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高官曾救九万红军，开国却被判死刑，毛主席：他是红军大恩人

1956年10月1日晚，北京怀仁堂高悬的水晶灯折射出柔和光芒。宴席间，叶剑英端起酒杯，对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轻轻碰杯，“老莫，干！”这位老人正是六年前险些在刑场倒下的莫雄。那晚，陪坐的李克农悄悄感慨：“要不是主席那通电话，今天哪还有这样的团圆。”一句话，把人们的思绪拉回到1950年的冬天。

1950年12月12日凌晨，广州东校场寒气逼人。省公安厅押解车刚停稳，押解名单里排第一的正是莫雄。“执行时间七点整。”看守冷冷丢下一句。就在同一时刻，香港电话线那端传来叶剑英焦急的声音：“马上找陶铸，情况有变，刀下留人！”紧跟着北京亦飞来急电——毛主席批示：“他是红军的大恩人，立即释放。”

陶铸得到电报时，离行刑不足一小时。他一路奔跑到看守所门口，气喘吁吁地大喊：“停！中央有令，不得执行！”负责警卫的战士愣住，刑场上的枪声终于没有响起。数日后，莫雄被秘密送往广州招待所休养。知情者寥寥，但毛主席的八个字已在电文里写得明白：必须保住此人性命。

这位差点被当成“历史反革命”而处决的少将，为何能让中央如此看重？答案要追溯到1934年秋天的江西。

1934年9月下旬，庐山脚下的行辕守卫森严。蒋介石主持秘密军事会议，亲手敲定第五次“围剿”收官之战——“铁桶计划”。作战方案厚达数寸，部署了超过四十万兵力，意图用钢铁包围圈将中央红军彻底闷杀。为防泄密，文件一式二份，编号保管。谁也想不到，会议散场当夜，编号“甲二号”的全套文件被人悄悄带离驻地。

带走文件的人正是莫雄。那时他名义上是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国民党少将军衔，刚被升任不久。会场里，他表情镇定，心底却翻江倒海。因为在此之前，他已通过地下交通线与中共特科取得联系。得知“铁桶计划”细节后，他意识到中央苏区随时可能被层层包围，九万红军危在旦夕，“再迟一夜，就是葬礼”。

当晚，他带着机要箱连夜赶回德安，找来项与年。两人对照文件，迅速用火漆封好原件，又抄录了要点。凌晨时分，莫雄把抄件藏进一只药罐交给项与年，低声一句：“兄弟，快走！”项与年装扮成讨米僧，徒步九十余里，才在瑞金郊外把情报交到周恩来、李克农手里。

10月初，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向西突围”的命令。长征，由此展开。十天后，国民党部队按“铁桶计划”节节推进，却连红军影子也没抓到。蒋介石在北平协和医院听完瑞金失守又闻“红军已撤”，勃然怒斥：“有人通匪！”但赣北专员莫雄此时堂而皇之坐在任上，未流露分毫破绽。

巧妙的是，为迷惑蒋介石，红军游击队在德安一带突然“偃旗息鼓”。莫雄则进一步伪造了“缴获红军枪械”的战报，还把缴获的几杆旧步枪呈送南昌。江西省主席大加赞赏，蒋介石信以为真，特地嘉奖德安为“模范区”。这一系列操作，替中央红军赢得了宝贵的战略转移时间。

然而机密毕竟难以永远掩藏。1935年春，薛岳接任“追剿”任务后，对莫雄的部队背景起了疑心。莫雄觉察风向不对，借口治病前往香港，从此与公开的国民党体系分道扬镳。抗战爆发后，莫雄以商人身份辗转广州、香港之间，为中共中央香港办公室递送情报。1949年广州解放前夕，叶剑英通过秘密渠道找到他，带来毛主席嘱托——“老同志，回家干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莫雄出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正当一切走上正轨，本该走向晚年平静的他，却因地方干部只知其“少将旧履历”而被捕。若非叶剑英及时察觉，历史将写下一笔不同的结局。

值得一提的是，古大存也是关键环节。当年，莫雄被捕消息传到省委统战部，古大存立刻冲进陶铸办公室，拍桌子直言：“桥还没过完，就想抽板？不行！”这一声吼让陶铸心里一震，随即拨通香港长途。几个电话来回，把生死线硬生生往后拖，最终等到中央批示。

莫雄获释后，中央决定不再公开宣扬他的特工身份，只以“爱国民主人士”介绍。可在资深军政干部之间，他的故事从未沉寂。李先念谈起长征，总说一句：“九万兄弟能走出湘江，莫雄出过大力。”张爱萍回忆遵义会议时，也提及“突围那几天，若非情报先至，主力怕是要埋在瑞金土里。”

1956年国庆那天，叶剑英举杯敬莫雄，场面看似举重若轻，背后却是一条惊险的生命线和九万人的生死线。莫雄没有再披军装，也未再求高位，他常把“参事”当作真正岗位。有人问他是否遗憾，他摇头：“那年夜里拿文件出山，命就是捡来的，还谈什么遗憾？”面带微笑，却不遮白发。

1961年，莫雄在广州逝世，终年七十四岁。治丧通知很简短，却特别注明——“参加过辛亥革命及北伐战争，曾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提供重要情报”。至此，一段曾被深埋的秘密公之于世：一名国民党高官，用一份绝密文件，救下九万红军，也救下日后新中国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