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去世16年后，一位老妇人找到蔡畅：蔡大姐，我是陈毅的夫人啊

1988年3月的一个早晨，北京妇联大楼刚开门，一位头发花白、身着旧蓝布棉袄的老人扶着门框走进大厅。她的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同志们，劳烦通报一下，我得见蔡畅大姐——我是陈毅的夫人。”这一句把接待员听愣了。所有人都知道，陈毅元帅的夫人是张茜，可眼前的老人显然另有来历。

工作人员先把老人请到椅子上坐下，递上一杯温水。老人双手轻抖，脸上的沟壑里藏着复杂情绪：“我叫赖月明，还活着。”值班人员面面相觑，还是依规上报。几分钟后，年近九旬的蔡畅拄杖赶来，隔着门口便哽咽：“月明，你真还在！”二人四目相对，说不出话，眼泪先落了下来。

声音和泪水把时间的闸门拉回五十六年前——1932年的瑞金。那时的赖月明不过十八岁，瑞金大学的排练厅里，她一曲《挑担茶叶上北京》，婉转清亮。台下，身材敦实的陈毅按着军帽，频频鼓掌。有人事后打趣：“陈司令，你瞧得太出神啦。”陈毅却不避讳，大大方方点头。几天后，蔡畅找来赖月明，直截了当：“他人好，又敬重你，你可别错过。”赖月明慌了：“大姐，我出身贫农，哪配当首长夫人？”蔡畅拍拍她肩膀：“革命伴侣，不讲门户。”就这样，9月9日，两人用油灯和红纸作证，成了夫妻。陈毅笑着说，九九，长长久久。

好景短暂。1934年春，中央苏区形势急转直下。组织安排赖月明回江西乡间发动妇女，把陈毅留在前线。临别夜，大雨噼啪打在窄窗，赖月明咬着嘴唇，泪水止不住。陈毅把军毯披到她肩头，只说一句：“月明，革命胜了再团圆。”这一别成了生死茫然。

随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主力踏上长征。赖月明在家乡数次更换住处，白色恐怖里，她的父亲四下放话“女婿牺牲了”，既为保命，也想让女儿改嫁。国仇家恨交织，赖月明守了几个月的寡，最终在父亲的逼促下，与镇上一个修鞋匠草草成亲。那天她垂头盖红巾，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

另一边，陈毅在前线负伤截肢边缘徘徊，痊愈后托人四处打听妻子。得到的回复却是“早已病逝”。夜里，他在油灯下写下七绝一首，把对月明的思念埋进诗行。久而久之，他将痛楚深锁，数年后与张茜结合。昔日的承诺，埋在肺腑。

抗战爆发，赖月明的第二任丈夫死于日军屠村。战火逼得她带着年幼女儿颠沛流离。一次偶然，她在河南遇到独腿老红军方志良。两人相互扶持，又组成新家，后来添了三个孩子。日子虽然清苦，总算熬过乱世。可是，每当夜里炉火将熄，赖月明仍会掏出一块发黄的手绢，上面绣着“月明·毅”两字，出神许久。

1954年，她在报纸上看到陈毅以副总理身份出访的照片，心口猛地一跳：原来他活着！欣喜、怨怼、自责混杂在一起。她想北上，却低头望见满屋孩子和瘸腿丈夫，脚步再也抬不起。信纸摊开无数次，终究空白。

1972年1月6日，电台播报陈毅病逝。赖月明听完，伏在桌上啜泣，不知哭了多久。家人只能陪着她守夜。自此，她每日清晨会在堂屋小案上点一炷香，对着遗像式的报纸剪影鞠躬。时光又过十六载，儿女长大，家庭负担减轻，她做了一个决定：去北京，为当年的悬念画个句号。

于是有了妇联大厅的那一幕。蔡畅握着赖月明的手，只说一句：“走，去看看他。”两位白发老人坐上吉普车，驶向西郊陈毅纪念室。玻璃柜里，1940年用过的军帽、1955年授衔仪式上的大檐帽静静陈列。赖月明抚着展柜，手指轻颤。她凑近那顶旧军帽，低声呢喃：“陈毅，我来迟了。”泪珠沿着皱纹滑落，滴在帽檐上。

工作人员小心递来毛巾。赖月明擦干眼角，对蔡畅轻语：“原来他从没负我，是我误了他。”蔡畅摇头：“不怪任何人，乱世阻断山河。”两人相视，沉默如钟。

当天傍晚，赖月明让儿子把她在红军时期用过的小铜匙悄悄留在展柜一角——那是1933年她给陈毅喂药时常用的器具。做完这一切，她步履缓慢，却没再回头。北京的春风刮在她脸上，像当年瑞金的山风，凉，却透着一丝甘甜。

火车启动前，她对儿子说：“我现在踏实了。”语调平静，不见哽咽。车窗外，长安街灯光次第亮起，拉出一条金线，渐渐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