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乡村教师被判死刑，行刑前委屈大喊：我为江姐做过很多事

1981年5月的一天，重庆江北邮局分拣室里多出一封薄薄的平信，收信人写着“荣县黄茂才”。谁也没想到，这封信会掀开一桩沉埋近三十年的旧案。送信的邮递员赶了八十里山路，把它交到一位花白头发、正给孩子补习认字的老人手上。老人打开信，只看了两行，手就抖了：烈士陵园纪念馆要他去核对江姐狱中档案，证明“黄茂才”三字的真伪。

时间拨回到1948年7月。江竹筠被押到重庆渣滓洞时，负责登记的正是20岁出头的黄茂才。这个出身荣县贫农、因逃壮丁稀里糊涂当上宪兵的小个子，一眼看见押票上的名字，心里猛地一紧。此前，他已从别的看守口中听说过那个“宁死不屈的女共产党员”。江姐被带进单间前，小声问他：“你也来自四川？”黄茂才点了点头，却不敢再多说一句。

有意思的是，他第一次把热水偷偷送进女囚室时，被曾紫霞一把攥住袖子，“小黄，进步一点，对国家对百姓都有好处。”短短一句话，在他心里留下火种。此后放风时，他常被女囚们叫去“摆龙门阵”。他们替他描绘农民翻身的场景，又拿报纸给他看东北战况。他开始明白，门外的世界正被另一支力量改写。

江姐与他真正的默契，来自一张不足半指宽的纸条：“你不想一辈子做地主老财的枪吗？人民不会忘记肯帮忙的人。”那晚他彻夜难眠。第二天早饭前，他低声说了句：“信我试试看。”自此，渣滓洞多了一条隐秘的信息通道。黄茂才负责传递信件、报纸，还给江姐带去一册《社会发展史》。书用旧报纸包着，他一路捏着汗，直到藏进寝室才敢喘口气。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解放军逼近西南。军统高层暗下命令：先杀“顽固犯”。江姐清楚凶多吉少，托黄茂才把给表弟谭竹安的信塞进鞋垫：信里既有托孤，也写明“黄茂才可托”。黄茂才看完，默默折回渣滓洞，递给江姐一张外甥的照片。她凝视良久，“孩子就靠你们了。”这是两人最后一次说话。

11月27日深夜，江姐等人被押往刑场。黄茂才正在家乡探母，闻讯瘫坐门槛。三天后回监，即被逐出看守队伍。他抱着女囚们联手织好的蓝色毛衣，偷偷在伙房角落痛哭。

新政权建立后，他在村里成了识字最多的人，被推举教书。日子正要翻篇，1951年2月，县公安把课堂里的他带走，罪名是“杀害江竹筠主要刽子手”。审讯室里，他嘶喊：“我是共产党地下交通员！”可无人理会。三条不利口供、几份含混不清的证人陈述，把他推向死刑。1953年7月20日，行刑队已列队，他拼尽全力高喊：“我为江姐做过很多事！”执行人员一愣，现场改判无期，理由是“情节存疑”。

狱中十二年，他靠给干警抄写文件、教识字挺过来。每当撑不住，就摸那件蓝毛衣：冷了，就披；想哭，也披。1955年判期减为十五年，1964年再减两年后出狱，但仍戴“重点管制”帽子，无法离乡一步。他暗暗记下每位可能证明他清白的人，却苦于不知下落。

直到那封烈士陵园的信。馆长卢光听完他的讲述，拍拍桌子：“你去成都中医学院找曾紫霞，她在那儿。”二十三年的等待凝成一句“曾老师，我是渣滓洞的黄茂才！”曾紫霞愣了许久，才抓住他的手，“老黄，你到底出现了！”她连夜写证明，又联系了当年尚在世的狱友。荣县调查组随后查阅档案、走访数十人，终于弄清：黄茂才不仅无罪，且在敌营中出力甚多。

1982年4月12日，四川省高级法院正式撤销原判，宣布其无罪。几天后，县政协聘他为委员，补发生活费。老人领到通知那天，把手里那封1979年未批的申诉信轻轻撕掉，喃喃一句：“总算对得起江姐。”

晚年，他常被请去学校、军营讲渣滓洞往事，一讲就哽咽。“江姐真瘦，却挺得笔直；李青林打着赤脚，走路没声；曾紫霞总爱笑……”听众鸦雀无声。1997年，他受聘到烈士陵园做修缮顾问。重回渣滓洞旧址，73岁的他扶着铁门，给每一间囚室敬一个礼，久久没挪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