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读者，就这样改变了一个阿富汗女性的人生。

编辑按：

今晚的文章，来自一位阿富汗女性，她叫哈迪亚·海达里，或许你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

2024年9月，塔利班颁布新法，剥夺女性上学、工作、进入公共场所的权利，甚至禁止女性在家以外的地方发出声音。

写作者洪蔚琳联系上阿富汗女性哈迪亚，想请她聊聊当地现状。多次通信后，洪蔚琳将哈迪亚的讲述整理成文，于 10 月在正面连接发表了《》。

这是哈迪亚的名字首次出现在大家的视线中。文章获得了近40万的阅读，有4位读者向哈迪亚捐款，共计1001美元。

一位女性出版编辑安琪因为看了文章，决定向哈迪亚发出邀请，帮她出版她自己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并在签订合同时预付了书籍的版税，这笔钱成为了哈迪亚能启动移民流程的关键一步。

2025 年 8月，书籍成功出版。一个阿富汗女性，首次出书，却是用中文发表，在中国出售。这是很罕见的。

三个月后，一位读者到巴基斯坦出差，辗转中得以同哈迪亚见面，为她带去了这本新书。

持续关注哈迪亚经历的这一年多，我感受到了一种莫大的鼓舞。在如今人人默认全球趋向保守排外的时代，这样动人的、毫无私心的援助像接力棒一样发生在中国，并奇迹般地帮到了一个他国女性。

对哈迪亚而言，这份来自遥远异国的注视，同样不可思议。那些厚重的，长久的声援，不止一次地在泥沼中向她伸出手，将她拉拽出来。

于是，有了这次特殊的约稿，我们想从哈迪亚的视角，听她从头讲述一遍，这段日子以来，这些女性创作者对她的帮助，以及中国读者的持续关注，对她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致 我要WhatYouNeed 编辑部：

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再一次讲述我的经历。

洪蔚琳的邮件抵达我时，我正徘徊在是要留在喀布尔、还是前往巴基斯坦之间。

我当时失业，住在婆婆家，以化名从事自由记者工作，但收入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

几个月前，塔利班曾直接来到我们公寓门口，因为害怕他们的突袭，我们只能放弃自己的公寓。

从 2024 年 4 月到 8 月，我们又搬到了一个偏远省份，那段时间，我在自己的祖国里，真正成了一个流浪者，一个迷失之人。

洪蔚琳的邮件，以及她提出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推动我真正开始尝试离开阿富汗。

我第一次清晰地感受到：我的故事、我的斗争、我的苦难，是重要的；我必须找到一个能够自由说话的地方，去讲述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

你知道吗，洪蔚琳的邮件让我意识到，世界上确实有人在关心我们的痛苦。我知道自己必须鼓起全部勇气，尽一切可能离开这里。

我隐约感觉到，或许世界的某一端是明亮的，而我正在朝那束光走去。

我告诉洪蔚琳，我一直以化名写作。她回复说，我们可以用化名发表。说实在的，没有人会真的喜欢化名。化名诞生于恐惧与窒息之中。

我和洪蔚琳的邮件往来持续了两到三周。就在那几周里，我和丈夫下定决心离开阿富汗。

我们都已经精疲力竭。我的丈夫同样失业，没有任何收入。威胁并不总是正面出现，但它一步一步跟着我们，从不让我们安宁。

我向自己的家人借了 1000 美元。我的丈夫向他在美国的亲戚借了 1000 美元。我们用这 2000 美元，收拾行李，申请了巴基斯坦签证。

也是在和洪蔚琳通信的那段时间，塔利班开始禁止女性发出声音，通过电视、广播和社交媒体反复强调：女性的声音是 awrah（羞体/私密之物），不应被大声听见。

我和丈夫花费了 700 美元，拿到了为期一个月的签证。我写信告诉洪蔚琳，我正在前往巴基斯坦，请求她在我抵达之前不要发表文章，因为我希望文章能以真实姓名刊登。

她回复说，文章可能会在十月中旬发表，这给了我足够的时间抵达巴基斯坦并安顿下来。

我们于 10 月 5 日进入巴基斯坦，10 月 9 日抵达伊斯兰堡，并以每月 200 美元租下了一套带家具的一居室，开始了新的生活。

房子里有地毯、餐具、电视和冰箱。正是在那段安顿下来的日子里，洪蔚琳发表了那篇文章。

回头看，我常常想，为什么当时没有在自己的 Facebook 上分享那篇文章。你看，我把生活在喀布尔的恐惧和窒息一起带到了巴基斯坦。

我没有勇气用自己的名字、从自己的账号发布任何东西。即便我的 Facebook 已经限制了可见范围——只有一千名朋友和熟人——我仍然害怕其中有人截图，给我的家人带来麻烦。

洪蔚琳会把中国读者祝我平安与成功的评论截图发给我。在那些善意、兴奋和面对新环境的混乱之中，我感到震惊。她向我要地址，用来寄稿费。我问金额是多少，她说是 1300 美元。我简直不敢相信她要给我们这么多钱，我们高兴极了，感谢上帝没有忘记我们。这笔钱支撑了我们几个月的生活。

那几个月里，我们是快乐的。我们去餐馆吃饭。我不再为下个月的房租焦虑。我们给儿子、给我丈夫、也给自己买了新衣服。我们去商场、公园和一些景点走走。

后来，洪蔚琳告诉我，有几位读者专门给我捐款，希望转交给我。你知道吗，这些事情就像奇迹一样。

我感觉宇宙正在把我所承受的痛苦、疲惫与流离的回报，一点点送到我面前。

中国人的善意，尤其是许多女性的关注，给了我力量。我开始充满热情地写作。那些曾经困扰我的痛苦不再让我恐惧，相反，我变得更强大了。

我告诉自己，我必须讲述阿富汗女性的苦难，不能让我们的声音被消灭，不能让我们的权利被真正、彻底地践踏。

洪蔚琳把读者捐助的1001美元寄给了我，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感谢这些善良的人。我甚至去了几次理发店，剪了头发，修了眉。

来自世界另一端的人，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快乐而轻盈，哪怕独自一人时也会不自觉地微笑。我感觉那些温柔而善良的人，始终在注视着我、关心着我。

巴基斯坦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地，在这里，我们随时面临着遣返的风险。

2025 年 1 月 1 日，我们提交了签证续签申请，但在新签证尚未下来之前，巴基斯坦警察敲响了我们的门。他们以我丈夫签证过期为由将他带走，准备遣返阿富汗。我和儿子被留在家中，惊恐万分。我四处打电话求助，最终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我丈夫才得以获释。

2 月初，警察再次上门。这一次，我丈夫的签证是有效的，而我的已经过期。他们检查了他的签证，发现没问题便离开了，没有检查我的。我们暂时躲过了一劫。

几天后，我们离开了那套公寓，决定前往更远的城市——卡拉奇。在那里，我们在一个贫穷社区租到了一套老旧公寓，并一直住到现在。

公寓每周只有两次通水，我们要把水存进水箱慢慢用。电力和网络还算稳定，对我来说，住在这间狭小、昏暗的公寓里，意味着我还能与世界保持连接。

我并没有太多抱怨，只是有时会忍不住想念新鲜空气，想念和亲密的朋友一起散步，想去咖啡馆坐一坐。

公寓有两间卧室、一间厕所、一间浴室，还有一条狭窄的走廊，尽头是厨房。

最初的几天真的很难熬，我无法适应潮湿的气味。我开始打扫、清理，我们把其中一间房刷成蓝色，买了一面镜子，买了一幅海盗船的画，添置了地毯和餐具。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在这里的生活，任由它缓慢地展开。

这段日子，我依靠为《Zan Times》撰稿支付房租和生活费，每周我需要参加两到三次线上会议和项目。我与阿富汗境内的记者保持联系，请她们协助收集材料与信息，并指导她们更有效地准备内容。

《Zan Times》在阿富汗境内的记者多为女性。在塔利班的恶劣条件下，以女性身份工作充满无数困难，但她们仍在用尽一切方式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

所以除了需要亲自跟进以确保材料的准确性外，我还必须确保阿富汗境内的记者不会受到伤害。

我们通常起得很晚睡得很晚，因为《Zan Times》按加拿大时间运作。起床后，我照顾儿子，为他准备食物，陪他玩一会儿，然后打扫房间，整理我的工作空间。

我用塑料盆手洗衣服，洗我自己的、丈夫的、儿子的衣物，然后晾在阳台上。我也负责熨衣服。我丈夫最大的贡献，是照顾儿子，让我能安心工作。

我的儿子三岁七个月，非常好动，精力旺盛，但他只能在屋内玩玩具、看儿童视频，和我与他父亲一起玩。

我知道孩子也会感到无聊，但我们别无选择。即便出门，也没有太多适合他的活动。我们的孩子并没有在最理想的环境中度过童年，但我们仍在等待——也许他也感受到了这种等待。

我的丈夫也会看剧、看电影，偶尔写文章，并志愿参与一所面向阿富汗女性的线上大学。

但有时，失业与没有独立收入的状态也会折磨他，他会对我说，我应该珍惜自己还能在这里工作。

从到巴基斯坦的那一天，我就一直在寻找前往欧洲、美国或加拿大的任何可能性。

我给所有能想到的机构发邮件，但得到的回复几乎都是：项目已暂停、没有预算、已经帮助过足够多的阿富汗人，或项目只覆盖 2021、2022、2023 年。

在寻找过程中，一位曾与我一起在阿富汗秘密女子家庭学校共事的同事告诉我，我们可以走加拿大的「私人担保」路径，但需要钱。

在这种担保模式下，一个被认可的组织会向加拿大政府提交难民案件，同时需要一份显示账户中有 25,000 加元的银行证明。这笔钱将存入该组织账户，用于家庭在加拿大第一年的生活费用。

那时，我和丈夫仍靠洪蔚琳和中国读者寄来的钱生活，也仍然背负着债务。但我们不得不选这个方案，四处筹钱。

2024 年 11 月，安琪通过有光出版公司联系到我。她在第一封邮件中说，阅读了我发表在正面连接上的文章和为《Zan Times》撰写的叙述后深受触动，她希望我能够在中国出版我的书。在她之前，一位先生也曾联系过我，但最终我们未能达成共识。

而安琪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他们的出版社坚定地致力于出版我的书。她告诉我，她是出于支持女性的立场与我联系的。

我向她发送了 18 篇关于自己生活与阿富汗女性经历的短篇小说 PDF。她寄来合同，我们签署了出版协议。

这份合同，对我和我的家庭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决定性的转折点。有光提前支付了我关于这本书的版税，这笔钱帮了我的大忙，2025年 5 月，在其他朋友的帮助下，我终于凑齐了所需金额，移民流程就此得以启动。

整个流程需要 21 个工作月，在此之前，我们必须想办法在巴基斯坦生存下去。目前已经过去 7 个月，还剩 14 个月等待案件完成。

一个月前，安琪告诉我，这本书已经售出一万册。她说，相较于中国的人口，这个数字并不大；但对我来说——来自一个女性作品卖出一万册几乎不可想象的国家——这简直是奇迹。

中国读者，尤其是许许多多的女性，给予了我和所有阿富汗女性极大的善意。这种关注，对我和我所接触的女性而言，都意义重大。

自 2021 年 8 月以来，我们阿富汗女性失去了工作与受教育的权利。这里的女性没有选择权，在糟糕或被迫的婚姻中，她们没有离婚权，没有子女监护权，没有抗议任何暴力的权利。

当我知道有如此多人在关注着我们的苦难时，我第一次对我们的处境与命运产生了希望。哪怕只是留下一个表情符号，对我而言都意义重大。

我因此明白，一个人的痛苦并非徒劳，它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价值。一篇文章和一本书，就这样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以及所有阿富汗女性，真诚感谢你们对我们痛苦的关注，以及对我们自由的祝愿。

致那一天的希望。

如果你对哈迪亚的故事感兴趣

欢迎点击图片购买书籍

持续帮助她

作者/ Khadija Haidary

编辑 / 米花

配图 / Khadija Haidary

音乐 / 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