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我军打仗笼统分2种风格：一是毛主席打法，二是徐向前打法

1947年初冬，延安东南四十里的山沟里，警卫员端着热气腾腾的小米粥送进窑洞。毛主席抬头说了一句：“今天得把胡宗南再晾一晾。”这句话后来在指战员之间悄悄流传，被视作掌控战场节奏的生动注脚。自土地革命战争起到新中国成立，人民军队的作战风格大体可以看到两条清晰脉络：一种是毛主席式的“换时空、调节强弱”；另一种是徐向前式的“活用群众、灵动切换”。二者同根同源，却在细节上各有妙处。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突围，湘江战役后伤亡惨重。毛主席在连续夜行百里后提出“避实击虚”，反复强调“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概念并不复杂，关键在于对战场主导权的坚持。哪怕只剩三千人，也要让敌人摸不着脉。于是有了乌蒙山回旋，也有了四渡赤水。那段时间，红军行军路线像写意山水，几笔勾勒却把数十万追兵牵着走。

同一时期，远在鄂豫皖山区，徐向前正率红四方面军与桂系军阀周旋。装备差、弹药少，正面硬碰几乎无胜算，他干脆把队伍拆成许多“流动据点”。有人问他图什么，他笑道：“人动则活。”在这种思路下，红四方面军不靠山险，而靠“人山”——群众。情报、粮秣、向导，层层送到。对手往往兵临空寨，却扑个空。

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主席的指挥权得到确立。此时他已将游击战升华为“以存为亡、以退为进”的战略体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冈村宁次调集精锐扫荡华北根据地，却发现自己像个笨重猎户，被成群结队的“小股”逼得团团转。冈村私下抱怨：“他们总是化整为零，打也打不着。”这种被动感正是毛主席要的效果——把时间拖成自己的盟友，把空间变成敌人的陷阱。

有意思的是，徐向前1938年奉命赴太行平原时，面对光秃秃的庄稼地，一些山地出身的战士发愁：没山可依，咋打？徐向前提出“人山”理论：把村庄、老百姓的炊烟、夜色，都当作山来用。白天隐藏，夜里突插。三个月下来，平汉铁路北段被迫停运，日军不得不把兵力分成数十处守备，正落入我军“分而歼之”的节奏。

1940年，百团大战硝烟弥漫。表面看是彭德怀统一指挥，但毛主席在延安发出的电文明确要求：“战后即分散，勿贪一城一地。”大打之后还要灵活游击，这是毛氏风格的一体两面：集中优势兵力啄中要害，然后立刻还原为星星之火。倘若一味恋战，很可能被敌人重兵合围，重蹈国民革命军惨败覆辙。

抗战胜利后，国共矛盾迅速激化。1946年，蒋介石部署全面进攻，中原地区战火再起。徐向前时任晋冀鲁豫部队副司令，辽沈战役前夕，他向总部呈报电报指出：“敌未必全是硬骨头，先吃软肋，震其全身。”这套思路与毛主席“先打弱敌”异曲同工，却在执行层面更注重穿插割裂。徐部多个旅夜行百里抄敌侧翼，留下的仅是满山空壕。1947年山东孟良崮，粟裕采取同样手法，集中起七个师“十当一”，一举端了整编七十四师。军事史家常说：“孟良崮既是毛主席战略的案例，也是徐向前战术的影子。”并非空穴来风。

1948年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打响，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决胜阶段。此时我军兵力已由弱转强，然而毛主席仍叮嘱“打得快，打得全”。原因很现实：拖久了，美援可能源源不断；留遗漏，敌人或会卷土重来。所以辽沈战役林总一个月定乾坤；淮海战役粟刘四十余天围歼五十五万。速决背后是对战略时机的极度敏感。

值得一提的是，徐向前对运动战的理解并未停留在“走”，而是“走中有停”。他反复强调“歇脚是为了再跑”，因此在川陕根据地亲自主持三个月“大练兵”，先把新兵轮训，再拉出去磨。待红军主力长征离开后，川陕游击队仍能迟滞几十个师的“围剿”，靠的正是那股练出来的硬劲。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走出城头，望着进城的解放军列队感叹：“你们纪律太好了。”这种纪律感源头可追至1928年井冈山“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也能在徐向前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临战守则》中找到影子。党指挥枪、枪听党的，两位统帅从未分歧。

如果把毛主席的打法比作一盘精心布局的围棋，徐向前的打法更像快刀劈麻。前者重在大势与节奏，把敌人牵进去慢慢绞；后者注重节点与爆点，抓住空当立刻撕口。两种风格相互补充，把人民军队从小推到大，从山沟推到城市。

1950年春，我军总参谋部汇编《作战原则汇要》。其中“灵活机动、避实击虚”和“发动群众、军民合力”两条并列出现，被视为制度化的作战准则。文件上没有署名，却透出毛主席和徐向前共同烙下的痕迹。此后，无论在朝鲜战场还是边境自卫反击中，这套思路仍被反复验证。城县小卒，亦能心中有数：什么时候该拉开距离，什么时候该一口吃掉。

毛主席和徐向前在战术课堂上从未同台授课，却用一场又一场生死之役，为后来者留下一部活的教科书。年轻指挥官只要顺藤摸瓜，便能看到两条清晰线路——一条讲整体、一条讲灵动，交织成人民军队最终胜利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