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八十年代末，我个农村娃借住在对门林姐家，她男人常年跑长途，家里就她跟孩子。
我年轻有劲，换灯泡扛大米，成了她家的免费劳动力。
有次干完活，她倚着门框幽幽叹气：“家里缺个男人，真不行。”这话像根羽毛，在我心里挠了一下，楼里风言风语也跟着起来了。
就在这不清不楚的时候，她男人突然回来了！
一顿饭吃得刀光剑影，他那句“家里缺的不是过客”，直接把我狠狠地钉在了耻辱柱上。
某天晚上，林姐崩溃了，拉着我喝酒，眼看我们俩就要失控，一阵砸门声和哭喊，把所有暧昧都砸得粉碎。
01
一九八八年的夏天，我，陈立，二十二岁，像一棵被风拔起的野草，从乡下的泥土里，落到了这座南方工业城市的柏油马路上。
绿皮火车吐出最后一口白烟，把我连同成百上千张迷茫的脸一起，抛在了喧嚣嘈杂的站前广场。空气里混杂着煤烟、汗水和廉价方便面的味道，这就是大城市给我的第一个下马威。
我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里面是两件换洗的衣裳和娘给我烙的几个硬邦邦的饼。手里紧紧攥着一张被汗浸得有些软的纸条，上面是远房表叔托人给我找的落脚地地址——红旗路，工人新村，三号楼，五零二。
工人新村是那种老式的苏式“筒子楼”，五层高，红砖墙面因为常年风吹日晒，露出了灰白的底色。
我站在楼下，仰头看着那一排排晾着万国旗般衣物的阳台，心里刚在火车上燃起的那点对未来的憧憬，被浇上了一盆凉水。
楼道里又黑又暗，声控灯时好时坏，我每一步都踩得小心翼翼。空气里飘着一股公共厨房传来的，混杂了油烟、蒜末和煤球燃烧不充分的呛人气味。我找到了五零二，门是那种老式的绿色漆木门，上面的漆已经斑驳脱落。我抬起手，犹豫了半天，才轻轻敲了三下。
“谁呀？”门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有点疲惫，但很清亮。
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穿着蓝色工装围裙的女人出现在我面前。她约莫三十出头的年纪，头发用一根黑色的头绳简单地在脑后挽成一个髻，几缕被汗打湿的碎发贴在光洁的额头上。她的眼睛很大，眼角有几条细细的纹路，但那双眸子很干净，像我们乡下被雨洗过的天空。
她看到我这个陌生的、土里土气的年轻人，先是愣了一下，随即目光落在我手里攥着的纸条上，脸上露出了温和的笑容：“你就是陈立吧？你表叔前几天打过电报来了。快进来，路上累坏了吧。”
她就是林姐，林文静。
我拘谨地“哎”了一声，跟着她走进屋。这是个不大的两居室，但收拾得异常干净整洁，地板擦得能映出人影，空气里有股淡淡的洗衣皂的清香，跟楼道里的味道简直是两个世界。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从房间里探出头，躲在林姐身后，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好奇又胆怯地打量着我。
“这是我儿子，涛涛。叫叔叔。”林姐摸了摸孩子的头。
涛涛怯生生地喊了声“叔叔”，又把头缩了回去。
林姐给我倒了一杯凉白开，搪瓷杯子递到我手上的时候，我看见了她手背上因为常年劳作而有些粗糙的皮肤。她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家里地方小，你别嫌弃。你王大哥，就是我男人，跑长途运输去了，常年不在家。家里就我和涛涛。你暂时先在那个小书房里打个地铺，行吗？”
我赶紧站起来，双手接过杯子，连声说：“不嫌弃，不嫌弃！林姐，太谢谢你了，给你们添麻烦了。”我心里清楚，在八十年代的城市里，能有片瓦遮头是多大的恩情。工厂的集体宿舍紧张得要命，没个一年半载根本排不上。
晚饭，林姐做了三菜一汤。一盘炒青菜，一盘土豆丝，还有一碗飘着几点葱花的鸡蛋汤。她说：“刚来，也不知道你爱吃啥，先简单吃点。”
我看着桌上的饭菜，鼻子猛地一酸。从家里出来，我就啃了几天干粮，胃里早就空得发慌。这热气腾腾的家常菜，对我来说，就是无上的美味。我不敢抬头，只顾着埋头往嘴里扒饭，米饭混着菜香，也混着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慢点吃，别噎着。多吃点，看你瘦的，在外面不容易。”林姐一边给涛涛夹菜，一边也给我碗里夹了一筷子青菜。
那顿饭，我吃了足足三碗。
晚上，我躺在小书房冰冷的水泥地上，身下只铺了一层薄薄的旧褥子。隔壁房间传来林姐给涛涛讲故事的温柔声音，她说的是“小蝌蚪找妈妈”。
那声音不高不低，像一股暖流，穿过墙壁，流进我的耳朵里。窗外，是这座城市永不休眠的喧嚣，汽车的喇叭声、远处工厂的机器轰鸣声交织在一起。
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被窗外路灯投射进来的、晃动的人影。心里既有寄人篱下的不安和局促，又有一种奇异的安定感。
这个陌生的城市里，这间不到五平米的小书房，这个叫林姐的女人，是我遇到的第一缕温暖。我知道，我的新生活，从这个屋檐下，开始了。
02
在纺织厂的日子是单调的。我是学徒工，每天的工作就是跟在老师傅屁股后面，给机器上油、清理棉絮、打杂跑腿。
三班倒的工作制，常常让我白天睡得昏天黑地，晚上又在机器的轰鸣声中熬红了双眼。但每次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那栋筒子楼，推开五零二的门，看到桌上留给我的、用一个大碗罩着的饭菜时，我心里就觉得踏实。
我开始试着为这个家做点什么。我年轻，有的是力气。
刚住进来没几天，客厅的灯泡坏了，一闪一闪的，把涛涛吓得直往林姐怀里钻。林姐踩着个小板凳，踮着脚够了半天也没换下来。我下班回来看到，二话不说，搬来张高点的方凳，三两下就给换好了。灯光重新亮起的那一刻，我看见林姐仰头看着我，眼里带着笑意：“还是得有个男人在家里，小陈，你真行。”
我被她夸得脸一红，挠了挠头，心里却美滋滋的。
后来，厨房的水龙头开始漏水，滴滴答答的，日夜不停。林姐找了厂里的维修工，人家来看了一眼，说要换整个阀门，嫌麻烦，推三阻四地走了。
那声音在夜里特别清晰，搅得人心烦。我看不下去，周末休息的时候，借了楼下王大爷的扳手和管钳，自己研究起来。
我以前在乡下跟着我爹修过抽水机，大概的原理都懂。我趴在湿漉漉的地上，拧螺丝，缠生料带，弄得满身是油污和铁锈，脸上也蹭得像只大花猫。林姐蹲在我旁边，给我打着手电，不时递块布让我擦擦汗。
折腾了快一个钟头，当我把总阀门打开，那漏水的龙头终于“一滴不漏”的时候，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一屁股坐在地上。
林姐看着我狼狈的样子，“噗嗤”一声笑了出来，那笑容像阴雨天里透出的一缕阳光，特别好看。她赶紧拿了热毛巾给我：“快擦擦，快擦擦，看你弄的这一身。”
那一刻，我闻着毛巾上熟悉的肥皂香味，看着她含笑的眼睛，心里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我不是一个借住的房客，而是这个家的一部分。
这种感觉，在我和涛涛越来越熟悉之后，变得更加强烈。
涛涛一开始有点怕我，但小孩子的心思最单纯。我用在厂里捡来的废木料，给他削了一把小木头手枪，又用碎布头给他做了个沙包。他高兴得不得了，整天“陈叔叔”、“陈叔叔”地跟在我屁股后面。他爸爸常年不在家，对于一个六岁的男孩来说，我这个突然出现的、会陪他玩、会把他举过头顶的年轻男人，填补了他生活中一个巨大的空白。
有时候林姐上中班，我会替她去幼儿园接涛涛。夕阳下，我牵着他小小的、软软的手，走在回家的路上，听他叽叽喳喳地讲着幼儿园里的趣事，我会有一种错觉，仿佛我牵着的是自己的孩子。
我对林姐的感情，也从最初纯粹的感激，慢慢变得复杂起来。我开始留意她今天穿了什么颜色的上衣，她的头发是扎起来还是披着。我看到她为了省几毛钱，在菜市场跟人磨半天嘴皮，买那些别人挑剩下的菜叶子，心里就一阵阵地发堵。
我每个月的工资只有几十块钱，除了寄二十块钱回家，剩下的要自己吃饭、零用。可我开始偷偷地用自己不多的钱，去买点肉或者一条鱼带回去。我不敢直接说是自己买的，就撒谎说是厂里食堂改善伙食，发的福利。
林姐每次都信以为真，高兴地把肉烧得香喷喷的，然后一个劲儿地往我和涛涛碗里夹：“你们多吃点，补补身子。”
看着她满足的笑脸，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既有撒谎的心虚，又有一种隐秘的快乐。
那是一个初秋的傍晚，天突然变了脸，乌云压得很低。
我刚下班，走到楼下就下起了瓢泼大雨。我心想坏了，林姐今天去市里的批发市场给厂里领劳保用品，没带伞。我顾不上自己，撒腿就往公交车站跑。
果然，在车站的站牌下，我看到了林姐。她怀里抱着一个大纸箱，脚边还放着两个大袋子，浑身都湿透了，雨水顺着她的头发往下淌，几缕湿发狼狈地贴在脸上。公交车迟迟不来，她冻得嘴唇都有点发紫，整个人在风雨中显得那么单薄、无助。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
我冲过去，脱下自己身上还算干爽的工装外套，一把披在她身上。她惊愕地抬起头，看到是我，眼神里流露出一丝脆弱。
“林姐，我来！”我没多说，一手抱起那个大纸箱，另一只手拎起两个袋子，对她说：“你跟着我走！”
东西很沉，雨很大，我的鞋踩在积水里，发出“啪叽啪叽”的声音。雨水模糊了我的视线，但我走得特别稳。我能感觉到林姐就在我身后，那件披在她身上的、我的外套，像一座小小的屋顶，为她挡住了一部分风雨。
回到家，我俩都成了落汤鸡。林姐顾不上自己，先是催着我去洗个热水澡，然后给我煮了一大碗放了好多姜片的红糖水。
我捧着滚烫的碗，喝着辛辣的姜汤，一股暖流从胃里一直扩散到四肢百骸。我看着林姐在阳台上忙碌，她正费力地把被雨水打湿的被子收进来。那个在风雨中显得单薄的背影，和眼前这个在灯光下忙碌的背影重叠在一起，让我心里猛地一颤。
她好像感觉到了我的目光，转过身，看到我正愣愣地看着她。她的眼神有些躲闪，脸颊微微泛红，不知道是热气熏的，还是别的什么。她低下头，用几不可闻的声音说：“谢谢你啊，小陈。”
那一刻，楼道里有人经过，声控灯“啪”地亮了，又“啪”地灭了。屋里昏黄的灯光下，我感觉我们之间有什么东西，好像不一样了。
03
筒子楼就像一个巨大的蜂巢，没有秘密可言。一丁点风吹草动，都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传遍每一个角落。我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小伙子，长久地住在一个丈夫常年不在家的年轻女人家里，这本身就是一桩足以让那些无所事事的婆婆妈妈们兴奋半天的新鲜事。
流言蜚语，就像楼道里永远散不去的油烟味，开始悄无声息地弥漫开来。
最先是从公共水房里传出来的。我去打水，总能感觉到背后有几道探究的目光。有一次，我刚接完水准备走，就清晰地听到身后一个胖大妈压低了声音，却又确保足够多的人能听见似的，对另一个人说：“看见没，就是他，住在五零二王家嫂子那儿的那个。”
“哦……就是那个男人常年不回家的？”
“可不是嘛！一个大小伙子，住在一个单身女人家，多不方便啊。”
“嘿，谁知道呢，人家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林文静那女人，看着挺本分的，没想到……”后面的话，淹没在窃笑声中。
那些话像一根根淬了毒的细针，狠狠地扎在我的心上。我端着水盆的手都在发抖，一股怒火“蹭”地就冒了上来，真想把一盆水直接泼到她们那几张幸灾乐祸的脸上。
可我不能。我一没身份，二没立场。我一冲动，只会坐实那些肮脏的猜测，把林姐推到更难堪的境地。我只能咬着牙，装作什么都没听见，快步走回了家。
从那以后，我变得格外敏感。邻居们每一个异样的眼神，每一次的交头接耳，都让我如芒在背。甚至连楼下王大爷看到我，那句原本热情的“小陈下班啦”，都让我觉得别有深意。
这种压力让我开始刻意地和林姐保持距离。我不再像以前那样，下班就马上回家。我宁愿在厂里的车间多待一会儿，或者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晃荡，直到天黑透了才回去。
回到家，我也尽量待在自己的小书房里。吃饭的时候，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和她聊厂里的事，和涛涛开玩笑，只是沉默地扒饭，吃完就立刻躲回房间。
我怕自己的存在，会成为一把伤害她的刀，会毁掉她在这个大杂院里赖以生存的名声。夜里，我躺在地铺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我一遍遍地问自己，是不是应该搬出去？可是一想到要离开这个地方，离开这个给了我唯一温暖的家，我的心里就空落落的，像被掏走了一块。
我的变化，林姐不可能感觉不到。她那么聪明，那么敏感。
她没有直接问我，但她也开始用她自己的方式，进行着一种无声的试tàn。
有天晚饭，桌上的气氛很沉闷。涛涛吃了几口就跑去看动画片了，只剩下我和她两个人。她忽然开口，语气很随意，像是在闲聊：“小陈，你在厂里……有没有认识什么差不多年纪的小姑娘啊？你也不小了，二十二了，该考虑个人问题了。”
我心里一咯噔，拿着筷子的手停在半空中。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含糊地“嗯”了一声，说：“厂里都是些老师傅和嫂子，没……没什么合适的。”
“那不行啊，”她很认真地看着我，“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有个知冷知热的人在身边，日子才有个盼头。要不，改天我托我们车间的姐妹，给你介绍一个？”
我心里一阵烦乱，不知道是该接受还是该拒绝。我只能低着头说：“不急，林姐，我现在……还不想考虑这个。”
她没再继续说下去，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
又有一次，是周末，她在家整理东西。她翻出了一个相册，里面是她和她丈夫王大哥的合影。照片上的王大哥穿着一身崭新的蓝色工装，很年轻，笑得很爽朗。林姐也穿着一件红色的确良衬衫，扎着两条大辫子，脸上全是幸福的笑。
她摩挲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像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我听：“你看他，年轻的时候也挺精神的。就是干了这跑长途的活，把人给磨糙了，也把家给跑忘了。”
她顿了顿，抬起头，目光有些飘忽地看着窗外，“有时候我真觉得，这个家，有没有他，好像都一样。一年到头见不了几次面，回来待个三五天，跟住旅馆似的。钱是寄回来了，可这日子……过得一点人气儿都没有。”
这些话像一颗颗小石子，准确无误地投进我本已波涛汹涌的心湖里，激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我不知道她是在向我倾诉她婚姻的不幸，还是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我，她不在乎别人的闲话。我更不知道，她是不是在暗示我什么。我像一个蹩脚的解码员，面对着一堆复杂的密码，完全乱了方寸。
这种暧昧又紧张的气氛，终于在一个周日的下午，达到了顶峰。
家里那个笨重的、不知道用了多少年的老式木柜子，早就被白蚁蛀得差不多了。林姐一直想把它扔掉，换个新的。我自告奋勇，跟她一起把柜子里的东西都清出来。然后，我一个人，使出了吃奶的劲儿，把那个大柜子从五楼一步一步地抬了下去。
那柜子沉得要命，磕磕碰碰，好不容易才弄到楼下的垃圾堆。等我再回到五楼，已经累得浑身骨头都快散架了，后背的汗衫湿得能拧出水来。
林姐递给我一杯早就晾好的凉茶，又拿了毛巾给我擦汗。我“咕咚咕咚”地喝完一杯水，感觉才活了过来。
我俩都站在门口，看着因为搬走了柜子而显得空旷了一大块的客厅。她也累得不轻，脸颊红扑扑的，额头上全是细密的汗珠。
她就那样倚着门框，一手拿着空杯子，一手无意识地扇着风。她的目光落在那个空出来的地方，眼神有点发直。过了好一会儿，她幽幽地叹了一口气，那口气叹得又轻又长，带着无尽的疲惫和怅惘。
她转过头，看着我，轻声说道：“家里缺个男人，真是不行。”
说完，她没有移开目光，就那样直直地看着我。她的眼神很复杂，有我熟悉的疲惫和无奈，但好像还有一丝我从未见过、也读不懂的探寻。
那一瞬间，我的心跳仿佛漏了一拍，然后开始疯狂地擂动起来。这句话，在那些流言蜚语的背景下，在她之前那些若有若无的试探之后，像一句心照不宣的暗示，又像一句再单纯不过的感慨。它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们之间那层模糊的窗户纸，露出里面危险又诱人的风景。
我端着水杯的手，就那样僵在了半空中，不知道该放下，还是该举起。
04
就在我和林姐之间的气氛变得微妙而又难以言说的时候，一封电报像一块巨石，轰然砸进了这潭看似平静的池水里。
电报是王大哥，王建军发来的。上面只有短短几个字：三日后，午时到家。
林姐捏着那张薄薄的电报纸，反复看了好几遍，脸上先是惊喜，随即绽放出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由内而外的光彩。那几天，她整个人都像是上了发条，走路带风，连说话的声音都比平时高了八度。
她开始了一场声势浩浩荡荡的大扫除。地板被她擦了一遍又一遍，亮得能照出人影；窗户玻璃被她擦得一尘不染，阳光照进来都显得格外刺眼。她甚至还扯了新布，熬了个通宵，给自己赶制了一件新的碎花衬衫。
她去菜市场，也不再为几分钱跟人计较了。她买了半扇排骨，一条活蹦乱跳的草鱼，还有各种新鲜的蔬菜，把小小的冰箱塞得满满当当。整个屋子里的空气都变了，不再是那股熟悉的肥皂清香，而是充满了期待、忙碌和一丝……让我感到陌生的紧张。
看着像一只快乐的蝴蝶一样飞来飞去的林姐，我心里五味杂陈。理智上，我为她感到高兴，她的丈夫要回来了，她有理由高兴。但情感上，一种强烈的失落感和被排挤的“外人”感，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
我突然清醒地意识到，我之前所体验到的所有“家”的温暖，不过是建立在这个家的男主人缺席的基础上的。现在，真正的主人要回来了，我这个“临时的男人”，这个帮忙换灯泡、修水管、扛大米的“过客”，也该体面地退回到自己原本的位置上去了。
那几天，我变得愈发沉默。林姐忙着准备迎接丈夫，似乎也没注意到我的情绪变化。我像一个影子，在她身后默默地看着，心里空落落的。
三天后，王建军回来了。
门被推开的瞬间，一个高大、魁梧的身影堵住了门口的光。他皮肤黝黑，是被常年的风吹日晒刻下的印记。穿着一件半旧的夹克，嗓门洪亮，身上带着一股长途跋涉的风尘和浓烈的烟草味。他一进门，就扔下手里那个巨大的帆布行李包，一把抱起冲过来的涛涛，在他脸上“吧唧”亲了一大口，胡子拉碴的下巴把涛涛扎得咯咯直笑。
“文静，我回来了！”他笑着对林姐说，然后从包里掏出一堆东西，有给涛涛买的铁皮小火车，有给林姐买的上海产的雪花膏和一块时髦的纱巾。
他是个粗犷但细心的男人。
然后，他看见了我。他愣了一下，林姐赶紧解释：“建军，这是小陈，陈立。你表叔介绍来的，厂里宿舍紧张，暂时住咱们家。”
王建军立刻露出了豪爽的笑容，大步走过来，一把握住我的手。他的手掌宽大而粗糙，布满了老茧，握得我生疼。“你就是小陈吧？兄弟，你好你好！这一路上就听文静在电报里念叨，说多亏了你照顾她们娘儿俩。大恩不言谢，今晚咱哥俩好好喝几杯！”
他的热情让我有些无所适从，我只能尴尬地笑着，说：“王大哥，你客气了，我没做什么。”
晚上的接风宴，是这个家从未有过的丰盛。桌子上摆满了八道菜，那瓶被林姐珍藏了许久的西凤酒也被打开了。气氛看似热烈，涛涛兴奋地围着他爸爸转，林姐脸上也一直挂着笑。但我却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坐在那张熟悉的饭桌上，却如坐针毡。
王建军喝了点酒，话匣子彻底打开了。他大谈特谈在外面跑车的惊险经历，从塞北的冰天雪地，到江南的烟雨蒙蒙，他的世界是我从未接触过的广阔和刺激。他会不时地拍着我的肩膀，亲热地叫我“兄弟”，但言谈举止间，那种不经意流露出的主人的姿态，和对我这个“陌生男性”的审视，让我浑身不自在。
林姐坐在我们中间，显得有些局促。她一边要微笑着应和丈夫的豪言壮语，一边又习惯性地想照顾我。当她下意识地夹了一筷子排骨，想放进我碗里的时候，手在半空中停顿了一下，最后有些尴尬地放回了自己碗里。
这个小小的动作，却清晰地落在了王建军的眼里。他脸上的笑容淡了一点，眼神闪烁了一下，什么也没说，只是仰头灌了一大口酒。
屋里的空气，在那一瞬间，仿佛凝固了。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王建军的舌头已经有点大了。他忽然把话题转到了邻居的闲话上，他带着几分醉意，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看着我：“小陈兄弟啊，我知道，这筒子楼里人多嘴杂，有些话不好听。但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我王建军信得过我媳妇，也信得过你这个兄弟！”
我心里一紧，知道正题要来了。
他话锋一转，放下了酒杯，眼睛直直地看向林姐，又用余光扫了我一眼，声音也沉了下来：“不过啊……咱们这个家，缺的是一个能扎下根，天天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过日子的男人，而不是一个……帮帮忙、搭把手的过客。你说对不对，文静？”
这句话像一把淬了冰的刀，又准又狠，瞬间割裂了餐桌上那层虚假的和谐。
林姐脸上的血色，“刷”地一下就褪得干干净净。她捏着筷子的手，指节都发白了。
我的脸火辣辣地烧了起来，像是被人当众狠狠地扇了一个耳光。所有的尴尬、羞辱、委屈和愤怒，在那一刻全都涌了上来。我感觉自己像个被当场抓获的小偷，狼狈到了极点。屋里死一般的寂静，只剩下墙上挂钟“滴答滴答”的声音，每一下，都像敲在我的心上。
05
王建军回家的那几天，五零二室的气氛变得前所未有的压抑。
那顿不欢而散的接风宴像一个开关，打开了这对聚少离多的夫妻之间积压已久的所有问题。我躲在自己的小书房里，那扇薄薄的木门根本挡不住隔壁传来的争吵声。一开始是压抑着的，断断续续，后来声音越来越大。
“钱钱钱，你眼里就只有钱！你知不知道我一个人带孩子有多难？”这是林姐带着哭腔的声音。
“我不出去跑车，哪来的钱？你跟涛涛吃什么穿什么？你以为这日子是大风刮来的？”这是王建军烦躁的咆哮。
“回家？你管这个叫回家？你心里还有没有这个家！”
争吵总是以沉默告终，那种沉默比争吵更令人窒息。王建军在家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个透明人。他要么是和那帮车队的朋友在外面喝酒，要么就是躺在床上补觉。他看我的眼神，不再有第一天的豪爽，只剩下客气又疏离的审视。连涛涛，那个曾经黏着我的小尾巴，在他爸爸严厉的目光下，也不太敢跟我亲近了。他会偷偷看我一眼，然后又赶紧低下头。
我成了这个家里最尴尬的存在。我每天早出晚归，尽量减少和他们碰面的机会。有好几次，我甚至想，干脆跟厂里申请住到工地的临时工棚去算了。
就在这种煎熬中，一个晚上，意外发生了。
那天王建军正和林姐冷战，晚饭时两人一句话都没说。突然，楼下响起了急促的喊声：“王建军！王建军！车队紧急电话！”
王建军下楼接完电话，回来时脸色很难看。他对林姐说，车队里一个老师傅家里出了急事，他得连夜出发，替师傅跑一趟去新疆的长途。
这句话，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林姐“腾”地站了起来，死死地盯着他，眼圈瞬间就红了：“走？你才回来几天？又要走？这个家对你来说到底算什么？是旅馆吗？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你以为我想走？这是工作！是任务！”王建军也火了，他一把抓起搭在椅子上的外套，“你能不能讲点道理！”
“我怎么不讲道理了？王建军，我受够了！我真的受够了这种日子了！”林姐的声音终于失控，变成了尖锐的哭喊。
“不可理喻！”王建军怒吼一声，抓起行李包，头也不回地冲出了家门。
“砰！”沉重的摔门声，像一声炸雷，在小小的屋子里回响。
我听到摔门声，在自己的房间里再也待不住了。我推开门，看到林姐一个人蹲在客厅的地上，把脸埋在膝盖里，肩膀剧烈地一抽一抽，压抑的哭声像一只受伤的小兽，让人心碎。
我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想走过去安慰她，又觉得自己的身份无比尴尬。我算什么呢？我能说什么呢？
犹豫了半晌，我最终还是走了过去，蹲下身，从口袋里掏出一方还算干净的手帕，递到她面前。
她没有接，而是慢慢地抬起头。一张布满泪痕的脸，一双通红的、被绝望和委屈浸透了的眼睛，就那样毫无防备地撞进我的视里。
那天晚上，她做了一件让我意想不到的事。她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走到那个平时锁着的柜子前，拿出了一瓶藏在最里面的白酒。那是一瓶“二锅头”，是王建军留下来待客的。
她拿了两个杯子，给自己倒了满满一杯，又给我倒了一杯。她把其中一杯推到我面前，用沙哑的声音说：“小陈，陪我喝一杯。”
我愣住了。但我看着她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拒绝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我接过了酒杯。
辛辣的白酒入喉，像一条火线，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
借着这股酒劲，林姐积压了多年的委屈和孤独，像决了堤的洪水，一泻千里。
她开始说，不停地说。说她刚嫁给王建军的时候，他也说过要一辈子守着她；说有了涛涛以后，他是怎么开始常年不着家；说她一个人是怎么给发高烧的涛涛降温，怎么在半夜三更背着孩子跑医院；说楼里的女人是怎么在背后议论她，说她是个“活寡妇”……
她说着说着，就哭了。她抓着我的手，泪眼婆娑地看着我，反反复复地问：“小陈，你说我图什么？我这么辛辛苦苦地守着这个家，到底图什么？我羡慕她们，我真的羡慕她们……哪怕是天天吵架，那也是两个人在一起吵啊……我呢……”
在酒精和激烈情绪的双重催化下，屋里的气氛变得极其暧昧和危险。我能闻到她身上那股熟悉的、淡淡的肥皂清香，此刻混杂了浓烈的酒气和泪水的咸涩，形成一种令人心悸的气息。
她的手很凉，却抓得我的手很紧。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心跳得像要从胸膛里蹦出来。
我看着她哭得梨花带雨的脸，看着她微微张开的、沾着酒渍的嘴唇，一种混杂着怜惜、冲动和欲望的情绪，在我身体里疯狂地冲撞。
她还在喃喃地说着，身体无意识地慢慢向我靠近。
“小陈，你真好……真的……这些日子，要不是你……”她的声音越来越低，带着浓重的鼻音，“要是一直有你在……就好了……”
她的脸离我越来越近，近到我能看清她颤抖的睫毛上挂着的晶莹泪珠。我的呼吸都停滞了。理智告诉我，应该推开她，应该站起来离开，可我的身体却像被钉在了原地，动弹不得。
我不知道自己是期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还是害怕会发生什么。
就在我闭上眼睛，以为自己会沉沦下去的那一瞬间——
“砰！砰！砰！”
一阵急促而用力的、几乎是砸门一样的声音突然响起！
紧接着，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在门外撕心裂肺地大喊：“林文静！开门！出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