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李井泉陪毛主席冒雨视察隆昌，主席笑称：我们都是黑炭头

1958年8月的一个闷热午后，成渝铁路上空乌云压城，专列忽然在资阳嘎然而止。车窗外是连绵稻田和新修的机耕路，薄雨如丝，空气里混着泥土和机油味，很有年代感。没有人知道列车为何临停，车厢里却先响起了毛主席爽朗的笑声。

随行的李井泉这才听明白，原来主席想“下去走走，看一看老乡的日子”。一句话，让警卫和地方官员统统紧张起来，临时勤务热锅上蚂蚁般四处找车。李井泉心里嘀咕：这就是他熟悉的毛泽东，想看就走，绝不循规蹈矩。

外界常把李井泉当作“川中之龙”，其实在主席眼里，他更像是一把趁手的斧头——劈山开路，遇事能破局。八年前，毛主席正是这样把他“扔”回川西，“你是本地人，剿匪、建政，干给乡亲们看看”，言下之意，既有信任，也带几分考校。

李井泉没有让人失望。1950年至1952年，他领军“川西剿匪”，从大雪的阿坝到闷热的攀西，跑烂无数双草鞋，硬是把潜伏在深山沟壑里的数万敌特、土匪消弥。从此，川西夜不闭户，百姓送他一个绰号——“李青天”。

治安稳了，建设得跟上。李井泉抓住水利与土地，是因为他明白四川人家家离不开一亩三分地。都江堰那会儿淤积严重，他顶着压力搞清淤、加固，把传统水法与苏联专家给的现代规划揉在一起；平坝开渠，丘陵打井，山区建库，口号只有一句：“田能灌，涝能排”。

成渝铁路通车后，西南大地出现久违的繁忙。1958年夏天，毛主席到成都开会，一边翻文件，一边关心地问李井泉：“别只递报表，带我去看看老百姓。”这才有了后来那趟充满即兴色彩的川南之行。

专列离开成都后，主席兴致盎然，窗外的稻穗被风吹得起伏，一派好年景。他突然扭头问李井泉：“听说自贡的天然气冒得比井喷还高，你看值得去不？”李井泉本想说行程已排定，却被主席一句“我这辈子还没看过真正的气井”说服，只得连夜协调。

电话飞转，铁路局长胡景祥急得满头大汗，内江已过，换线来不及，只能在隆昌临停。可县里毫无准备，车站手头只有一辆老旧轿车和一台拉煤的卡车。李井泉握着电话，连声说“就用它”，转头却有些发愁：雨下大了，路面泥泞，主席怎么走？

专列一停，毛主席跨下车厢，雨水已全身打湿。看见众人急得团团转，他摆摆手：“别折腾，我这身打仗的命，坐什么车都行。”于是，前头破轿车一载主席和李井泉，后头煤车装着随行人员，汽笛声里，两车一前一后驶进夜色。

山路颠簸，车轮偶尔陷进泥里，溅得众人满脸污渍。到达气矿时，人人头发沾泥、脸抹黑灰。县里终于赶到的领导见了阵势，忙递毛巾道歉。毛主席哈哈大笑：“别客气，看咱这副模样，都是黑炭头！”一句俏皮话把紧张的气氛冲得一干二净。

气矿小礼堂昏暗的灯泡下，毛主席听技术员林国浓汇报：井深七百多米，日产天然气数十万立方，副产黑炭年产几千吨。主席插话：“脱硫装置有吗？安全阀怎设？”对方老实回答“设备简陋，硫化氢暂时放空”。主席眉头一皱，“赶紧搞回收，别糟蹋资源，也别熏坏了咱工人的肺。”

夜已深，雨水仍未停。谢奉露和王大芬左右搀扶着主席，看着他在泥泞中一步一步去看井口的蓝色火炬。那一刻，众人突然明白，七旬老人为何一定要来：只有亲眼见过最基层的火光，才肯定心里那笔建设账写得划不划算。

回到车站，钟表指向凌晨一点。年轻工人们排成两列夹道致敬，煤渍在雨中被冲出一道道黑痕，却没人顾得上擦。列车启动前，毛主席把车窗摇下，高举右臂：“同志们，开山挖气不容易，注意安全，保重身体！”蒸汽汽笛长鸣，夜色被撕开一道缝隙，灯光随列车远去。

这趟冒雨之行后来在川南口口相传。李井泉常对下级提起：“主席问的每个细节，都是在为咱们铺路。我们办事，只能更细。”次年，隆昌气矿加装了第一套小型硫回收炉，自贡天然气外输管线也进了规划。

从剿匪到筑坝，再到披着雨衣踏泥看气井，李井泉与毛主席的默契从烽火岁月延伸到国家建设。那声“我们都是黑炭头”，听上去轻松，却写尽了战友情、同志情，也提醒在场的人：赤子心、泥腿子情，才是共和国最宽阔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