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0月的凌晨四点,贵州长顺北面的山坳里仍透着寒意,一队解放军借着昏黄的马灯摸索前行。向导低声说:“再往前两里,就是‘陈大嫂’可能落脚的寨子。”风刮过松林,火烬翻飞,人人绷紧了神经。
追捕小队此行的目标叫程莲珍。档案里,她是“黔南土匪残部要犯”,但传闻里,她似乎又漂亮得不像话。有人说她会双枪齐发,有人说她换过三任丈夫,真假在黑夜里混作一团。
往事得从1922年说起。这一年,程莲珍出生在长顺深山布依寨。山清水秀,村里姑娘普遍长得好看,她却更出挑,腮边梨涡一点就开,寨老直夸是“山花第一枝”。
1939年,17岁的她随闺蜜下山赶集。富家子弟们被她的脸惊到,连称“县城首美”。门前求亲的人踏烂了石阶,可她偏偏谁也不中意,父母也由着她。
世道乱,风声碎。当地土匪头子王海臣看上了她,派人上门索媒,威胁不从就抢。程家慌了神。危急之际,惠水地主陈正明出面顶下麻烦,还把程莲珍迎进了深宅大院。
好景只维持四年。陈正明因病去世,留下良田万顷。族中旁支见财起意,夜攻陈宅。程莲珍扛枪守楼,一阵乱枪逼退来犯,自此“陈大嫂”名号传遍黔南。
为了稳住家业,她结识了国民党八十九军营长罗绍铨。罗绍铨不满足“保护费”,索性牵线让弟弟罗绍凡与程莲珍结亲。兄弟俩表面示好,暗里把她当取财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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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解放军攻下贵阳,罗绍铨部与各路匪首串联,妄图卷土重来。1950年春,他们围攻惠水北门,被守城部队打得丢盔弃甲,只剩数十骑狼狈逃窜。
接连几场围剿后,罗绍铨中弹身亡,残部土崩瓦解。程莲珍带罗绍凡钻山洞、换住家,越逃越穷。1952年初冬,中央下达缉捕令。她与罗绍凡一路辗转,从贵阳到龙里,最后躲进韦万书家,改口自称“逃难寡妇”。
1953年初,贵定县旅馆老板举报一个面孔可疑的中年男子。公安循线抓住罗绍凡。熬了三夜,他终于松口,把程莲珍的藏身处全盘托出。抓捕当晚,院门“咣”地被撞开,战士手电照亮她的脸。程莲珍猛地想拔腿,却听有人喝道:“别动,人民解放军!”她肩一垮,没再挣扎。
消息传开,惠水街头巷尾吵成一片。看热闹的想见“大恶魔”,结果等来的却是一个脸庞白净、眼神茫然的年轻女人。围观者短暂错愕后,高声喊:“恶匪不杀不足平民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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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卷很快层报。西南军区参谋长李达把材料呈上北京。没多久,专电飞回两字:“不杀。”毛主席的批语语气轻松:“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我们何妨学学。女子匪首少见,杀了浪费。”
1953年6月5日,惠水万人大会堂座无虚席。法警押着程莲珍上台,唾沫星子几乎要淹没她。忽然,李达走上麦克风,声音平稳:“毛主席指示,此人免于死刑,另作处理!”嘈杂声戛然而止,场面静得能听见风扇嘎吱。
程莲珍被宣布“取保教育”。押解途中,她低声对看守说:“欠下的,要还。”那士兵皱眉,却听见她又补一句:“要用活人还。”
离开看守所后,她先去找昔日余部。有人狐疑:“你命都捡回来了,还管我们?”她摆手:“党给我路走,我也给你们路走。”三周之内,二十二名匪徒举枪投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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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匪中有个外号“八大金刚”的小团伙,硬是躲进岩洞不出来。程莲珍带路,配合民兵连夜潜伏。枪声三小时,三名匪首当场毙命,其余被活捉。山风带走硝烟,山下老农嘀咕:“不杀果然见效,厉害。”
此后她在地方政府安排下担任苗岭农场保卫员。秋种春耕,闲时到村寨做政策宣传,常把“活捉不杀”讲给年轻人听。大家笑她絮叨,她摇头:“没那天,就没今天。”
1976年9月9日,电台传来领袖逝世的消息。程莲珍愣了半晌,搬出早年珍藏的蓝布军装袖标,在窗前立了一夜。第二天,不言一字,自己动手给农场修好了两处饮水渠。熟人问原因,她只说:“事情总得有人干。”
岁月把神话磨平,她最终只是长顺山间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可在当地老人茶余饭后,提到当年那场万人公审,仍难免要感叹一句:“要不是主席那句话,哪来后面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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