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家八兄弟，各个成材，毛主席与他们均有交往，大哥是主席的老师

1949年初夏，北平城里的晚风还带着春寒。中南海菊香书屋里，毛主席翻到一份北师大校务报告，看到“黎锦熙”三个字时，他放下铅笔，轻轻哦了一声。对大多数人来说，那只是位语言学家；对毛主席而言，却是早年在湖南第一师范课堂上耐心讲解《史记》的老师。由此，一段横跨大半个世纪、牵动八兄弟与一位伟人之间的故事，再度浮现。

黎家老宅坐落在湘潭县云湖桥镇，清末秀才黎松安与夫人李氏一共育有八子。乡亲们喜欢用马匹作比，便称他们为“黎氏八骏”。兄弟间年齿相差二十岁，人生轨迹却如同并列的钢轨，始终向前。

长兄黎锦熙生于1890年，十三岁考中秀才，后留学日本。1913年回湘任教时，十九岁的毛泽东刚进师范，两人一面为师生，一面像朋友。课间议论天下大势，学生常记得老师一句口头禅：“字里有乾坤，人亦当立天地。”多年后，简化字与推广普通话提上政务议程，毛主席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位旧日恩师。

1949年夏，北平宣告和平解放。毛主席决定亲自登门拜访汤藻贞、黎锦熙等旧友。和平门内那间旧式楼房里，昔日师生再度相握。黎锦熙已年过花甲，仍想鞠躬行礼，被主席握住手臂挡了回去。短暂寒暄，主席一句玩笑滑过：“老师，现在当学生的请老师吃饭，可算破天荒喽。”随即吩咐工作人员订了湘菜馆，两桌家乡味。

酒过三巡，毛主席提出文字改革设想，黎锦熙掏出随身小册，边听边记，不时补一句注音符号的利弊。双方一拍即合，当年秋天，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北平成立，黎锦熙任副主席。此后几年，毛主席凡遇语文改革难题，常以便条或电话相询，两人往返书札十余次。

如果说长兄与主席交情源于课堂，二弟黎锦晖与毛主席的缘分则系于旋律。黎锦晖写《桃花江是美人窝》时尚未料到，江西井冈山上会有人将曲调改作“红花千万朵，送给红军哥”。1956年在人民大会堂，两人碰面，主席开口就问：“这首歌借来用了，可别算抄袭吧？”黎锦晖哈哈大笑，答了句“拿去不收稿费”，在座者无不莞尔。

三弟黎锦曜钻研矿冶，1930年主编《中华矿学杂志》，战争年代仍回湘潭筹资开矿。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提到湖南资源现状时，专门表扬了他的“私财办公益”，秘书记下后，特地寄去表彰令副本。

四弟黎锦纾留学柏林，与朱德同租寒舍。1949年南京尚未完全肃清残敌，朱老总电令二野司令员刘伯承设法找到老友保护。可惜黎锦纾翌年因胃癌病逝，未能进入中央机关。毛主席得知后感叹“可惜斯人”，并向家属寄去慰问金。

五弟黎锦炯被称作桥梁专家，滦河大桥设计图上仍可见他潦草却遒劲的签名。1953年，他调任铁道部设计局局长，主席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党内桥梁权威”称呼他，场内掌声格外热烈。

六弟黎锦明长年写小说，鲁迅曾称赞其“蓬勃的楚人之气”。1954年国庆，黎锦熙登上天安门城楼，主席问候一句“六先生近况如何”，随后谈起《尘影》对农民运动的描摹，“一针见血”四字脱口而出。老六得知后，当晚激动到彻夜难眠。

七弟黎锦光与毛主席真正意义上是师生兼战友。1921年，第一师范附小补习班里，他既是课代表，也暗地里协助老师维持课堂秩序。有一次透露吹口哨者身份，毛主席轻声说了句“谢谢”，黎锦光记了五十年。后来的他走上音乐道路，创作上千首曲目，提及往事，总说“主席给我的不仅是国文，还有骨气”。

最小的黎锦扬生于1915年，战后获耶鲁学位并旅居美国。1976年，他写信恳请回国探亲。大哥犹豫未呈递请求，未料九月九日噩耗传来。五年后黎锦扬终于重返故土，站在湘潭旧居前长叹：“迟到的归程，终究还是到了。”

纵览兄弟八人，或治学，或造桥，或著书，或谱曲，看似领域不同，却有共同气质——信奉新思潮，笃行报国志。毛主席对他们没有一视同仁的官样关照，而是根据个人所长给予支持：有人获准组建协会，有人得到工程经费，有人收到一纸嘉许，形式虽简，份量却重。

老一辈革命者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在这一系列交往里窥见真章。八兄弟因才情各领风骚，又因与毛主席的交集，被时代照亮。时间终将远去，那些字，那些歌，那些桥梁与矿井，却仍默默证明：选择与民族命运同频的人，总能留下分量不轻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