我看哈工大的担子就交给你。”一句“点将”,像当头一记鼓槌。鲜有人知道,这不是临时起意,而是毛主席、周总理连日商议后的结果。李昌愣了三秒,站起身答道:“服从组织决定!”虽只有六个字,却透出决绝。

要理解这一幕,需要把时间表拨回到1935年12月。“一二·九”游行后的北平街头,19岁的李昌举着标语,高喊口号。那场风雪里的呐喊,让身处陕北的毛主席留意到这名清华学生。四年后,延安纪念“一二·九”四周年大会,李昌在窑洞内作报告,毛主席听得认真。报告结束,主席抬手压场:“一二·九的火种,把全国抗战的空气点燃,是大功劳。”李昌就此被铭记。

抗战尾声,国民党“三青团”在青年学生中攻城略地。李昌提出“谁拥有青年,谁就拥有未来”的建团主张。1940年6月底,他带着报告去枣园,毛主席抽着烟斗问细节,话不多,却频频点头。虽然建团方案当年被中央暂缓,但李昌的执着被高层看在眼里。

1949年4月,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立,李昌再次被调回北京,从此与青年工作结下不解之缘。也正因为这段经历,周总理才会在1953年“点将”,把一所工科名校放到他的肩头。对哈工大来说,这既是荣耀,也是挑战。学校原本由中东铁路管理局创办,1928年定名时就拥有全俄师资,七成学生是外籍。解放后,外籍师生陆续离去,校园陷入青黄不接的尴尬期。

接到任命后,李昌的第一站不是哈尔滨,而是长春。那里的机械局库房有苏联专家留下的图纸和机器零件。他想先弄明白,哈工大未来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工程师。火车在林海雪原上轰鸣前行,李昌捧着厚厚一摞俄文资料,几乎彻夜不眠。

1953年10月12日,李昌抵达哈尔滨。松花江岸雾气氤氲,旧俄式教学楼仿佛仍在低声诉说往昔。迎接他的只有一面褪色的校旗和不到两百名留校教师。最紧迫的,是办学方向和师资结构。李昌没有急着“翻天覆地”,而是先办了一场全校师生大会。他开门见山:“新中国急需高级工程技术人才,哈工大要当‘尖刀班’,但要怎么尖、怎么刀,不是靠口号,是靠设备、师资、制度。”声音不高,却让礼堂瞬间鸦雀无声。

值得一提的是,李昌大胆向中央要人。高教部随后下发红头文件,从清华、北洋、交大调来三十余位教授,还请回部分老俄籍讲师。与此同时,他砍掉了与国家计划脱节的“豪华”课程,加开重型机械、焊接工艺、自动控制等新课。此外,哈工大还与156项重点建设工程中的五机部、二机部建立实习通道。很多学子正是在鞍钢的轧钢机旁,在洛阳矿山机械厂的车间里,锤炼出真本领。

校务稳定后,李昌把目光投向更长远的制度建设。他提出“校企合作”的雏形——与哈尔滨锅炉厂、齐齐哈尔车辆厂等单位建立共同研发室。当时很多人对学校搞生产持保留态度,担心“学术不端”。李昌却有自己的算盘:“真刀真枪干半年,学生比关在教室里学三年更见效。”几年后,哈工大毕业生分配到一线,大都迅速成为技术骨干,事实为他做了最好注解。

李昌的务实作风,也流露在日常细节。有一次,他在食堂排队用餐,发现菜汤里油星寥寥,便招呼炊事员:“学生在长身体,别怕用油。”不久厨房标准提高,菜金却未超支。原来他和总务处算过,调整采购渠道,节约了近三成成本。此事传开,师生笑称:“李校长既管科研,也管油星子。”

1955年初,国家科委在北京召开高校科研成果汇报会。哈工大提交的“车床自动化改造方案”得到表彰,李昌带着几名青年教师上台领奖。会后,彭德怀元帅握着他的手说:“哈工大出了个好校长。”简短一句,足抵千言。



1957年,第一届苏联专家回国,李昌趁势推动自编教材,组织翻译小组将俄文资料转化为中文讲义,确保教学不中断。到1958年底,哈工大已经拥有九个系、三十余个专业,学生规模突破七千人。更关键的,是培养出了中国最早一批火箭与卫星制造人才,为后来的“两弹一星”储备了骨干。

回望1953年那场“点将”,或许连周总理都未料到,李昌会把哈工大带到这样的高度。然而,决定落成的瞬间,往往就埋下了未来的伏笔。主席重视教育,认为“办好学校,先定骨干”;总理善于识人,用一句玩笑般的“你也算一个嘛”完成了关键布局;而李昌,则用十年实干回应了信任。

时间轴划过上世纪五十年代,哈工大在新中国工业化道路上留下深深的车辙,也在无声处验证了那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人才从来不是“拉郎配”能凑出来的,必须有人敢承担建校之责,敢在一片荒芜中点亮灯火。周总理的“点将”与毛主席的任命,为李昌,也为哈工大,写下了一个注定载入中国工程教育史册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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