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天！公安局长落马，这瓜也太猛了吧！

我天！
公安局长落马，
这瓜也太猛了吧！
公安局长肩负着维护公平正义、守护一方平安的重任，本应是法律的捍卫者、人民的保护伞。若利用公权谋私，将执法部门沦为个人“生意场”，不仅严重践踏法治尊严，更伤透了群众的心。这样的违法违纪行为必然受到严肃查处，这也再次警示：任何手握公权者，都必须恪守底线、敬畏法律，否则必将受到严惩，付出沉重代价。
马东进，这个名字在广东廉江曾经响当当，他是公安英模，是劳模，是民众心中的“硬汉局长”。
曾经在车祸现场救下孩子，默默离开，没留下姓名；也曾在打击黑恶势力的行动中冲在最前线，赢得全市群众的一致称赞。
可没人想到，2026年刚开年，一纸判决，把这位“人民英雄”彻底钉在了耻辱柱上。
十四年刑期，徇私枉法、受贿双罪并罚，这不是普通的违纪违法，这是一位曾经代表法律正义的人，亲手撕碎了法治的底线。
一个本应守护公平正义的关键角色，可他却选择了投靠非法采矿团伙、与黑恶势力合伙开厂，甚至默许非法行为在辖区里肆意蔓延。
马东进的落马，只是冰山一角，同年，被查的还有云南红河州公安局原局长许洋。他曾是边境治理的“典范”，提出的“红河模式”被不少地区学习模仿。
但谁也没想到，这位模式缔造者，竟是走私团伙的“内鬼”。
“最近可以动，快点干，三天内收手。”这是许洋在微信群中给走私团伙发的消息。
他把本应保密的查缉时间表透露出去，换取的是金条、豪车和一栋写有他妻子名字的别墅。
他不是被胁迫的，他是主动靠近的，他知道每一个操作意味着什么，但他还是做了。
公安局长这个岗位，权力过于集中，既管刑侦、也批经费；既能调人，又能放人；一句话，能决定一个人生死，能影响一桩案子的走向。
有权，就有诱惑，当制度监督不到位、内控机制形同虚设时，权力就会脱缰。
更可怕的是，他们身边往往有一群“兄弟”，这些“兄弟”，有的从小一起长大，有的是老同学、老战友，有的是所谓的“知己”。
广东英德市原副市长、公安局长郑北泉在忏悔书里写到，他第一次收红包时，“拿得手都是抖的”，可后来呢？“节日不送都不习惯了。”
从害怕，到接受，再到习惯，整个心理变化不过几年。
云南大理州公安局原副局长刘文章也说：“刚开始收钱，会做噩梦，后面睡得比谁都香。”
他收了走私团伙的钱，帮他们逃避查缉，甚至给他们“编故事”掩盖背景。
他说自己是“无奈的”，可他真无奈吗？他不是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只是太习惯“被感谢了”。
这背后，是制度的松动，是监督的失位。
在浙江杭州，储志林在公安系统干了二十多年，他懂得怎么“合法”掩盖非法。
他不直接拿钱，而是“投资合作”，和老板“合伙开公司”，表面上是正常生意，实际上是变相受贿。
他辞职前，和妻子在外投资了七个项目，没人问过这些项目怎么来的，钱从哪儿来，谁给的，给了多少。
直到他东窗事发，账目一查，才发现里面全是“人情投资”。
他们曾经也热血，也坚持过，也拒绝过，可一旦尝到了权力变现的甜头，就回不去了。
他们身边的人，要么是同流合污的“兄弟”，要么是看破不说的“搭伙人”，真正敢当面说“不”的，早就被边缘化了。
“朋友圈腐败”，是这类案件的高频词。
郑北泉包庇的毒贩曾伟标，是他小学同学，许洋帮的走私老板，是他多年“兄弟”。
他们习惯性地把公权力当作私人情义的延伸，把执法行为变成交易工具，把法律当成“可以谈”的事。
更可怕的是，这些公安局长一旦失守，不只是个人腐败，而是系统性塌方。
许洋落马后，红河某边境县公安局负责人也被查，同样是为走私团伙通风报信，因为“洋哥都这么干，下面人也就跟着学了。”
这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的真实写照。
但变化正在发生。
自2021年起，全国范围内展开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公安系统开始深挖“害群之马”，倒查旧案的力度也不断加大。
云南、山东、内蒙古等地都在推进廉洁文化建设，把警示教育搬进警营，把典型案例制作成视频教材，让年轻警员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条路不能走”。
“倒查二十年”的政策，让不少以为“风头过去了”的人再度落马，许洋就是在退休两年后被查的。
公安局长的权力，必须装进笼子里，不是靠荣誉、不是靠自觉，而是靠制度制衡。
比如：查缉信息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财务审批不能一个人签字，人事安排必须公开透明，更重要的是，要打破“警圈”文化，防止“兄弟义气”压倒法纪。
也要让举报渠道更畅通，让内部监督更有力。
公安局长不是普通岗位，他们是法治的代言人，是秩序的守护者，一旦他们出问题，影响的是整个社会的信任感，是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期待。
马东进、许洋、储志林、郑北泉……他们的故事，不只是个人悲剧，更是制度警钟。
他们曾经都有光环，有掌声，有机会成为真正的英雄，可惜，他们选择了另一条路。
警钟已经敲响，我们期待的，是更多挺身而出、不惧风险、守住底线的公安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