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年李敏生娃后，毛主席常去看望女儿和外孙：娃，该叫什么名字呢

1951年初夏的一个雨夜，灯光映在丰泽园潮湿的青石板上。毛主席伏案批阅电报，偶尔抬头，瞥向西厢房的微弱灯火——那里住着刚回国不久的李敏。自延安、莫斯科几度辗转，父女终于住进同一院落，但因为公事缠身，真正的相处时间依旧屈指可数。这种“明明很近，却常常错过”的感觉，从那时起一直伴随两人。

李敏十一岁便远赴苏联读书，十年间寄来的多是成绩单和合影。1949年春，她同毛岸青被送到香山，第一次用磕磕绊绊的中文喊“爸爸”。毛主席把她抱得很高，高得像要把孩子举到树梢，让李敏看遍新中国的春色。那一刻，久别重逢的喜悦盖过了革命岁月的风霜。

欣慰之外，也有严谨。李敏休假想去上海看贺子珍，毛主席没有派秘书，只有一句嘱咐：“你是大人，路线自己规划。”李敏拖着行李独自上火车，硬座一夜。几十年后回忆，她说正是这趟旅程，让她第一次明确了“独立”二字的份量。

1959年七月，庐山会议前夕，李敏向父亲报告自己订婚的消息。得知准女婿是孔从洲将军之子孔令华，毛主席只是笑：“门第不论，要看人品。”会议一结束，他连云雾缭绕的秀峰都没顾得细看，便日夜兼程返回北京。婚礼办得朴素，两桌酒席、一盘花生米。毛主席高举酒杯：“娇娃，令华，互相学习，共同进步。”那一晚，他难得连饮数杯，工作人员担心他的胃，他却挥手示意别管。

1962年盛夏，北京闷热得像个大蒸笼。李敏挺着肚子搬着凳子乘凉，毛主席批完文件出来散步，总要顺道过来问一句：“吃得下吗？睡得着吗？”十月清晨，孔令华冲进丰泽园通报：“母子平安！”毛主席点燃一支香烟，连抽两口，不无调侃：“这下官升一级，七十大寿提前兑现喽。”

可孩子落地后，他却犯了难：名字怎么起？有意思的是，毛主席蹲在摇篮边，轻轻拨着襁褓上的小手，像同自己商量：“娃，该叫什么名字呢？”几番思量，他定下“孔继宁”三字——沿袭母姓，寄望和平，也暗合“继往开来”之意。李敏抱起儿子，轻声对襁褓说：“听见没？这是外公给你取的名字。”

那段时间，只要不出差，毛主席常踩着布鞋悄悄溜进女儿屋。孩子熟睡，他便端着蒲扇驱蚊；孩子醒来，他就学着保姆的口吻逗弄。工作人员有时提醒日程，他一摆手：“再等等，外孙正冲我笑呢。”伟人也是外公，这一幕让身边人颇为动容。

然而平静转瞬即逝。1963年7月，为避免给父亲添麻烦，李敏一家搬离中南海。临行前，毛主席握着女儿的手，声音有点发涩：“外面清净，好好过。”李敏答：“过些天就回来看看。”两人都明白，能回来的日子会越来越少，但谁也没说破。

之后十余年，李敏进京探望，总要在父亲床边多坐一阵。1976年9月初，她接到病危通知赶到中南海。毛主席气息微弱，还是努力睁眼辨认：“娇娃，你来了？”李敏把父亲的手贴在脸上，泪水悄无声息。短暂清醒过去，毛主席合眼沉睡，那便成了父女最后一次交谈。

9月9日零时十分，毛主席逝世。李敏接到电话，十分钟内赶到，却只能握着冰凉的手，哽咽喊着“爸爸”。守灵的请求被婉拒，她和丈夫依规排队，同普通群众一起瞻仰遗容。队伍静得出奇，李敏的抽泣声在大殿里回荡，很多素不相识的老工人红了眼眶。

考虑到她的遗憾，中央在李敏住所设立灵堂，并建议搬回中南海。李敏谢绝：“父亲曾教子女自立，他走后，更要守这条规矩。”几十年来，她吃穿从简，只在每年9月9日和12月26日换上干净衣裳，去人民大会堂吊唁，然后在广场上站一会儿，仿佛还能听到熟悉的湖南口音。

1981年，中办按遗嘱交给她八千元、电视机一台、冰箱一台。李敏拿到手便泪如雨下，钱原封不动锁进抽屉，直到湖南韶山筹建铜像时才取出三千元捐助。有人不解，她笑说：“攒一点是一点，算是女儿替父亲尽心。”

时间推到今天，李敏家中仍留着那座简易灵堂，墙角还摆着当年用过的小竹摇篮。外孙孔继宁也早已成年，却不愿搬走旧物。他说外公的气息就在书页和稻草绳里，轻轻一触，好像还会听见那句带着满足与爱意的低语：“娃，该叫什么名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