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吴志良：做澳门文化“守望者” | 特别报道

导读：这种“安心”，源于这座城市深厚温润的文化底色，源于它见证并证明了：人类完全可以在保持各自独特性的前提下，和平、理性、富有创造力地共同生活。

吴志良：广东连平人，现为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

吴志良曾说，世间所有的故事，无论是悲是喜，皆源于遇见。澳门是中国与西方相遇之地，也是中外相碰、相交、相知之所。其间种种故事，编织出近5个世纪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曲折历程和轮廓，诉说了中华民族面对外力的坎坷探索和悲欢。

吴志良与这座城市的相遇，仿佛亦是冥冥之中。作为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吴志良在澳门生活和工作已超过40年。这位被誉为澳门学界领军人物的学者，人生轨迹早已与这座小城紧密相连。

1985年，从北京外国语学院葡萄牙语专业毕业后，吴志良的人生航向因时代机遇转向南方。在里斯本和澳门完成深造后，他于1988年加入成立不久的澳门基金会。此后30余载，从管理委员到行政委员会主席，他的职业生涯与澳门的文化命运紧密绑定。他笑称自己“把人生三分之二的时光都给了澳门”，从当初研究澳门历史文化的“外来者”，逐渐成为这片土地文化根脉最坚定的守护者与阐释者。

在学术界，吴志良是澳门学构建的核心推动者之一，以《东西交汇看澳门》《生存之道》《何以澳门》等一系列著作，为理解澳门独特的政治发展与社会形态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公共文化领域，他是“澳门记忆”工程的发起人和操盘手，致力于让尘封的档案“活”起来，飞入寻常百姓家。在全国政协的平台上，他是孜孜不倦的建言者，提案始终围绕一个核心：如何将澳门近500年中西文化交融的经验，转化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全球文明对话的智慧资源。

连接象牙塔与市井坊间，贯通历史纵深与未来蓝图，吴志良的角色是多维的。对他而言，澳门不仅是一个地理家园，更是一个“人类文明实验室”。而他的核心工作，就是将这个实验室淬炼出的生存智慧，分享给一个更加需要对话与包容的世界。

近日，本刊记者与吴志良进行了一场深度对话，聆听他关于澳门记忆、文化融合与文明未来的思考。

2017年，吴志良（前排右二）在北京看望参与港澳大学生文化实践活动的学员。

记忆工程：从抢救档案到构建认同

《文史博览·人物》（以下简称“人物”）：许多人了解“澳门记忆”，是从一个庞大的线上文史资料库开始的。在您心中，这个工程的初心和目标是什么？

吴志良：如果只把它看作一个数字化的资料库，那它的意义就被大大低估了。“澳门记忆”的缘起，确实有抢救和整理散落历史的紧迫感。澳门虽小，但400多年作为中西文化交流最持久的桥梁，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多元语种档案。回归前后，我们做了大量学术梳理工作，出版了《澳门百科全书》《澳门总览》等丛书专著。但很快我们意识到，学术成果不能只停留在象牙塔里。

真正的触动我们的，来自本世纪初基金会参加世界记忆会议的启发，我们发现许多国家很重视记忆工程，目的是加强民族的归属感和凝聚力。这让我们深思：澳门虽然是很小的地方，但这里的历史有一个很独特的发展过程，其历史价值同样值得被“记忆”。它不仅是学者的研究素材，更应该是全体澳门居民，尤其是年轻一代，构建身份认同、建立文化自信的精神源泉。

所以，“澳门记忆”的目标很清晰：共建、分享、传承。它不是一个我们建好、大家来查阅的“图书馆”，而是一个邀请全民共同参与的“记忆客厅”。市民上传一张家族老照片，学生记录一段社区口述史，都是在为这座城市的精神图谱添砖加瓦。

人物：您提到分享和传承，我们注意到“澳门记忆”有大量走进校园和社区的活动，例如“校园记忆”项目。这些举措背后有何深意？

吴志良：文化传承的关键在于青年。保护的意识，必须从了解开始。我们希望“澳门记忆”能像一座桥梁，连接起厚重历史与鲜活青春，能让学生也能对澳门的历史文化有更多的了解。这样的活动既是传承，也是分享，创造了一个互动的学习环境。比如让学生们去探访自家周边的老店铺，听长辈讲过去的故事，用影像记录即将消失的技艺。这个过程，比任何课本说教都更有力量。

当孩子发现，课本上的“中西交融”就藏在外婆做的“免治米饭”里，藏在郑家大屋的书声里——这座中国近代思想家郑观应的故居，如今成为青少年教育基地，历史就变成了可触摸、可共鸣的血脉记忆。我们倡议筹划的“世遗青少年研学基地”，将让更多年轻人在沉浸式体验中理解文化传承的真谛。他们不再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成为叙事的参与者和传承者。这种由内而生的文化认同与自豪感，才是文化遗产得以永续生命最坚实的土壤。

《文史博览·人物》2025年第12期 《对话吴志良：做澳门文化“守望者”》

澳门学：解码文明共生的实验室

人物：与“澳门记忆”相辅相成的，是您长期推动的澳门学。您如何定义这门学问？它试图回答什么核心问题？

吴志良：简单说，澳门学是一门研究“澳门何以成为澳门”的综合性学问。但它绝非简单的地方史研究。在全球化的今天，当“文明冲突论”的阴影再次浮现，澳门，这个世界上中西文明持续对话未曾中断的现场，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

澳门学的核心，是研究“文明共生”。它要解码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宗教如何在弹丸之地长期和睦共处，形成“不同而和、和而不同”的社会机理。比如，大三巴牌坊旁的哪吒庙，就是这种“奇特的共存”最直观的象征。它不是简单的文化拼贴，而是经过数百年磨合，生长出的一种“第三文化”状态——既不完全属于东方或西方，又能与两者从容对话。

在方法论上，澳门学实现了从地方史到全球史的优雅转身。它打破了“中心—边缘”的二元叙事，构建了“第三空间”的理论框架。想象一下，16世纪的澳门，一位葡萄牙商人与明朝市舶司官员在议事亭内品着武夷茶，用混合着粤语和葡语的“洋泾浜”讨价还价。我们研究议事亭里华洋官员的协商机制，最终是为了理解多元利益如何达成共识；我们梳理澳门在“一国两制”下的发展路径，是为了探讨差异如何转化为创新的动能。

人物：在您看来，澳门文化融合最根本的特征是什么？

吴志良：澳门文化最根本的特征，是以中华文化为“体”，以开放包容为“用”，在漫长历史中形成了一种活态的、平等的融合。

一个关键区别在于“主体性”。澳门的中华文化根基从未动摇，民间社会完整保留了拜关公、观音、土地公，吃团年饭、上香等传统习俗与伦理观念。这使得在与西方文化相遇时，华人社群有一种不卑不亢的文化自信，没有崇洋媚外的倾向。交流是平等的、生活化的：上午去拜关公，下午可以进教堂；葡式烹饪中用上中式食材，婚丧嫁娶可兼顾不同的宗教仪式。这是一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自然状态。

澳门，更像一个稳健的“文化宿主”，在拥抱外来元素的同时，始终保持自身文化根魂的清晰与强健。这种融合，不是被同化，而是消化与再创造，最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却又泾渭分明、层次清晰的独特文化景观。

未来愿景：从“活化石”到“活性酶”

人物：面向未来，您对澳门的文化角色有何期待？您提出的“文明互鉴的活性酶”这一概念，具体意味着什么？

吴志良：过去，我们常说澳门是中西文化交融的“活化石”。但“化石”是静态的、供人参观的。站在澳门回归26周年新的历史起点，我们不甘于此。

我希望澳门能从一个“活化石”，转变为一个“活性酶”。酶的特性是什么？是催化剂，它能加速反应，促成转化，自身却不被消耗。澳门的未来角色，就应像这样的“文明转换器”。

具体来说，首先是知识的转换器。通过建设“全球中华文化云”澳门节点，将“澳门记忆”工程扩展为跨国文化数据库，把澳门积累的海量东西方交流文献、实物证据，转化为全球学界研究“东学西传”的数字化基础。

其次是话语的转换器。依托澳门对中西语境的深刻理解，将中华文明中具有当代价值的精髓，以更易被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的方式进行“转译”。例如，推动与葡语国家高校合作，开发“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基因图谱”。

最后是实践的转换器。利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制度创新优势，试点文化数据跨境流动，打造“数字丝绸之路体验中心”。我们倡议设立“一带一路文化遗产修复联盟”，为发展中国家培训专业人才。这些都是在将澳门的融合经验，转化为可推广、可操作的全球公共产品。

人物：这个宏大的愿景，最终要依靠人来实现。您认为澳门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吴志良：我们需要的是一流的跨界人才。他们既要深谙中华文化的精髓，又通晓国际规则；既掌握严谨的学术研究方法，又懂得文化创意产业的市场逻辑和科技应用。

这要求高校、政府、企业必须携手合作，打破壁垒，设计新型的人才培养体系。同时，要营造一个真正宜居宜业、充满活力的环境，吸引全球顶尖的文化创意人才和学者汇聚澳门。只有当人才、思想、资本和技术在这里自由碰撞，我们理想中的“中国文化硅谷”才能真正成型，澳门才能从一个文明交融的“历史样本”，彻底转变为驱动文明互鉴的“活性”力量。

人物：您将自己的职业生涯深深融入澳门，对您个人而言，这一切奋斗的动力源泉是什么？

吴志良：我常说，“此处安心是吾家”。澳门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它能让每一个与之相遇的人，找到一种安心归属的感觉。这种“安心”，源于这座城市深厚温润的文化底色，源于它见证并证明了：人类完全可以在保持各自独特性的前提下，和平、理性、富有创造力地共同生活。

我的动力，就是想让这份被历史验证过的“澳门智慧”，不被时光尘封，得到有效传承，并赋能于未来。这不仅是澳门的财富，更是当今世界需要的文明礼物。能够参与其中，尽一份心力，是我此生最大的荣幸。

文 | 政协融媒记者 吴双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