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丹 | “使知朝政”：明太祖时事书写与洪武朝时政信息的社会化传播|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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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发表于《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第5—16页。微信版已略去注释、参考文献等信息，正式版本请以原文为准。

“使知朝政”：明太祖时事书写与

洪武朝时政信息的社会化传播

胡丹

摘要：明太祖好撰述，针对时事的记叙与评论是其重要内容，形成了洪武时期最为系统和丰富的即时性政治记录。明太祖的时事书写，以戒饬为主，意在规范臣民的思想与言行，是他将君主个人意志上升为朝廷之法的重要手段。明太祖在其治国实践中，将文字之用发挥到了极致，并通过榜文纪事和记载最新时政的时事书，及时地向天下臣民通报朝政，在全国构建起广泛而细密的政治信息发布空间。开国君主亲自书写时事，推动时政传播，是中国史上独一无二的政治“奇观”，由此产生的众多时事文本，也为历史留下了一类极具特色的原始史料。它们为理解古代社会的政治传播以及国家治理模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研究“样本”。

关键词：明太祖；国家治理；时事书写；时政传播

在中国古代帝王中，没有一个人像明太祖朱元璋那样，根据构建、巩固新的皇权的需要，以持续的热情，亲笔撰写了大量政治性文本。其涵盖范围非常之广，包括朱明王朝的家世以及本朝开国史——它们是具有鲜明政治意图的“历史书写”，此外还有针对当下时政和时事所作的记叙与评论，是为“时事书写”。

出自君主之手的时事书写，不是只停留于纸面上的“艺文”，它还是明初国家治理中多方面创新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所形成的史料之原始、独特与价值之高，在历代可称独一无二。尤其是在明初时政记注废弛、公私记载匮乏的背景下，开国君主的这些撰述成为对本朝时事最为系统和丰富的即时性记录，离开这些文字，几乎无法重建一个相对完整的明朝“兴国”史。与传统政治记录材料藏于金匮石室不同，太祖的时事书写是直接面对广大臣民的公开性文字，具有训诫、规范以及说服、动员等诸多现实政治功能，通过榜文和时事类书籍等形式广为刊布，掀起了古代社会极为少见的时政信息社会化传播的热潮。

对于明太祖以开国帝王之姿亲自操觚，记录时事并发表时政方面的意见，过往研究多集中在利用其文本讨论太祖的治国思想以及明初礼制建设和“宣教”等，较少深入到撰述本身，探讨丰富的御笔书写与开国之治的内在关系。对于洪武朝出现的这类特殊的史料，史学论著多将其归入训诫或惩戒性的“本朝史籍”，也有学者指出部分作品具有“官方刑书”的特点，但多只为述略，未见展论。鉴于此，本文尝试在梳理明太祖御制及敕撰时事文本的基础上，探究其议题、叙事特点及政治功能，并考察明太祖通过时事文本推动朝政信息社会化传播这一独特的政治现象，以期对明朝开国君主的时事书写及其成果的意义作一些新的探讨。

嘉靖十四年徐九皋、王惟贤重刻《高皇帝御制文集》二十卷，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

一、明太祖御撰时事文本

及其叙事特点

明太祖的时事书写，有亲笔撰述和敕命儒臣编纂两种形式，后者多由太祖亲自作序，其编写体例、案例选择与相关评议，皆出太祖本人指授，儒臣只做文字编辑工作，因此即便不冠“御制”之名，也与出自御笔者无异，应一并考察。这些文本多通过案例直书时事，以下分四类加以简述。

第一类，诏令。

朝廷文书可概称为诏令，包括诏、诰、敕、谕等多种文体，例由学士词臣“代言”，罕有皇帝亲书者。但明太祖不惮案牍之劳，甘为臣下捉笔，不仅亲自撰写诏书，还为众多职官拟写诰、敕格式文本。洪武三年（1370年）大封功臣，三等爵诰封之词皆出御制。他甚至模拟臣下口吻，写了诸如《设礼部问日本国王》《设礼部问日本国将军》等外交文书。明太祖厌恶虚文，注重“事实”，在他的笔下，即便诰书这类以体例谨严规范著称的“大文书”，亦不拘形式，文风自由，多含叙事。如《光禄卿徐兴祖诰》，本为封徐氏为光禄寺卿而发，却插入一件此前光禄寺的犯罪事件。太祖坦承，案发之初他曾怀疑徐兴祖参与其间，后经审查，证明与其无干，为此大赞其“心诚而志笃”，遂将此事写入诰词。就文体而论，这样的“个性化写作”缺乏规范，但也使诰书不为具文，多存时事，史料价值大大增加。

太祖行文，不仅文体不守绳矩，文风亦率直，直吐胸臆。如《翰林承旨宋濂诰》云：“尔濂虽博通今古，惜乎临事无为，每事牵制弗决，若使尔检阅则有余，用之于施行则甚有不足。然方今儒者，以文如卿者甚少，朕念卿相从久矣，特授卿翰林学士承旨。”这样不客气的“全面评价”，自然是词臣代笔写不出来的。它表明，在明太祖眼里，诰书并非只是颁给臣下的“荣誉证”或任命书，它也是君臣对话、传递政治观点的媒介（这也是御制文章的共通特点）。

第二类，祭文与墓碑文。

祭文最重者，是祭天地祖宗之文。吴元年（1367年）十二月，明太祖“御新宫，以群臣推戴之意祭告于上帝皇祇”，正式提出“宋运告终，帝命真人于沙漠”的论述。不久登基，他又亲笔撰写了《即位诏》和《即位告祭文》（开国帝王亲撰即位诏者，独明太祖一人），进一步阐发了“中国之君，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海内土疆，豪杰分争。朕本淮右庶民，荷上天眷顾、祖宗之灵，遂乘逐鹿之秋”的观点，将天命的授受关系确定为“宋—元—明”。以上诏书、祭文是明初最为重要的政治文献，甚至可说是体现明朝立国根本的文献。

为个人撰写祭文和墓碑文，属于死者身后的纪念性文体，语常谀夸，但明太祖运笔，却独树一帜，直书死者过失。如洪武七年（1374年）召淮安侯华云龙于北平，未至而卒。《太祖实录》于此没有交代召回的原因，只称其“镇北平，威名甚著。建造王府，增筑北平城，其力为多。至是卒，命礼官循侯礼作明器，择地以葬之”。御制祭文却说：“朕以燕地之重，托尔任守，务在军安民乐。委以燕相，更望辅弼。何期数年间，军劳民怨。询其所以，乃尔巨府院，擅工役，害众成家。”按照当时典制，功臣生封侯，死赠公，祭文道：“尔生前守爵而害官民，法不当公，止葬以侯礼，且薄情不厚，所以责之也”，明白指出，葬以“侯礼”，是对死者的贬责。《太祖实录》称“循侯礼”，又称“增筑北平城，其力为多”，祭文却责以“擅工役”“害官民”，甚至认为华云龙的死，也是“害众”的报应。

朱元璋：《祭淮安侯华云龙文》，《全明文》卷16，第269—270页

祭文在太祖笔下，更像是发给死者的功罪书（主要是罪），习惯使用“听之”“嘱之”“是非还自知否”等语，大有逝者已矣，仍将问罪九泉之意。但他绝不强说，言必有据，总是提出具体事例，如他为秦愍王所作祭文，条列其生前过恶就多达28款。

与撰写祭文之多相比，明太祖只为二人写过墓文：一是被他称作“元勋之首”的魏国公徐达的神道碑（洪武十八年，1385年），长达两千余字，极尽表彰。二是被他鞭死的永嘉侯朱亮祖的圹志（洪武十三年，1380年）。圹志称朱氏封侯后，“颇肆智。（洪武）十二年，胡惟庸不法，使镇岭南，作为擅专，贪取尤重。归责，不服已非。一时朕怒而鞭之，不期父子俱亡，就葬己责之地，侯礼葬焉”。志文说朱亮祖出镇岭南，是“胡惟庸不法”为之，这是关于胡案的重要材料，似暗示朱为胡党，但该年大兴胡党之狱，朱却未被打入党案。明太祖自承鞭死其父子，事出意外，莫非因内愧才为之亲撰圹志？但让人不解的是，他又将这篇圹志收入《御制文集》，公之于众，其动机耐人寻味。《太祖实录》于此没有隐讳朱亮祖之死，却称“上以亮祖功臣，不下吏，但罢职，令居江宁县之安德乡。未几以病卒。御制圹志，仍以侯礼赐葬于所居之乡”，虽然提到太祖自曝内幕的“御制圹志”，却掩盖了朱亮祖死亡的真相。

第三类，记、序、赞、说、杂著等。

《御制文集》有3卷收录这类文字。明太祖撰写这些“杂文”，并非舞文弄墨，消遣文娱，几乎每篇都有或隐或显的政治意图。如洪武七年，他欲于南京狮子山建阅江楼，楼未造，先命儒臣作记。记文进呈后，“张目一览”，见诸文大意“皆夸楼之美”，顿兴“乏人”之叹，乃作《辟阿奉文》，引唐代宫人徐充容上疏谏止太宗事，责备诸臣“皆顺其欲”，未能对兴工建楼加以劝阻。由此推衍，竟称“昔君之同游，皆和而不同者。今同我游者，咸同而不和者”，并得出今之儒者不及唐之妇人的结论。随后亲撰二文，其中《又阅江楼记》拟臣下口吻，称金陵自古为形胜，不假建楼以拒敌，所谓“文不记楼”，符合他预设的劝谏主题；另一篇《阅江楼记》，却通篇贯以定都的话题，重点解释了他为何“固执于父母之邦”，一定要在他的出生地凤阳建都。作此文时，中都工程已历5年，军民大疲，灾异迭出，难以为继。虽然正式放弃中都营建还在次年四月，但此刻他已在楼记中承认，凤阳的地理位置不优，反而是南京道里适均，“万邦之贡，皆下水而趋朝，公私不乏，利益大矣”。明太祖为阅江楼作记，何以大谈中都的话题，并且为撰文者预设了劝谏的主题？这让人猜测，真正盘绕在他心头的，其实是标志他耻辱失败的中都工程（中都大工正是他不顾反对、一意孤行的结果），他不过借阅江楼“做文章”罢了！明太祖在文中指责群臣“皆顺其意”，已悄然释放了将要停止中都大工的信号，同时卸过于人之意亦脱然而出。对此深察，才可知围绕莫须有的阅江楼，君臣作记，并非什么雅事，而是专制君主刻意所造的“阳谋”，暴露了明太祖刚愎、刻薄且难以捉摸的统治心态。

第四类，辑录时政案例的“时事书”。

除了单篇文章，明太祖还亲自编写或命儒臣撰辑了诸多以“训诫”为目的、以收载最新行政和司法案例为特色的“时事书”。这种做法前代未见，是明太祖治国手段的创新。

今见最早者，是洪武五年（1372年）命刑部取凡“丽于法者”类编而成的《申明诫谕》，及敕命大都督府所编《戒谕书》。二书皆为当时推行的乡饮酒礼上读律令的辅助读本。考虑到它们由刑部和大都督府编撰，所录“丽于法者”，必非一般刑事案件，应与政事相关。洪武十三年正月诛丞相胡惟庸后，命翰林编修吴沉辑《集犯谕》，是所见第二种时事书，内容为“辑录明初犯罪者为图，书其姓名罪状以训吏”。既为“训吏”，所收内容当以官吏职务犯罪为主。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年（1385—1387年），又连续颁行御制“大诰三编”、《大诰武臣》和《御制纪非录》，分别以天下臣民、武职和宗藩为对象，内容皆为“采辑官民过犯”。至此，时事书的编撰达到高潮。明太祖通过亲自选择案例，撰写条文，发表评论，较为系统地表达了他“明刑弼教”的政治观点。

《御制纪非录》，清代抄本

洪武后期，又编有多部重要的时事书。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再次追究“胡党”，五月“乙卯，赐太师韩国公李善长死，陆仲亨等皆坐诛。作《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祝允明《野记》载：“二十三年五月初二日，以肃清逆党事，命刑部尚书杨靖备条乱臣情播告天下。上口诏几四千言。”明太祖在朝堂上发表关于“逆党”的口诏，刑部据以“备条乱臣情”，便是编印题为《昭示奸党录》的时事书。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有人揭发僧人智聪为胡党，案成后，命儒臣备录僧徒交接胡惟庸谋叛事，定名为《清教录》。该书“条列僧徒爰书，凡六十四人，以智聪为首，宗泐、来复，皆智聪供出逮问者也”。爰书即招辞，将“党犯”供述辑录成书，成为此后公布胡、蓝党案的主要形式。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大将军蓝玉案发，“手诏布告天下，条列爰书为《逆臣录》”，同时续编《昭示奸党二录》《昭示奸党三录》，皆为胡、蓝党人的爰书狱词。

为整饬官员队伍，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明太祖还命吏科将历年为善受赏、为恶受罚者，类集成书，刊布以示劝戒，此即《彰善瘅恶录》和《瘅恶续录》。同年，又命户部将内外官员月给俸米之数，以米计其用谷之数，又将其田亩米谷之数，与其用力多寡，核计为书，颁赐中外，使知恤民，此为《醒贪录》（又名《醒贪简要录》）。

以上四类文本，虽文体不一，文字雅俗有别，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叙事性强，多结合事例铺述，以“事”明义，不空说道理。洪武元年（1368年）修《元史》时，“钦奉圣旨事意”就已确立了“但据事直书，具文见意，使其善恶自见”的凡例。不仅明太祖的御笔爱“摆事实”，洪武中的榜文、时事书也都以“直书”新近案例为特色，类似于“时政案例集”。明太祖希望官民从这些“事实”中“通晓奥义”，了解应有的行为规则与行事边界。这也显示了，他对这些时事类文字有公开性的要求，他所设定的阅读对象，并不止于官员，而是希望其“播告天下”，使天下臣民都能成为其读者。

二、明太祖时事书写的

议题及其政治功能

明太祖记叙和评论时事，在本质上属政治书写，有着服务于政治控制的直接目的。这在太祖著述的议题设置与其叙事模式上都得到体现，御制之文在明太祖的治国实践中具有突出的功能性。

（一）天命、鬼神与富贵：统治合法性及其秩序的确立

明太祖的书写具有突出的君主第一视角，不管何种文体，均在凸显某些特定议题，并且围绕这些议题形成了一些较为固定、反复使用的叙事模式（这从一些词语的反复出现可见一斑）。笼盖一切的议题，自然非“敬天”莫属，其他如“法祖”“志诚”“尊朝廷”“立志禄位”“显扬祖宗父母”等，皆为其附属。

作为胜利者，胜利即是天命，本毋庸多论，但明太祖究心于此，颇多述论。如他在写给另一位割据者张士诚的信中说：“历代皇帝之兴，兵势相加，乃为常事。当王莽之亡，隋之失国，豪杰乘时蜂起，图王业，据土地，及其定也，必归于一。天命所在，岂容纷然？”这是对与之逐鹿者说的话。当他北伐中原时，则在各种令、檄、论、谕中，频繁采用“吾起于布衣”的叙事模式。天下大定后，明太祖始终承认元末失驭，群雄蜂起，他亦为其中一员的事实，但自述起兵本为“保全生齿，以待真人，此朕之本意也。奈何皇天眷命，兵威所加，无坚不摧，疆宇日广，为众所推，元归深塞，遂有天下”，意在表明他与众不同，是群雄中之有天命者。而凡降顺他的群雄，皆被塑造成“角立一隅，为民保障，以待真命”的形象，并且将其归附称作“果得所归”。可见，对平行竞争者（群雄）和对上（元帝），明太祖的天命论述是不同的；对下，即对群臣，尤其是开国功臣们，随着君臣矛盾的激化，“天命叙事”的模式则有所变化。

在洪武元年的《即位告祭文》里，有“帝赐英贤李善长、徐达等为臣之辅”这样的表述（《即位诏》作“致英贤于左右”），非常值得注意。因为他在洪武八年（1375年）就处死了德庆侯廖永忠，洪武十三年又鞭死永嘉侯朱亮祖，随后一二十年间，屡兴大狱，屠戮功臣，这就造成一个明显的悖论：如果功臣皆属“帝赐英贤”，且构成开国天命的一部分，为何最后全成了“乱臣贼子”，被诛戮殆尽？对此，太祖亦有阐述。洪武二十六年御制《〈逆臣录〉序》开篇即云：“朕观自有载籍以来，乱臣贼子何代无之，然未有不受诛戮而族灭者云何？”似乎回应了这个问题，即将乱臣视为历代常态，但未有不灭者。接着写道：“人君开创基业，皆奉天命，故遣将出师，无征不克，无坚不摧”，可是大将奉君命出征，及其功成，却以为是自己本事，“遂起异谋。孰不知君奉天命则昌，臣奉君命则胜，若违君命，逆天心，安有不灭亡者乎”？他指出，自其即位以来，“悖乱之臣，相继叠出”，“岂期鬼神不容，谋泄机露”，全部归于败亡。原来，乱臣违背了君命，也就违背了天命，结果为“鬼神不容”。据此，明太祖在序文中确立了一个“天命—君命—臣奉君命”的统治秩序，臣子除了“奉君命”，已完全丧失了主动性和独立性。

通观明太祖的论述与其统治实践，可知他尊崇的“天”，并非传统儒家理论中与“道德”紧密关联的天，而是神秘化、庸俗化了的具有政治实用性的天，在御笔叙事中常表现为“上天垂象”的形式。天意通过具象的“天象”呈现，违背君命（亦即天命）者必遭无情的天罚，于是“鬼神”成了天命的最后保障。以故明太祖常借鬼神之道以显示幽冥有警，将一些有过臣子的“遽然幽往”，归因于“鬼神鉴焉”，进而对臣子的行为准则提出明确要求，即“诚志”“不伪”和“为善”。这些都是《御制文集》的高频词，如“为善”一词出现15次，明太祖不仅将“为善之道”作为臣子行事的标准，更将其视作一种福报，凡得良死的功臣，如顾时、吴良、何德等人，都得到太祖“善终”的肯定，并视之为“万幸”“无憾”，“善终”一词在文集中出现14次之多；而像华云龙那样“当在生之时，可为善而不为”的，即便死后也逃不脱幽冥之谴，遭到太祖祭文的讨伐。如果说“善终”之说类于威吓，那么“多福”“全富贵”“富贵功名保而不失”“立志禄位，显扬祖先，丰奉父母”等常见叙事语，则近于利诱了，尤其是“福”字出现频率最高，达119次，在太祖的笔下，官员“福民”就是自求“多福”，“不臣”则直接与“薄福”画上等号。明太祖通过不同的书写，用多样化的文本编织起一个理想中的“统治秩序”。在这些基本伦理问题解决后，他更在统治实践中将文字之用发挥到了极致。

（二）御制文字的政治评判与训诫功能

在明朝建立前，大将吴良曾长期镇守江阴，“在境十年，封疆宴然。太祖常召良劳曰：‘吴院判保障一方，我无东顾忧，功甚大，车马珠玉不足旌其劳。’命学士宋濂等为诗文美之，仍遣还镇”。明太祖在此明确表达了一种观点，即“诗文美之”是比“车马珠玉”更高的褒赏，实际上赋予了文字特殊的政治评判功能——荣耀或记过，进而将之作为驾驭臣下的有效工具。

在这方面，汤和是个典型。汤和“濠人，与太祖同里闬”，是明太祖的老战友和嫡系亲信，论资格和战功，本当封公，但洪武三年止封中山侯。明太祖亲撰铁券文，称扬其功。次年，汤和拜征西将军，与副将军廖永忠、傅友德等征蜀。师还，太祖“面数其逗挠罪。（和）顿首谢，乃已”。太祖亲撰《御制平西蜀文》称：“朕亲纪征蜀二道总兵官功之低昂，以旌忠勇有智之将，又张无谋钝兵之徒”，并对诸将功次进行了评定：“论将之功，傅一廖次，低昂定焉。”同时，颁赏平蜀将士诏，亦称“二人功最大”，而对统帅汤和，则称其“无攻城破关之功，仅能攻下李逢春山寨”，止赏彩缎十五表里，所部将士奖赏亦减等。随后在朝会上又面责汤和“逗留不进”，不能“勇往”，并且说：“尔朕旧人，自濠梁相从，军功不细，宜爵尔为公。缘功过不相掩，封尔为第一侯爵。今又不能自奋，而使他将得上功，朕甚为尔惜之。朕之论功行赏，如衡鉴之于物，无少差爽，必合于大公至正之道。虽欲尔私，不可得也。”可见，杂著《御制平西蜀文》与诏书以及临朝口谕相辅相成，皆是明太祖表达政治意见的形式。他通过“面数”“谕”及御撰文字，曝汤和之过，似是不讲情面，但谕词反复称“尔朕旧人”“为尔惜之”“虽欲尔私”，实际上显示了其君臣关系非同一般，远非傅、廖等“他将”可比。

洪武十一年（1378年）汤和进封信国公，太祖亲书诰词，再次提到八年前抑封之由：“当定功行赏之时，尔汤和虽居旧将之行，惟守毘陵，于忠少欠，虽未彰显，其情在心，然终未实为。朕念相从之久，泯前过而封见功，爵以中山侯。今者朕复念前功……特释尔过，报昔勤劳。”足证太祖在心里给勋臣们记着一本账，突于汤和封公之际重提他过去“守毘陵，于忠少欠”，大有吊剑相胁之形；而“虽未彰显，其情在心”之语，必然给汤和造成巨大的心理震慑。洪武三年封侯时，诰词对这位“旧将”只言其功，洪武四年（1371年）口谕称其“功过不相掩”，并且道出汤和不能封公的缘由，至此遂将“于忠少欠”镌入铁券——君臣关系的微妙转变，以及明太祖驾驭功臣的心术，尽在文字措辞的变化中。

图为汤和墓发现的圹志，见蚌埠市博物展览馆《明汤和墓清理简报》1977年第2期

在明初的历史上，汤和是少数以善终知名的人物，其“善终”不仅是他本人善于韬晦之幸，也是明太祖长期、持续通过包括文字在内的各种手段予以敲打、压制乃至威吓的结果；而太祖用机之深，对这位同乡战友也有某种不同寻常的“照顾”。

明太祖通过文字规训臣子的言行，几乎到了无所不至的地步。如武昌参政陶凯与另一儒臣分别取了“耐久道人”和“洛上翁”的别号，引起太祖不满，特地撰文辩说。他先责儒者“于才能未见善于事，但以奇其名而以为美”，又写了一篇寓言，讲唐朝一个叫“蒙恩”的官员，为人写文章不书爵，仅题私号而取辱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官武昌参政，号耐久道人，正是针对陶凯而发。以上二文，收入《御制文集》的杂著卷，相互配合，阐明圣意，从而确定了“今后凡文，列爵于前”的政治规矩。

就连臣下的私人生活也在太祖文字的照覆之下，如老臣宋讷“尝寒附火，燎胁下衣，至肤始觉”，就这么件小事，“帝制文警之”。类似“戒饬”非常多，明太祖站在至高无上的君主立场，尝试对臣子的言行与思想立法，在各方面划定边界，制定规范。在“戒”的大题目下，相关文字多题作“戒谕”“申戒”。而“戒”也是《御制文集》收录文章的一个标准，如洪武十五年（1382年）通政使曾秉正犯罪，“免死免窜”，放还乡里，为筹集路费，被迫鬻卖四岁小女。明太祖认为他心术不正，将其处以阉刑，并撰文解释：“尔既不能为人之父，实难种于世，故阉之”，又引昔人“君子绝交，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之言，责问“尔何如也”。在《御制文集》中，“君子绝交，忠臣去国”这句俗语出现3次，如果曾秉正是“去国”的反面教材，那么《谕恋阙臣僚敕》和《赐诚意伯刘基还乡》则推出了正面典型。足见太祖在选择文章时，是有一定规则的，诸文彼此通融，皆服从于君主规训、教化的主旨。

通过综合分析时事与明太祖的书写，可以清楚地看到，明初的规范体制并不仅仅体现在“大明律令”等法律文本（它们亦是在明太祖的直接干预下形成的）中，太祖的各种御笔也从不同方面和各种细节上规范着时人的言行。而在太祖亲笔确立的规范体系中，起警惧作用的是天象，保障者为鬼神，落实者则是强大的君主暴力，体现了“教”与“刑”的紧密结合。值得一提的是，御笔的叙事模式，还规范了当时儒臣的写作，成为明初“颂圣”书写的基本范式；这种叙事模式对明初的政治伦理学说也造成了一定影响，在洪武晚期到永乐、宣德年间流行的以“阴骘”为核心的因果报应说，正是从太祖的天命鬼神观衍生而来。

三、明太祖时事书写推动下的

大规模时政传播

明太祖的御笔是与臣下对话的媒介，更是社会规训的工具，他用心亟亟，欲将所撰之文“宣布于天下”，早在洪武七年就刊印了第一部《御制文集》，使之成为史上极少数在生前就出版个人文集的君主。明太祖还尝试建立类似于现代大众传播的“一对多”的传播网络，通过刊行御制诗文、发布钦定榜文、敕编时事类书籍等形式，将朝廷之事以及他的意志扩散、下沉到每一个基层空间，实现与天下臣民的直接对话（或严格说，是单方面的宣谕）。这在古代社会堪称令人惊奇的创举。

（一）以“朝门”与“衙门”为中心构建中央和地方政治信息空间

洪武时，在皇城之内，以朝门为中心，以朝会为舞台，形成了以皇帝为绝对中心的顶层政治空间，同时也是最为核心的政治信息空间。明代的朝会，虽称借鉴唐宋旧制，但主要是明太祖的创造。皇帝每日亲坐朝门，听断政务，因称“公朝理政”。朝参者除了在京文武百官，还有入觐的地方官、外夷来使以及监生耆老等，人数可达数千之众。明初奏事皆在“大廷”，皇帝当廷裁断，奏事官员将旨意记在本后，即为“批本”，然后奉出施行。同时，六科给事中和近侍宦官立于御座之旁，笔录所奏事项与所奉旨意，以备稽核。这样的制度设计，以政务流程公开和完备的时政记录为核心，对明代制度的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万众瞩目之地”的朝会还被明太祖用来作为政治宣讲的舞台。他每日亲坐朝门，除与奏事官员接答，还随时召见官民，通过个别访谈，掌握四方信息，并借机进行宣谕训诫。他常感言：“朕言如水，人心如石”，希望通过面谕，起到“沃润”人心的作用，若润之不行，再继以“镌凿”（即暴力惩罚）。明太祖口头的言论，如其撰述一样，皆有“戒励”“警饬”之意，所形成的敕谕文本“是明初王言在继承历代基础上的又一发展，将戒敕与谕告的功能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新文体”。

在明太祖眼里，无处不可为政治宣传之所。如南京新宫建成后，廊柱宫屏不施绘画，而是书写《祖训》《大明律》及贤能官员名姓，并“于午门外择空地立亭建碑，刻国家政事可为定式及凡政令之善者，著以为法”。洪武五年六月，一月之中，先后镌宦官禁令、立戒谕后妃红牌和申诫公侯铁榜，分别置于宫城与皇城之内。次年又“命设榜于午门外并省、府、台门，凡有戒饬之事则书之”。由此在皇朝的政治中心宫城内外，布设起多种以“鉴”“戒”为主题的政治信息发布媒介，透过层层叠叠的政治性文字，营造出一种紧张的氛围，而由劝善到戒饬，也是紧张感的进一步强化。

地方上，明太祖要求各级政府在衙署大门左右“起盖榜房，置立板榜（又作版榜），常川张挂，使各处官吏军民人等知所禁惧”。洪武中榜文最多，作为地方行政空间重要建筑的榜房，普遍规模较大，多至“数十楹”。洪武五年二月，“以田野之民不知禁令，往往误犯刑宪，乃命有司于内外府州县及其乡之里社，皆立申明亭，凡境内人民有犯，书其过名，榜于亭上，使人有所惩戒”。五月，诏天下行乡饮酒礼，行礼之处，或在申明亭，或在学宫。“衙门”外的榜房和县乡申明亭、学宫，组成数以万计的地方信息空间，皆是明太祖的发声之所。至此，太祖犹嫌不足，又命老人摇铎，在各点之间往来游走，宣讲圣谕。由此，铺设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乃至乡村道路的极为细密的政治信息传播网络，明太祖的意志可以通过他亲自撰写、裁定的各类文字，传递到“天下”的各个角落。

（二）以榜文和时事书为载体将政事布告天下

洪武朝，将朝廷之事传报四方，主要通过刊行榜文和最具特色的时事类书籍的形式。

明太祖在朝堂上的训诫，事后模刻以赐臣下，或由部院制榜颁行。洪武中大量使用榜文行政，以“教民”为例：洪武三年二月，“召江南富民赴阙，上口谕数千言刻布之，曰教民榜”。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二月，文武百官于奉天门早朝钦奉圣旨，“刊印昭布天下”，这就是著名的《教民榜文》。以上两事皆为教民，分别发生于洪武朝的首尾，显示了太祖通过榜文发令的习惯始终未变。当时许多重大的政治安排，也是通过出榜的形式推进。如洪武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一篇口语体圣旨：

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户口不明白俚，教中书省置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帖。你每户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府]名字……

它显示的行政过程是：太祖在朝堂上口述宗旨原则，相关部门当朝录旨，形成榜文，下发各省落实。不仅教民、户籍这样的大事，即便一时一地一人之事，也常通过圣旨榜文处理。榜文内容包括“申明教化，禁革奸弊，劝善惩恶，兴利除害”，几乎涵盖了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根据榜示对象的不同，有“诏颁示诸王”“颁之功臣之家”“颁赐群臣”“颁之在外武臣”，或“颁于天下”“颁之中外”“颁赐中外”“颁示中外群臣”等不同用语。通过悬榜“晓谕”，达到传播政令、使官民知朝政的目的。这些榜文不仅是信息媒介，还具有与大诰、法律同等的强制性，文末都有“永为遵守”“俾遵行之”之类的结语。

榜文既昭示于“天下诸司”，更“颁之臣民”，这与一般行政文书在官僚体制内流转，再通过“有司”布达于民是不同的。榜文将君主意志由朝会空间直接切入最基层的地方信息空间，成为皇帝与臣民直接对话的形式，这与“天子坐朝”的用意如出一辙。

洪武十五年的卧碑榜谕，现藏山西朔州市朔城区崇福寺文管所。引自孙学瑞《朔州发现的洪武十五年卧碑浅析》，《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第三辑，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年

除了榜文，洪武朝还编写了众多时事类书籍，辑录最新时政案例，向臣民传播现实中的“镜鉴”（见第一节）。明太祖常叹息口谕效果有限，他说：“我每日早朝、晚朝，说了无限的劝诫言语，若文若武，于中听从者少，努目不然者多……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为此，命“将这备细缘故，做成一本书，各官家都与一本”。说明时事书实质上是训诫口谕的书面形式，也是明太祖扩大其宣谕对象的文本形式。

时事书与榜文是彼此配合的，如洪武十九年（1386年）七月十一日榜文：

为镇江府在城坊甲邻人坐视奸顽把持官府事，奉圣旨：天下臣民敢有不遵五教，陷害官长，数为民患者，许所在耆老少壮，或百或数百，拿赴京来，使良善得安。

该事亦见《大诰续编》，记镇江坊甲邻人坐视韦栋等一十八名把持官府，虐害良民，被尽行责罚搬石砌城。明太祖因问：“（与其姑息坐视）何不依《大诰》擒恶赴京？”再次强调：“所在城市乡村，见此为戒之，依朕命而行之，太平矣。”可见，同样一件典型案例，明太祖会通过榜文和时事书，分别予以侧重不同的强调，前者在宣布圣旨，后者在详述事实，讲明道理，但两者的法律地位是一样的。

围绕重大时政，时事书还常与史鉴类书籍一起编刊，如洪武十三年胡案发生后，当年命儒臣编书三部，颁赐中外之臣，即史鉴书《臣戒录》（六月）、《相鉴》（冬）和时事书《集犯谕》。其中，《相鉴》三序皆为御制，即总序和《贤臣传》《奸臣传》序。又洪武二十年与《大诰武臣》（十二月）一起编纂的，有《御制武臣敕谕》（八月）和《武士训戒录》（十月），分别为时事性的诰、敕和史鉴书。洪武二十六年蓝玉案爆发后，除编纂《昭示奸党二录》《昭示奸党三录》和《逆臣录》，还有针对诸王和群臣编写的史鉴书《永鉴录》和《世臣总录》。明太祖要求宗藩和官员们从史事和当下时政中同时得到教训，史鉴书亦多冠以御制序，体现了“今上”对于时政的基本观点（如废相后写的《相鉴序》就表达了明太祖对于丞相制度的看法）。

为了推动各类文本的传播，明太祖非常重视其内容的通俗化。早在为吴王时，命儒臣编《公子书》，他就说过：

公卿贵人子弟虽读书多，不能通晓奥义，不若集古之忠良奸恶事实，以恒辞直解之，使观者易晓。他日纵学无成，亦知古人行事，可以劝戒。

为此，他要求所有编行文本必须文辞简易，“恒辞直解”也是后来所有史鉴和时事类书籍的共同文体特征。明太祖在为《大诰武臣》撰序时特地强调：“这文书不是吏员话，也不是秀才文，就是直直地说话”，目的是让“不论大的小的，都应知道；贤的愚的，都要省的”。这些通俗读本还常辅以图画，如上引洪武十三年《集犯谕》就是采取“辑录明初犯罪者为图”的形式。洪武十八年四月，发生了国子监学录金文徵等排斥祭酒宋讷，通过同乡吏部尚书余熂勒其致仕的事件。明太祖“怒熂专擅，并文徵等诛之，图形暴罪”。洪武晚年影响最大的蓝玉案，也是“图形榜示”。

《大诰》真实性极高，常透露重要的时政信息，如朱元璋在《大诰初编·谕官无作非为第四十三》中就自承曾掠占陈友谅之妾：“与群雄並驱，十有四年余，军中未尝妄将一妇人女子，惟亲下武昌，怒陈友谅擅以兵入境，既破武昌，故有伊妾而归”（《续修四库全书》第862册，第255页）。这样的“直书”无疑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明太祖还借助政权的力量推动时事传播，如为使《大诰》“大播寰中”，他要求“家藏人诵”，持之者可享受犯罪减等的优待。还设专人在基层进行宣讲，全国“讲大诰师生”到京朝见者多达19万人，全都“赐钞遣还”。而对榜文该挂不挂或藏匿弃毁者，或拆毁申明亭房屋及毁坏版榜的行为，皆有凌迟、杖、流等重刑。除了文字，明太祖还利用戏曲“声音感人”“俚俗之言易入（人心）”的特点，以补其“教导不及”。洪武中出现了官方支持的，以本朝时事为题材创作的杂剧《危太朴衣锦还乡》和《郭桓盗官粮》。一时间，社会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群众参与政治、积极传播时政的景象。明末小说集《石点头》中就写洪武中一个女乞丐，擅长用“莲花落”说唱今上“圣谕六言”。群众自发地将民间说唱艺术运用到时政宣传中，与明太祖的引导和鼓励是分不开的。

结语

明太祖亲述时事，借助时事书写传布其君主意志，所形成的丰富文本不仅使后人得以“直接”观摩一个立体而复杂的开国君主形象，而且能够触碰到当时政治中的一些本质性的东西。例如，明太祖在文章中频频表达自己的独见，暴露了他与臣下的“对话”缺乏共识性基础，因而总是表现出对后者的不信任，论说也多为自辩，其实隐含了深刻的君臣对立；大量御制文本的写作与广泛传播，既是强大君权的运用，其实也是君权孤立的表现。而这样的双面性或矛盾性，在其他王朝由史臣编纂宫廷旧藏档案而形成的“国史”里，是看不到的。

明太祖面向臣民的书写，习惯吐露真心，表达他对于“新天下之化”的强烈意愿；御笔纪事不单纯是他自我粉饰的道具，更是他改造和治理国家的直接工具，因而叙事多直陈时弊。如《中都告祭天地祝文》记凤阳土木之工劳民、官员趁机作弊，《奉迎社稷祝文》记“工匠厌镇百端”，《免河南等省扬州池州安庆徽州税粮诏》记“工匠之徒厌镇宫殿”等。这些真实情况，往往为国史删而不录，却通过皇帝的御笔披露，堪称奇观。尽管明太祖有宣扬神秘观念、归过臣下等私意动机，但这些记录却为后人留下了独一无二的真实“报道”。这也是明太祖时事书写的最大价值所在。

御笔坦陈的政治观点和透露的某些真实情况，常为后人所讳，永乐帝即位后，马上下令将洪武中颁行的时事书全部收回禁毁，后世竟不易得见。三修的《太祖实录》对太祖自述事实多不采录，或加以篡改润饰，这就越发彰显了明太祖的时事书写作为原始史料的价值。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明太祖以其强烈个性和强大皇权赋予时代性格的治理方式，其实也难以为继。随着洪武时代的落幕，后人马上改弦易辙，“诸司将洪武年间榜文不行张挂遵守”，各地榜房多荒废；《大明律》《皇明祖训》等“煌煌大典”多名存实亡……明太祖独特的治理模式未能为后人所继承，但他留下的历史印迹却不可磨灭。例如他力行的纪时事，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以另一种面貌复现：明中期以后，私家时事书写兴起，时政信息传播发达，时事书更成为明末时政记录、传播的重要载体；起源于洪武朝的时事剧，在晚明衍生出词曲、戏剧、小说等多样的时事文艺形式；明后期处理重大朝政，仍然敕编官书或颁行“爰书”，尤其是易代之后，清朝虽严禁“野史”（私家写本朝史），敕撰书却有了更为丰富的形式……这些新现象都可以追溯到明太祖，有待我们深入考察。或许，我们不能将明太祖的时事书写仅仅视为某个特殊治理模式的“文本镜像”，并因此忽视其史料价值，它或许是解读明清两代政治传播、国家制度演变乃至中国历史发展形态多样性的一把别致而关键的钥匙。

作者简介

胡丹，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明清史、新闻传播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