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科学生命系于国家所需：侯云德27年的入党历程

原文发表于《科技导报》2025 年第24 期 《 将科学生命系于国家所需：侯云德27年的入党历程 》

侯云德是中国著名的医学病毒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本文以侯云德院士的2份入党材料为核心史料，辅以科研论文、获奖材料与访谈记述，采用文本细读与科学社会学的综合方法，考察了其入党信仰如何进入科学生涯的关键选择。通过比对侯云德1956年入党志愿书与1980年入党申请书及其干扰素研究的发展路径发现，侯云德将学术生命与国家所需紧密相连，以“国家所需、人民所盼”为宗旨，坚持“科研为民”，推进成果产业化，体现出信念坚定、报国为民、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科学家精神。

新中国成立伊始，国内的科技水平还较为落后，而一批在海外留学深造，甚至已投身科研工作的青年，掌握了当时前沿的先进科学技术。心怀对祖国深深的眷恋与对民族复兴的热切期盼，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毅然放弃海外优渥的条件，踏上归国之路，全身心投入到祖国的建设大业之中。这群人中，侯云德尤为特别。

侯云德是著名的医学病毒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作为中国分子病毒学和基因工程干扰素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侯云德长期奋战在病毒性疾病防控一线，带领团队研制的多种基因工程干扰素药物惠及上千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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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阶段，侯云德便递交了入党申请，后因毕业留学深造搁置。侯云德一直心系党和国家，学成归国后根据国家需要投身干扰素的研发与产业化，在51岁时再次递交入党申请，终获批准。时光荏苒，二十七载倏忽而过，自首次递交入党申请至最终圆梦，侯云德矢志不渝。透观其学术成长历程与入党轨迹，得以洞察老一辈科学家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以及个人学术生涯与国家发展的融合。

1 青年立志：困顿中的自觉与启蒙

1929年，侯云德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现为常州市武进区）一户书香之家。其家境在他幼年时期尚属殷实，父亲受过高等教育，曾在中学任教。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日本侵略军迅速占领江苏大部，年仅8岁的侯云德随家人逃至苏北农村。逃难期间，家庭生活骤然陷入困顿，学业中断，经济来源几近枯竭，生活的重负与社会的动荡在他幼年心灵中留下了深刻印记。1940年回到武进后，因父亲患病失业，且家中人口多，经济愈发窘迫。为缓解家庭经济压力，侯云德一边读书，一边做些小规模家庭副业，如饲养家禽、贩卖食物。

他曾在1980年的入党申请材料中回忆：“由于家庭困难，我在初中、高中时代一直在家从事小贩：养鸡、养鸽（多时各一两百只）的劳动。记得有一年仲夏，我从后门河中好容易捕到几条1斤重的鲤鱼，拿到市场去卖，遇见一位太太要，但她未带钱，要我跟她到家去拿，还叫我在大门口等着，谁知她一去不返，弄得鱼钱两空，至今记忆犹新。我小时的家庭环境养成我工作勤奋的习惯，同时也使我同情当时社会下层生活的艰难。”

尽管生活困苦，侯云德始终将读书视为唯一出路。他天资聪颖、刻苦勤学，屡获奖学金，成绩常年名列前茅。1948年高中毕业之际，面对家庭经济的重压，侯云德坚持报考大学，立志学医救人，最终从亲戚处借钱上了国立同济大学医学系。当时的同济大学，既是全国医学教育重镇，也是思想斗争最为激烈的政治现场。解放战争后期，国内政治斗争日益激烈，同济大学是青年运动的主阵地之一，青年学生积极参与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反饥饿、反迫害等群众运动。侯云德也深受其影响。

1949年10月，侯云德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积极参与读书会、学习班与社会服务活动，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使命的认识逐步深化。他开始意识到，科学与政治并非彼此孤立，作为一名青年知识分子，应当将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相连，进而将“学医济世”的专业志向提升为“服务人民”的实践承诺。1953年，侯云德在学校第一次下定决心提出入党请求，希望早日成为一名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为共产主义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侯云德青少年阶段的经历，既饱含战乱与贫困的磨砺，也孕育出他对社会公义的敏感和对理想信念的自觉。他的成长轨迹，不仅是个体奋斗史，更反映了动荡年代中一代知识青年如何在现实压力与政治启蒙中确立自我定位，为日后科学之路与信仰追求奠定了坚实基础。

2 科研追求：从病毒研究到基因工程的探索之路

1955年，侯云德本科毕业后，分配到中央卫生研究院微生物系病毒学室工作。次年8月，侯云德提交了一份入党志愿书，并立下宏愿：“在事务上要以更大的决心与毅力克服钻研，实事求是，顺序渐进，虚心向专家请教，更要以辩证唯物的观点和方法，作为研究自然科学的思想指导，争取早日做个出色的红色专家，以创造性的劳动，献出我毕生的精力。”

为学习国际前沿知识，1956年，侯云德参加留苏预备考试，在上百人中脱颖而出，成功获得留学资格。1958年11月，他前往苏联莫斯科，在苏联医学科学院伊凡诺夫斯基病毒学研究所，师从戈尔布诺娃（A. S. Gorbunova）教授，研究副流感病毒。留学期间，侯云德每天早出晚归，专注学习国际前沿科技，深入钻研病毒学的奥秘。凭借过硬的科研素养与不懈的努力，侯云德在苏联留学的3年半时间里陆续发表了17篇英文、俄文论文。当时的留学生，基本都是攻读副博士学位（苏联的俄式学制，类似于现在的博士学位），侯云德也不例外，但因为学术成果丰硕，侯云德被破格授予博士学位，这在该病毒所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1962年博士毕业之际，面对苏联给出的优渥条件与极力挽留，侯云德依旧坚持回国。在那个资源极度匮乏的年代，侯云德虽远在他乡，却始终心系故土，为国内同行提供胰酶等稀缺的科研物资，为国内科研疏通血脉，把本可转化为个人前途的资源转化为国家学科起步与平台建设的公共品，在做出成果之前先“搭好舞台”，呈现中国科学家以国家为先、以人民为念的精神底色。

1962年，侯云德归国后回到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研究所，聚焦呼吸道病毒研究，率先在国内分离出Ⅰ、Ⅱ、Ⅳ型副流感病毒，并对不同类型的副流感病毒发生溶血作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研究。20世纪70年代初，响应党中央“加强感冒病毒研究”的号召，侯云德将研究重心转向抗病毒干扰素的探索。他结合中医药理论与现代免疫学实验，在国内率先证实黄芪具有诱生干扰素的功能，推动了中药现代化的实验转化。

侯云德并未止步于干扰素作用机制的基础研究，而是更敏锐捕捉到制备技术的核心瓶颈。当时国内缺乏成熟的提取与量产工艺，干扰素难以规模化应用于临床，侯云德主动开展相关技术攻关，密切跟进国际基因工程领域的最新进展。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相继应用基因工程技术成功获得生长抑制和生长激素，侯云德敏锐判断其为干扰素制备的突破口，为掌握国际干扰素研究的最新进展，他亲自前往美国相关科研机构进行实地考察。学习国际先进技术，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带领团队开创性地建立起中国首个白细胞干扰素基因无性繁殖系统，并研制出α1b、α2a、γ等多个亚型基因工程干扰素药物，这标志着中国首次掌握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组药物制备核心技术。

其中，α1b型干扰素对乙型肝炎、丙型肝炎等疾病治疗疗效显著，副作用小，应用广泛，显著提升了我国抗病毒治疗的临床水平。1993年，该研究成果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这充分体现了侯云德在中国病毒学与生物医药领域的开创性贡献。侯云德研制的人α1b型干扰素对乙型肝炎、丙型肝炎等疾病疗效显著且副作用小，广泛应用于中国传染病防控与临床治疗。在此基础上，侯云德还主导建立了举国体制协同创新的传染病防控技术体系，全面提升了中国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防控能力。

由此可见，侯云德的追求并不止于“做出成果”。他以“国家所需、人民所盼”为宗旨，既敢为人先，打通关键技术通道；又注重可复制、可持续的制度与平台建设，将个人机遇转化为公共能力。他坚持“科研为民”的价值取向，推动干扰素等生物药物的普及与可及，使之下沉基层、惠及更广泛的患者群体。

3 信仰之路：侯云德27年的入党历程

侯云德的入党历程，历时二十七载，其间几经波折，既是一位知识分子对理想信念的执着坚守，也是新中国科学家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发展、时代进程深度交织的典范。这段经历不仅塑造了他一以贯之的精神底色，也见证了信仰如何在历史与实践的磨砺中愈益坚定。

1953年，侯云德首次提出入党申请，3年后，在决定赴苏留学前夕，他撰写了一份入党志愿书，全面阐述了对党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表达了将一生奉献给人民事业的决心。在这封长文中，他写道：“只有无限地忠于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使生命值得可贵。”这一政治自觉，与他所理解的科学精神实现了内在统一。然而，由于早年他的家庭成分被误判为“小资产阶级”，这次入党申请未能获批。事实上划分标准早已明确，地主阶级中职员和自由职业者等因缺乏劳动力而出租小量土地者应依其职业决定其成份，根据侯云德及其家中父母兄弟的工作情况，他们实际应属于工人阶级。

尽管入党之路有所耽搁，但是侯云德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身，立足国情，从事病毒学研究，倡导科研为民，躬身力行。他长期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将其作为指导科学探索和处理复杂问题的根本方法。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政策调整与历史问题的逐步清理，侯云德得以从家乡查明其实际家庭成分。1980年，年已51岁、在病毒学界卓有建树的他，重新向党组织递交了详尽的入党申请材料，全面反思了自身政治经历与思想历程，语句恳切，情感深沉。他写道：“自我第一次申请入党，迄今已有27年漫长的岁月，……我入党既非为了搞个人名利，就不能为入党而入党，就不能放弃某些原则去讲违心的话，以求得一时的信任。我应当为人民真正做一些有益工作而下苦功。一些谬误的表象，终将被真理所替代。”

1981年10月，侯云德终于被正式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一迟到的确认，既是对他信仰坚守的肯定，也标志着党组织对历史遗留问题的拨乱反正。入党当日，他赋诗明志：“若无共产党，何来新中国……愿以此一身，献给四化业。”诗中所蕴情志，不仅承载着他个人数十年的信仰积淀，也映照出一代知识分子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深厚感情。侯云德的入党历程，既是个体命运与制度逻辑互动的缩影，更是科学家群体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展现出的理想主义精神的真实写照。他以27年如一日的坚持，诠释了“信仰”不仅是政治身份的表征，更是一种深层的价值承诺与人格选择。

4 结语

六十余载投身科研，侯云德的科研成果扎根于祖国大地，倾力守护人民健康。2018年1月，侯云德荣膺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是中国科技界对在科技领域作出杰出贡献者的至高礼赞。侯云德集多重身份于一身，既是中国生物医学领域当之无愧的战略科学家，引领学科发展方向；又是分子病毒学与基因工程药物领域的开拓先锋，开辟全新研究路径；更是中国现代医药生物技术产业和现代传染病综合防控技术体系的主要奠基人，为行业发展筑牢根基。

学生杨新科对导师侯云德的科学家精神和党员精神做了一个很好的概括：“除了严谨的科研精神和踏实的工作作风，最了不起的还是他真诚无私的奉献精神。这种奉献体现在3个层面：

• 一是知识的共享性，不管是对学生还是对其他人，但凡有问题侯云德一定倾囊相授，没有一点保留；

• 二是资源的共享，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我国科研资源极度紧张的情况下，侯云德始终坚持与大家共享资源，即使是最新最先进的资源也没有例外；

• 三是利益与荣誉的共享，侯云德认为科学研究带来的利益与荣誉并非只属于他一人，而是应该归整个科研队伍共有，因而他坚持与大家一起共享这份利益与荣誉。”

在1985年、1986年侯云德连续2年被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授予“优秀党员”称号；1986年7月1日，侯云德被中共卫生部直属机关委员会评为优秀共产党员；1992年，侯云德又被评为卫生部京内直属系统优秀共产党员。功成名就的他依旧坚守自己的初心，将有限的时间投入到干扰素的“平民化”中，造福广大人民群众。正如他创作的表明入党决心的小诗中写的那样：

“埋头加苦干，齐心又协力。艰途漫一步，都是心和血。世上无难事，只怕志坚烈。人定要胜天，基因可拼接。回顾我成长，点滴党教益。今我已天命，党心情难绝。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镜前惊发变，尤恐算年月。向党表我心，我心情切切。吐尽腹中丝，愿作春蚕卒。只为他人暖，非为自安息。”

侯云德的入党历程是他思想变化的写照。在党的思想滋养与组织感召下，他不仅将“学医济世”的朴素愿望升华为“为广大人民服务”的崇高初心，更以一生践行，将个人学术追求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这种转变，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如何通过政治引领与理想信念教育，将科研工作者的个体价值熔铸于民族复兴的集体使命之中。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唯有在服务集体中方能实现。侯云德等老一辈科学家则用行动证明，科研报国正是这一哲学命题的时代注脚。

本文作者：黎润红、戚文秀

作者简介：黎润红，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医学史。

文章来 源 ： 黎润红, 戚文秀. 将科学生命系于国家所需：侯云德 27 年的入党历程[J]. 科技导报, 2025, 43(24): 116−1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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