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文化丨《左传》里的吴太伯及吴国

（一）逃之

后人了解吴国的历史，大多始于《史记•太伯世家》。为此，作为现世的吴文化研究者，我们应是非常感恩太史公的。他让后人能够隔着千年光阴去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但是，源于太史公对吴国早期历史的含混叙事，给后世学者也留下了纠缠不清的千年谜案。

最经典的是，单是一个“荆蛮”，一个“勾吴”，就让江苏、陕西陇县、山西平陆、河南宜阳、山东“宜国故地”等地被生生拖进了太伯“勾吴可能所在地”的争议行列。即如江苏省境内，无锡梅里、苏州木渎、镇江丹徒，由于传世文献记载的层累的叠加而造成的模糊和漫漶，更由于吴国第一青铜器在丹徒大港烟墩山土墩墓地的横空出世，数十年来，三城学者也是内斗不断，相互掐架。那么，这一千年谜案，真的就无解了吗？

此处，我们不妨暂且搁置《史记》《吴越春秋》等已然相隔西周数千年后的“史书”。宕开一笔，回到《左传》。

我研究西周史，就始于《左传》的通篇阅读。坦率说，其文字的晦涩，事件的杂乱，人物的众多，倘若不是怀一份对东乡老祖的敬畏，要在浩如烟海的《左传》中打捞出关于“吴国”的相关记载，绝非易事。

迄今为止，《左传》成书年代尚未明确决断。但学界主流观点认为，该书主体完成于春秋末期至战国早期，约公元前403年，即历史上堪称划时代的重要史实“三家分晋”前后。

叙事方便，且先看几组数据。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性结论，西周国祚定为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771年。此处，我们不妨做个粗略计算。《左传》完成之时，距离西周早期小邦周“继承人事件”的发生仅仅过去了643年；距离西周灭亡的时间更只有368年。公元前473年，也就是《左传》完成后的70年，吴国最终亡国。史家和坊间都说吴国国祚约700年。

再次回到《左传》文本。

作为吴国缔造者的吴太伯第一次出现在叙事中，是在《鲁闵公元年》，即公元前661年。此时，周武王之子唐叔虞缔造的晋国因为王位继承人问题出现内乱，晋献公因宠幸骊姬，欲另立其子而追杀废太子。生死攸关之际，力挺太子申生的晋国大夫士蔿搬出了同样因继位问题而“出逃”的吴太伯。

原文如下：“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不如逃之，无使罪至。为吴太伯，犹有令名，与其及也。”为便于阅读，译成白话文如下：“太子，你没办法继承君位了不如逃离晋国，别让灾祸落到自己身上。像吴太伯那样，不也很好吗？这样还能留下好名声，总比最终遭遇祸难要强。”这是《左传》中对太伯这一历史人物的最早记载，也是关于太伯“逃奔”的最早记载。

此处，有三点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首先，此时太伯已经冠以“吴”姓，而《逸周书•世俘解》里出现在周人主庙牌位上的太伯就还只是太伯。单倘若按照《史记•吴泰太伯世家》讲述，此时的太伯已然在荆蛮建立了“勾吴国”，历经了太伯最初的以周礼治理国家，经历了仲雍的断发文身入乡随俗的变革，传到了第四世孙、第五世君主周章了。显然，在太伯的姓氏上，太史公的记载纠正了《逸周书•世俘解》的漏误，是真实可信的。其次，文中只提及了吴太伯，尚未提及吴太伯治下的吴国相关事宜。再次，也是最重要的，士蔿口中的太伯并非如后世汉儒们所说的“让位”，而是“逃之”。因“逃”而避免了关键时刻的周国君位顺利继承，从而避免了一场兄弟阋墙获得了时人好评。由此，我们可以推理，至少在事件发生的600多年后，作为同为周王室姬姓同宗的晋国士大夫们还是认同吴太伯“出逃”行为的。

关于这一点，古往今来的学者们也都给予了高度评价。春秋以降，太伯“出逃”已然成为美德典范。正是基于此，后世汉儒们进一步将“出逃”的太伯浓抹为“主动让王位”的“至德圣人”。孔子《论语•太伯篇》更是开篇即颂。子曰：“太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也就是说：“太伯可以说是品德最高尚的人了，多次把王位让给季历，老百姓都找不到恰当的词句来赞美他。”时光荏苒，我们已经无法了解士蒍口中的“逃之”怎么就变成了此处的“三以天下让”。这或许就是太史公文中所叙建立勾吴国的太伯在父亲病重之时，依旧采药伺候且再次坚决不就君位的轶事依据了吧。

而作为太伯一手创立起来的吴国国家形象，第一次被《左传》记载，则是到了60年后的《鲁宣公八年》，即公元前601年。此时际，距离寿梦时代的吴国崛起只有56年。

原文如下：“楚为众舒叛，故伐舒蓼，灭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吴越而还。”彼时的吴国和越国都还只是偏居南方的“小弟”。按照杨伯峻先生的注解，面对当时实力远远大于自己的“众舒”且因自不量力而被楚国暴揍之时，和楚国比邻而居的两个小弟吴国和越国还是“识相”的。他们选择了站队大哥，唯大哥“楚”国马首是瞻。至于吴越当时关系如何，文中并未展开解读。

（二）不从

泰伯第二次在《左传》出现已是6年后。那一年，是鲁僖公五年，公元前655年。悲催的是，太伯、仲雍的另一个后裔之国——虞国被晋国灭掉了。大宗主动让贤，小宗不知感恩，反倒灭了同宗血脉。同时被灭的虢国和晋国关系更近。这一事件，是探究泰伯及吴国史的学者都绕不开的话题。

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同室操戈，骨肉相残，在春秋之际，已经不是稀罕事。《左传•鲁僖公五年》记载，已经耀武扬威称霸中原的晋国，欲再次攻打同为姬姓同宗的虢国，提出了要借道虞国的要求，并且送去了大量的香车宝马。事实上，三年前，也即公元前658年，虞公已经带领军队暴打了虢国一次。此时，虞公再一次心动了。这和人们记忆中有关泰伯、仲雍兄弟的德行和气节相差甚远。堂堂一国之君的虞公，再一次为了肉眼可见的“利益”，全然不顾同宗血脉的“情义”，为晋国部队提供了方便。

彼时，山西平陆之虞国，和虢国隔河相望。此虢国，是周文王之子、武王叔虢仲的封国。考古资料证实，昔日虢国国力曾经非常强盛。作为周文王的高参，虢国君臣，也曾为建国之初周王室立下不朽功勋。《班簋》就记载了这样的一件事。在成王三年东征战役中，身为王叔的虢仲不顾年迈，亲赴疆场，身先士卒，浴血奋战。无奈，暮年虢叔因病只能无奈脱下战袍。吴国吴伯和吕伯作为左右手，继承虢叔未竟大业，立即跟随最小王叔毛公再次出征，共同征讨西周劲敌——东夷，并取得最终的胜利。也甚至由此，有人猜测，我东乡始祖（之一？）的宜侯就是在这次东征途中被周成王徙封，以加强吴国的力量。此说是否准确有待商榷。此处不赘。

预料之中，晋国灭掉了虢国。晋军挥师回国途中，再次借住虞国。好吃好喝伺候的虞公君臣，换来的却是亡国被俘之灾。或是良知尚未完全溟灭，亦或畏惧泰伯、仲雍的圣德余威，晋人只抓走了虞公，并未让虞国绝嗣。换言之，虞国一脉应该还有人留在原地。

宫之奇一语成谶。

史料不载，考古未见。迄今为止，我们依然无法确认这位贪财昏庸的虞公是《逸周书•世俘解》牌位上的虞公第几代世袭传人。但此虞公却为后世留下了两个高频成语：唇亡齿寒、假道伐虢。

回到原文。《左传·僖公五年》载：“冬，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面对鬼迷心窍、盲目自信的虞公，虞国大臣宫之奇苦言相劝。最后，甚至搬出了虞国始祖泰伯兄弟说事：“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

宫之奇的话，至少有四个方面有别于晋国士大夫士蒍所说。

首先，作为虞公身边随时可以进言的近臣，宫之奇之言的真实性和含金量应该更高。

其次，虞国远祖泰伯、虞仲确是周太王之子，是王季的两位兄长。按西周奉行的昭穆制度，泰伯、虞仲一脉当是大宗。而且，虞公对宫之奇劝谏无动于衷的原因，正是基于这样的家国背景，他一厢情愿地认为晋国不会加害于同为姬姓同宗的自己和自己的国家。

再次，叙事中的泰伯还是泰伯，但曾经的“虞公”却变成了“虞仲”，这是传世文献中“虞仲”之名第一次亮相。反观太史公《史记•吴泰伯世家》，开篇即为：“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

此处，我们不妨捋一捋这一演变过程：《逸周书》里称之为“虞公”；《左传》里称之为“虞仲”；《史记》里称之为“仲雍”。显然，三者应指同一人，即泰伯之弟。但一人三名，确实匪夷所思。也因此，当地处宁镇山脉的吴国故地——镇江丹徒烟墩山古墓“宜侯夨簋”出土之后，前辈学人对该簋相关信息解读的时候，皆被几代虞仲搞得云里雾里，且至今依然各执一词。

最后，也是最为关键之处。宫之奇的话中，出现了泰伯兄弟出奔的第二个版本。即：泰伯、虞仲之所以没有继位，并非如晋国大夫士蒍所说“逃之”，而是“不从”。但，令人愈发困惑的是，何为“不从”？从春秋起，各家释读再起歧义。甚至，因为“不从”二字解读引出了第三个版本——“翦商说”。

“不从”，按杨伯峻先生的解读，泰伯兄弟没有跟随太王所率主力，从山西豳州，跋山涉水，一路迁徙，抵达陕西岐下——后人口中的周原。没有随侍身边，所以失去了继承大统的资格。此处，又留下一个伏笔。泰伯兄弟没有跟随西周主力同行，他们又去了哪里？

但是，无论何种解读，至少，在同时期的《左传》和《诗经》两种传世文献记载中都指向一个史实，晋国士蒍之说和宫之奇之说都值得商榷。泰伯兄弟出奔，并非出自担忧自家兄弟的自相残杀的礼让，而是带着重要的政治使命和宏伟的抱负，兄弟俩携手独闯天涯。如此看来，后世汉儒们一厢情愿地单纯礼赞泰伯兄弟“礼让”德行，颇给人有些许“以偏概全”之憾。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当周室衰微，偏居江南一隅的吴国励精图治，主动将拯救大厦将倾的周朝大任扛在肩上，一度成为威震中原的五霸之一。短短百年之间，“破楚、威齐、服越”，一气呵成。甚至，深入中原腹地，在“黄池会盟”上敢于和晋争夺天下盟主的位置。

（三）逃之和不从

到底是“逃之”还是“不从”，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从两位说话人的立场进行解读。一个是被动出逃，仓皇保命。一个是主动远离，再图宏业。

“逃之”提出者是士蒍。

鲁闵公元年，面对国内杀戮正酣的骊姬之乱，晋国大夫士蒍急切地劝说深陷危境的太子申生：“不如逃之，无使罪至。为吴太伯，犹有令名，与其及也”。这时的太伯，是仓皇“逃之”。面对父亲明显不公的命运安排，面对着未来可能一触即发的兄弟阋墙，兄弟俩果断选择了隐忍和保全之策，抽身离去。他们迅速从周室的继承漩涡里仓皇远离，躲开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撕裂宗族的血腥风暴。士蒍此言，既有对“识时务”的认可，与其在权力刀刃上硬碰，不如转身远去，至少还能落个清白名声；又有对帝王家脉脉温情下残酷本质的清醒认识。可惜，申生没有听从士蒍的劝谏，最终惨死在自己父亲手下。

“不从”则是晋献公也十分忌惮的虞国贤臣宫之奇。

僖公五年，已经杀红眼的晋国再次要求借道。对此，宫之奇极力反对。他历数晋室完全不顾及血脉亲情，甚至已经同室操戈，更遑论已经沦为旁支小宗的虞国。作为一心辅助虞公的一代贤臣，宫之奇对晋国的狼子野心了然于胸。无奈，他生性弱懦，不会拼死劝谏。这和后期吴国忠臣以死劝谏的伍子胥完全不同。

面对执迷不悟的虞公，他最终只能拿老祖宗说事：“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他认为，当年，泰伯兄弟只是没有刻意逢迎太王旨意，纵然是至亲骨肉的嫡长子，也失去了继承周部落大统的资格。现在，只是姬姓同宗血脉，晋国又怎么可能来善待虞国？虢国被灭，下一个一定是虞国。

诤语良言，依旧没能唤醒装睡的虞公。此时，一句“不从”，包含着怎样的怨恨和无奈。同为人臣的宫之奇，他知道君臣有别。如同当年的泰伯，他同样深知，父子有别，君臣有别，最是无情帝王家。此刻“不从”，已然没有了“逃”的仓促，更像一种抽刀断水的抉择！最终，虞国被灭。只是，尚存一息良知的晋国只抓走虞公，未让虞国绝嗣。失望的宫之奇毅然选择了“不从”。夕阳残照，壮士断腕，宫之奇提前带着族人远走他乡。在此，我们不该去谴责他的临阵脱逃。作为人臣，劝谏无果，他明知不可为而抽身而退，在春秋乱世，不失为一种人间清醒。

一种行为，“逃之”与“不从”，两番境地。“两个”泰伯，显示出两张面孔。

一张面孔已经面朝吴地。士蒍所说的“吴太伯”，“吴”字已经像枚印章，成了太伯新的身份标签。此时的泰伯已然和周进行了彻底切割。这说明，在春秋人的认知里，太伯“逃之”虽未直接提到“吴国”，但暗示了太伯“逃之”后与“吴”的关联。换言之，逃出周人世居的关中，他们最终已经落脚在一个叫“吴”的新地方，以国为氏，但依旧保持了姬姓。从此以后，他不再是周室的嫡长子，而是成了“周之分支”，成了另一片辽阔天地的开拓者。

另一张面孔仍留在周原。宫之奇讲“太伯不从”时，甚至连“吴”字都未提。在他的认知里，太伯还是那个没有承继君位的长子，他的故事里仍然还是“周室宗亲”，依旧包容于只属于周室继承谱牒，和南方之荆蛮之地的吴国似乎又毫无瓜葛。

《左传》里的泰伯和吴国、虞国，长期远离中原人的叙事视野，出现了长达数百年的留白。这种差异叙事恰恰说明，在春秋人的逻辑中，太伯与周室的关系（不从）和其与吴国的关联（逃之），是有时间差异的。到底谁是谁的“衍生叙事”，成了一个千年谜案。尽管太史公早在《史记》里《周本纪》《泰伯世家》两篇文本里都有明确记载。但迄今为止，在史学界，还是存在完全不同的判断的。尤其是伴随着近几十年来江苏镇江丹徒的“宜侯夨簋”、周原附近“夨王”系列器、山西运城“虞侯政壶”等器的先后问世，更让这场千年之争变得愈发扑朔迷离。

再读《左传》，我忽然明白，那些留白并非空白，而是江南的风、江南的雨，以及无数未被文字记载的吴国先民。泰伯的“逃之”与“不从”，从来都不是两个孤立的动作，而是一条隐秘的线：一头牵着岐山下的周室记忆，一头连着江南的吴地文明，在寿梦之前的数百年光阴里，编织着早期吴国的模样。当我一次次面对土墩墓的遗存驻足，对着吴国青铜器的纹饰沉思，我仿佛能够听见千年前的江南，传来稻田间的低语，传来青铜铸器时的叮当。那是早期吴国，在历史的深处，为我们留下的回响。

如此，无论是“逃之”，还是“不从”，泰伯兄弟的行为，绝对不只是普通人的一次寻常转身。

追本溯源，《左传》中“逃之”与“不从”的实录，才是最贴近春秋历史语境的原始记录。它没有把太伯神化为“圣人”，只是将其作为周室宗亲与政治符号，嵌入不同的历史事件中，这，也正是《左传》的过人而珍贵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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