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九大唯一与毛主席平起平坐的人，后为民弃官，晚年甘做锅炉工

1515票全票当选中央委员的炼钢工，后来去哪了？

一九六九年4月24日，北京这天是个大晴天，但在人民大会堂里头，气氛紧绷得像拉满的弓。

这天是“九大”选中央委员的日子，几千双眼睛死死盯着监票人。

结果一出来，全场都炸了锅，虽然不敢大声喧哗，但底下的动静压都压不住。

毛主席全票当选，这没啥说的，那是肯定的；可让人下巴脱臼的是，居然还有个名字也拿了1515票，跟毛主席平起平坐。

这人是谁？

不是哪个元帅，也不是国务院的大佬，甚至几分钟前，再座的绝大多数代表连这名字都没听过。

他叫王白旦，黑龙江北满特钢厂的一个炼钢工人，大字不识一箩筐。

在这个疯狂的年代，命运有时候比小说还敢编，直接把一个拿钢钎的汉子扔进了权力的绞肉机里。

这事儿要是搁现在，大家肯定觉得是黑幕，但在当年，这其实是一场巨大的“误会”。

咱们得把时间轴往回拨一拨。

1968年，上面为了体现“九大”是工农兵的舞台，下了道死命令：选上来的代表必须是产业工人，还得有七年党龄。

这标准看着简单，其实是个大筛子。

这道令一级级压到北满特钢厂，筛来筛去，领导们头都大了。

当年从太原支援黑龙江建设的47个技术骨干，有的调走了，有的家里成分不好，也就是咱们说的“根不红苗不正”，最后查来查去，就剩下王白旦这么一根独苗，严丝合缝地卡在标准里。

这就叫命。

他就像一块还在坑里的矿石，被时代的传送带稀里糊涂地送进了权力的熔炉。

到了投票那天，情况更逗。

那时候的选举不像现在这么讲究，代表们手里捏着长长的名单，你看我我看你。

大人物的名字谁敢划掉？

那是找死。

小人物的名字呢，大家都不认识，想着既然能上名单肯定是好同志，也不忍心划。

最绝的是王白旦自己，这老兄是个直肠子，压根不懂官场那种“谦虚”的弯弯绕，大笔一挥，在自己名字上也画了个圈。

就这么着，1515票的“神话”诞生了。

名字也得改。

原来的名儿“白旦”，听着像骂人（王八蛋的谐音），实在登不上大雅之堂。

周总理心细，提议把“旦”字加一竖，叫“王早”。

后来这事传到江青耳朵里，她大笔一挥改成“王百得”，意思是“百炼成钢”。

名字一改，身份也就变了。

昨天还是满脸煤灰的炉前工，今天就成了省革委会副主任，甚至还是中央委员。

按说呢，普通人一步登天，那不得飘到天上去？

多少人一旦手里有了权，那是恨不得把以前认识的人都踩在脚底下。

但王百得这人，骨头里大概真掺了钢渣，硬得硌人，甚至有点“傻”。

他在那个最讲究政治站位的年代，依然保持着工人的直线思维，一点弯都不转。

最经典的是1977年，那时候还在搞运动。

省委开常委会，别人都在那慷慨激昂地喊政治口号，表忠心，如果不跟着喊就像是落后分子。

轮到王百得发言，他一拍桌子，那一嗓子把旁边做记录的都吓一跳：“炼钢就是炼钢！

炉温够不够得看仪表数据，光靠嗓门大有个屁用！”

全场死寂。

这种话在当时可是要命的“不合时宜”，让他显得跟那个圈子格格不入。

但也正是这种看起来笨拙的“不合时宜”，像一层防火墙，保全了他作为一个人最起码的体面。

真正让人觉得这老头儿“神了”的转折，发声在1980年。

那场十年的大梦醒了，国家开始拨乱反正。

对于像王百得这样在“特殊时期”上来的工农干部，组织上那是相当宽厚，给出了两条出路：要么去佳木斯当个副市长，好歹是个厅级干部；要么去省工会当个主席副主席，喝茶看报享清福。

这在当时，是多少人求神拜佛、削尖了脑袋都钻不进去的“软着陆”。

结果呢？

王百得给出的回答，把前来谈话的领导都整懵圈了，以为自己听错了。

他说：“我是炼钢工，我就回炉台。”

大家都以为他是以退为进，或者是发牢骚。

没想到，1981年3月，47岁的王百得真就把那身四个兜的干部服脱了，重新穿上了那身满是油污、馊味儿的工装。

这一幕，放在整个中国现代史上都找不出几个。

你看过多少被撸下来的官员哭天抢地、郁郁而终的，你见过几个主动把乌纱帽扔进垃圾桶，笑嘻嘻拿起钢钎往60度高温的炉口里钻的人？

刚回去那会儿，工友们都躲着他，觉得他是来作秀的。

毕竟当过中央委员的人，哪能真干苦力？

也就是来晃悠两天，拍几张照就走了。

可谁也没想到，这一晃悠就是整整13年，直到他60岁退休。

这13年，他可不是在办公室里指手画脚当顾问。

他是实打实地倒三班，跟二十岁的小伙子一样熬大夜。

夜班困极了，就蜷在油腻腻的工具箱上眯一会儿；炉子需要热修，那是炼钢里最苦最累的活，里头温度高得能烫掉一层皮，他总是第一个钻进去清渣。

有人后来闲得没事算了一笔账，这位“前中央委员”在复出后的13年里，亲手多炼了4200吨钢，给国家创造了数百万的价值。

但他自己呢？

除了死工资，没多拿一分钱奖金，也没要去当副市长时能分到的大房子。

一家老小依然挤在那个57平米的老宿舍里，家里最值钱的电器，可能就是那个用了好些年的收音机。

咱们现在回头看这段事，真的会有一种穿越时代的震撼。

在那个所有人都在拼命往上爬、为了一个科长处长职位能把头打破的年代，王百得像个逆行者。

他脑子很清楚，清楚得让人害怕——他知道自己不是政治家，不是演说家，他就是个八级炼钢工。

权力的外衣对他来说，不是光宗耀祖的荣耀，而是束缚手脚的枷锁；只有回到那滚烫的炉台前，看着钢水奔流，听着炉火轰鸣，他才觉得心里踏实，才觉得这口气喘得顺畅。

2005年，王百得因为肺癌走了。

他留下的遗嘱简单得吓人：骨灰一半回河北老家，一半埋在北满特钢6号炉的钢渣堆里。

没有追悼会的高官云集，没有铺天盖地的讣告，也没有什么“杰出贡献”的官方定论。

只有那些老工友们，默默摘下安全帽，对着炉台的方向，深深鞠了一躬。

如今，北满特钢的厂史馆里还陈列着他用过的那根钢钎。

那钎头被磨得锃亮，那是用几千个日夜和无数汗水磨出来的。

它安安静静地躺在那，比任何金光闪闪的勋章都更有分量，都在诉说着什么叫“硬气”。

王百得这一辈子，确实没辜负改后的那个名字——百炼成钢。

在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上，头衔可以变，地位可以变，甚至历史的评价都可以变，但这人骨子里的成色，是变不了的。

在那段疯狂与理智交织的岁月里，他没用笔，也没用枪，就用一把钢钎，给自己凿出了一个大写的“人”字。

参考资料：

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黑龙江省志·人物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