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滴血》：史泰龙与美国电影的双重战争

现在，许多80后还会依稀记得，当年在录像厅的门口，会张贴《第一滴血》的海报。

这个浑身肌肉，眼神如刀，肩上扛着一挺机枪的兰博，还会以各种尺寸出现在影碟店、书摊、地摊，还有男寝的门口或是床头。

1991年，《第一滴血》作为改革开放后，引进的第一批美国译制片。伴随着改革的春风，一起吹进来，当时正处于青春期的我们，对于美国历史所知甚少，对于世界的认知，还停留在朦胧与好奇并存的阶段。

在灯光昏暗，烟雾缭绕的录像厅里，无数青年为大杀四方的兰博热血沸腾，其原因并不仅在于他的英雄孤单，更主要的是他快意恩仇，反抗强权，以暴制暴的酣畅淋漓。

然而，影片若止于此，《第一滴血》就与任何一部美国动作大片无异。它是美国社会的一面镜子，映照出这个国家最复杂的心理——它的霸权与虚伪，它的魔幻与现实。

从越战回国的兰博，经过长途跋涉去看望自己的老战友。没想到，战友的母亲看到这位一身退役兵打扮的年轻人，非常的害怕。

因为战友的母亲是黑人，如果一名退役美国大兵找上门来，多半没有好事。

兰博拿出跟战友的合照，这才打消了战友母亲的疑虑。没想到，战友已经始于美军在越南战争中投下的橙剂，导致的癌症。

得知战友去世，兰博就准备离开这座小镇，开始漫无目的的流浪。

兰博经过小镇，遇到了当地的小镇警长。

这位警长跟小镇上的人热络地打招呼，说明他的人缘不错。

警长似乎也懂些“先礼后兵”的道理，可惜懂的不多。

他客气地请兰博上车，一脚油门将其他送出小镇，并且告诉他30公里以外，有一家餐馆。

没错，近在咫尺的小镇不让吃饭，还得再徒步30公里。

为什么警长不让兰博就近在小镇里歇歇脚，吃口饭，而是将其“礼送出境”呢？

因为《第一滴血》的成书时间是1972年，当时还没有“战争创伤综合症”这一概念。

在普通民众眼里，退役的美国大兵就是一帮打了败仗，酗酒、闹事的兵痞，而且身上没什么钱，乞丐、小偷、流浪汉、抢劫犯，诸如此类。

兰博不是凯旋的英雄，而是被遗忘、被歧视、被迫害的退伍兵。当他回到祖国，等待他的不是鲜花与掌声，而是警察的侮辱与刁难。

警长在车上，对兰博说话时也是夹枪带棒，半是奚落，半是威胁。

但是，兰博执意要回到小镇。

警长就发火了，故意找茬，把兰博抓了，并将其带回警局。

小镇警察种种不友好的态度，一直刺激着兰博“战争创伤综合症”的神经。在镜头的交叉剪辑中，我们明显感觉到兰博快要犯病了。

小镇警察却并不知道兰博的手段，还一直在生死的边缘疯狂试探。

无理搜身、刁难拷打，高压水枪冲，用明亮的剃刀威吓，使兰博不堪忍受。

他果断出手，将几名警察打翻在地，一溜烟地逃出警局。

兰博被逼反抗躲进山林，利用丛林地形反击美国警察。

在丛林战中，兰博神出鬼没，一人成军，从悬崖跳下深涧，甚至躲在树上，用石头砸中直升机。

据说，在拍摄这段戏时，还没有出现“替身”这个概念。

史泰龙折断了四根肋骨，被送往医院抢救。

在兰博的反击之下，老警察一个不留神连人带武器从直升机跌落。趁着石首还冒着热气，被兰博捡到全套装备。

兰博充分利用了在越战中学到的技能，一次又一次击败前来搜寻的警察。直到最后，在老上校面前，这位肌肉虬髯的英雄，声泪俱下地控诉自己所经历的战争，控诉自己回国之后遭遇的不公整待遇。

在那一刻，英雄的眼泪打动了无数的青少年。

好莱坞深谙一个道理：直接歌颂战争往往招致反感，但讲述战争受害者的故事却能赢得同情与认同。

兰博的悲剧不在于他不够强大，恰恰相反，他太强大了——强大到足以对抗整个体制。

这就是好莱坞电影的影响力所在：个人与体制的对峙，弱者对强权的反抗。

“为了适应上映国家的国情，好莱坞不惜修改故事情节”。

据1985年11月27日美国电影专业刊物《综艺》杂志报道，在中东国家播放的《第一滴血》的录像时，好莱坞直接都把故事发生地点从越南改为菲律宾。

时间上也从现在改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影片中的坏蛋和敌人（越南人和俄国人）也因情节的改动变成了日本人。

好莱坞从未远离政治，他们更懂得如何将“霸权意图”巧妙地复制粘贴。

在电影的虚构与现实的真相之间，好莱坞电影有着一套极其巧妙的转化策略和复制粘贴的技巧。

丹尼尔·贝尔曾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中指出：“资本主义的矛盾来自于经济领域所要求的组织形式同现代文化所标榜的自我实现规范之间的断裂。”

兰博的出现，恰好填补了这一精神缺口。

他既是反体制的英雄，也是个人自由主义的浪漫化身。他不属于任何机构，不听命于任何上司，只遵循自己内心的道德律条。

《美国队长》、《阿凡达》、《蝙蝠侠》，都是用的相同的路数，当超级英雄们以一己之力对抗警察、对抗军队、对抗整个国家机器时，观众内心深处对体制的不满终于找到了宣泄的途径。

这便是好莱坞长盛不衰的秘密：它既提供反抗的幻象，又不威胁现实的秩序。观众在黑暗中完成了一场象征性的革命，出了影院，依然是顺从的阿美莉卡公民。

看过《第一滴血》续集的观众都知道，这个系列电影有一个意味深长的规律。

到了《第一滴血Ⅱ》中，越南成为史泰龙一个人的战场；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重返越南，在那里他单挑一整连的越共。

在《第一滴血Ⅲ》中，史泰龙再次出手，这次是帮助阿富汗人民赶走盘露当地的人侵的苏军，片尾的字幕是“此片献给英勇的阿富汗人民”。

荒谬的是“9·11”后，美军又以“反恐”的名义入侵了阿富汗。

在《第一滴血IV》中，史泰龙隐居在湄公河的丛林，为从缅甸军政府手中救出美国救援组织人员再次出手。

在后来的续集影片中，兰博出动的地区均是美国试图占领或者控制的地缘政治战略要地。

在那些地区，美国往往以金援和军援相结合的手段扶植当地的亲美政权，但美其名日支持当地的民主自由建设、要将当地的人民“解救”出来。

电影里的兰博是受害者，是被辜负的英雄，是正义的化身。

但真实的历史却呈现出复杂得多的面貌，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艾森豪威尔政府支持右翼势力颠覆民选总统阿连德，肯尼迪与约翰逊政府逐步深陷越南泥潭，尼克松政府下令轰炸柬埔寨，特朗普跨国抓捕马杜罗……

这一连串的决策背后，是意识形态的偏执、地缘政治的算计、军工复合体的利益。

讽刺之处正在于此：美国人自己尚未完全想明白的问题，好莱坞却早已给出了标准答案。

在银幕上，美国士兵总是受害者，美国政府总是被蒙蔽的一方，真正的坏蛋永远是别人。

这种叙事策略如此成功，以至于全世界都学会了用美国电影的视角理解美国。

意大利导演塞尔乔·莱昂内曾感叹："美国仿佛是格里菲斯加上斯皮尔伯格，水门事件加上马丁·路德·金，约翰逊加上肯尼迪。梦幻和现实总是相悖的。

意大利只是意大利，法国只是法国，而美国却是世界的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