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汤恩伯在日本去世，葬礼上妻子冷脸直言：报应终于来了

1949年5月的上海码头，蒋经国递给汤恩伯一个沉甸甸的皮箱，里面是二十万两黄金。夜风很闷，江面船笛此起彼伏，汤恩伯攥着箱把，额角的青筋却在跳。他明白，这是蒋介石留给自己的最后一次投名状：保住沪上战略物资，同时盯紧浙江主席陈仪。正是这一步，决定了他后半生的走向，也埋下妻子王竟白那句“报应终于来了”的伏笔。

再往前推三十年，1921年春，他与同窗张世亮、刘骏声搭船去横滨。那时的留日潮已近尾声，但“同文同种、省费”三字仍具诱惑力。三个年轻人边打工边念书，在神田阿久里町合伙开了家小料理店。汤恩伯口无遮拦，做事豪爽，店门口常被留学生挤满，灶台却因免费招待亏得底朝天。只是少年热血不懂生意经，很快就陷入拆东墙补西墙的窘境。

胶着时，一个浙江女孩推门而入。王竟白，气质清冷，言语间透着书卷味。她的义父正是陈仪，在浙江早已声名赫赫。汤恩伯嗅到机会，对她格外殷勤。有人私下打趣他“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笑着不否认。料理店终于还是歇业，他硬着头皮回国求仕，临别对王竟白只留下简短一语：“等我回来。”

1924年底，他凭陈仪的保荐如愿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主攻步兵战术。毕业那年北伐军势如破竹，各路军阀摇摆不定，汤恩伯在南京找到陈仪，跪地叩头认师。陈仪爽快，每月再资助他五十块大洋。两年后，汤恩伯与王竟白完婚，夫妻相敬如宾，外人都说郎才女貌。

真正的腾飞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1938年，他被派驻河南，兼管皖豫赣数省军务。兵权到手，他自称“中原王”，在开封修建独立指挥部，连蒋介石都一时不好直接干预。然而河南粮田广阔、河道复杂，防御线长，他的集团军并无还手余地。1944年豫中会战，日军奇袭洛阳，汤部连番失城，军心崩解，蒋介石震怒，将他调到陆军总司令部闲置。

转折点出现在1947年初的台湾“二二八”事件。陈仪时任台湾行政长官，原本靠温和政策将事态稳住。却因南京政府强硬介入，岛内民怨沸腾。陈仪从此对蒋心灰意冷，与汤恩伯暗通信息，意图“改旗易帜”。那时汤恩伯刚在孟良崮战役损兵折将，被蒋当众掌掴，颜面扫地，两人之间的反蒋共识迅速加深。

1948年6月，陈仪受命任浙江省政府主席，赴杭州前密谈汤恩伯，二人一致同意“先立足浙江，再谋全局”。随后通过秘密渠道，与华东野战军联络。彼时解放军急需情报，开出“既往不咎”的口头承诺。汤恩伯心动，答应“只要能赎罪，愿效犬马之劳”。

然而事与愿违。随着辽沈胜负已分，蒋介石急调家族心腹南撤，秋后算账的氛围愈来愈浓。蒋经国携黄金空降上海，对汤恩伯晓以利害：“父亲托付你全权处理物资。”一句“将军，事不可为！”随从劝阻时声音极低，他没吭声，只默默签收了皮箱。不到一周，陈仪的行动计划被悉数递交南京。其后结局众所周知：1949年5月陈仪在杭州被捕，1950年6月于台北马场町枪决，终年五十六岁。

消息传至美国，王竟白先是愣神，旋即带着孩子远赴纽约，再未见夫君一面。她对外只说一句：“做人不能没底线。”外界难以想象这位昔日温婉的浙西大家闺秀，竟对丈夫失望到如此地步。

汤恩伯随蒋政府退抵台湾后，表面官阶仍是陆军总司令，其实兵权被剥空，只剩一纸头衔。公馆小院，昔日幕僚走得七七八八，账面连差旅费都捉襟见肘。雪上加霜的是，他患上严重肝疾，脾气越发暴躁，常对亲兵发泄怒火。

1953年底，他赴日本东京顺天堂医院求医。住院第一周，病情尚可，偶伴低烧；第二周开始黄疸加剧，话也少了。有意思的是，在弥留前，他偶尔提到陈仪，嘴角似笑非笑，却始终没开口解释当年的抉择。1954年6月8日凌晨，病危通知下达，护士记录脉搏停止时间为5时16分。

蒋介石还是念旧情，用海军“太康”号护送遗体返台，规格颇高。6月19日葬礼，风雨将至，天空压得很低。妾室与子女哭得撕心裂肺，白幡猎猎作响。王竟白身着素衣，面色冷淡，她向灵柩鞠了三个躬，转身低声道：“报应终于来了。”话音几乎被哀乐淹没，却掷地有声，引得侧目连连。

旁观者或许感到唏嘘，然而回溯他的一路升沉，背叛、抉择、时局、私心，无不是亲手铺就的轨迹。军人生涯二十九年，他曾指挥十几万大军，也曾孤身漂泊于病榻；在旧政权的末路里，辉煌与落魄只隔一纸密报。1954年6月的那场葬礼，没有人再提“中原王”三个字，取而代之的是冰冷的封棺令。此后多年，台湾军事档案多次检索汤恩伯遗留文件，依旧找不到那张陈仪策反名单的原件，连他自己究竟交了多少情报，也成了谜。风声早已停歇，但那句“报应”仍像石子落水，激起层层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