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去世后，华国锋除了依靠叶帅外，还有几个大员是他信任的

1976年10月5日夜，北京的秋风透过紫光阁的槐树，卷起地上的落叶，夜色里只有灯光映着水面微颤。就在这天夜里，华国锋把几份写满批注的文件收进抽屉，他需要在不到四十八小时内拍板一件关乎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

毛主席9月9日逝世后，中央一度陷入微妙的静默，表面井然，暗流涌动。彼时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身份特殊，他既是毛主席亲点的接班人，又面临“四人帮”步步紧逼。很多人只知道他与叶剑英关系密切，却忽略了几位同样举足轻重的“主心骨”。

先看汪东兴。自1947年延安保卫战起，汪东兴就负责毛主席的安全。建国后，他长期掌管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局，对中南海的一草一木了如指掌。毛主席晚年常说“东兴可靠”。华国锋深谙这一点。9月23日，他把汪东兴叫到钓鱼台住处，桌上没摆茶水，只有一叠资料和一支铅笔。“汪部长，局势不允许再拖。”短短一句对话，落在墙上的钟秒针刚好跳过五格。汪东兴看完材料，当即点头：可以行动。汪的态度等同给了华国锋手里的令箭保险。

再说吴德。吴德出身工人，一贯以稳健见长。70年代初调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时，北京仍需安抚“造反”余波。吴德不轻易表态，却擅长在关键节点“托底”。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后，吴德既没有盲从“四人帮”的定调，也未贸然反驳，而是把北京卫戍区调度图悄悄更新，多预留了一支机动预备队。华国锋掌握总理办公室信息，清楚吴德的分寸，因而在10月6日晚实施特别行动时，将戒严及接管新华社、人民大会堂的任务交给吴德与吴忠指挥。

第三位是工农出身的倪志福。“扳手书记”在北京工人群众中威望极高。1975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倪志福和华国锋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同声支持抓工业生产资料调度，结下默契。华国锋知道，一旦首都局势出现震荡，工人立场和舆论口碑尤为关键。10月4日，倪志福以讨论全面超额完成第四季度工业指标为名，召集了首都二十多家大厂的工会干部，从侧面赢得了基层工人对“维稳”的暗中支持。

不能忽略的是陈永贵。有人觉得大寨大队长的分量比不上资深元老，但“农业学大寨”口号在广大农村仍具感召力。华国锋此前分管农业，对陈永贵态度平和。9月底，陈永贵进京述职，两人谈了半小时农业机械化，随后华国锋话锋一转，询问基层对“四人帮”鼓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真实反响。陈永贵直言：“老百姓盼的是收成，不盼折腾。”这句朴素评语让华国锋更加笃定必须快刀斩乱麻。

还有一位常被忽视——李先念。李先念此时主管财政经济，他与“四人帮”在是否恢复生产秩序的问题上多次激烈交锋。9月中下旬，华国锋接连签发三份关于央企复工复产的指令，都是请李先念把关。彼此的信任在紧凑的经济部署中迅速加深。行动当晚，李先念坐镇财政部地下简易指挥室，确保银行、财政系统按部就班运转不乱阵脚。

10月6日清晨，指挥链全部闭合。卫戍区装甲车悄悄换上了新油漆的“警备”标识，通往钓鱼台的道路被反复检查。凌晨4点半，华国锋在中南海怀仁堂的办公室写下最后一道命令，署名位置左侧是自己的职务，右侧只有两个字：“叶帅”。叶剑英当时年近七十九，却精神矍铄，他拿起钢笔简单写了“同意”二字后，放下笔环顾众人，说道：“开始吧。”短短四个字，像锤子落下钉子。

江青在寓所被带走的细节已广为人知，此处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负责外围警戒的正是吴德预留的那支机动部队。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录音台里，技术员们在汪东兴的指挥下替换节目带，确保清晨七点新闻播出时口径统一。倪志福则在首都钢厂连夜巡视，说明“中央已采取果断措施，大家安心生产”。这一连串动作背后，映射出华国锋对于多条战线的周密布置。

七点零三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布公告：中央决定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北京的大街上，行人并没有预想的惊慌；工地上，起重机继续轰鸣。有人低声对同伴说：“事情稳住了。”这种“稳”，来自几位被华国锋“押宝”的老同志共同托举。

事后回望，华国锋能在极短时间凝聚共识，不仅仅靠叶剑英的威望，更依赖于他对“能挡风、能落地”的干部架构的深思熟虑。汪东兴给了安全保障，吴德调度首都防务，倪志福稳住工人，陈永贵打通农村舆情，李先念维系经济血脉。五人背景不同，但都有一点相同——与“四人帮”没有利益纠葛，又具备各自领域的群众基础。

10月中旬，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对江青等人问题的报告》，华国锋向与会同志致谢，眼神先后落在这几位“关键先生”身上。会后，李先念慢步走出秦城厅的台阶，对身边人轻声说：“该干的事，总算干成了。”语气不激昂，却实实在在道出了那一夜的分量。

如果说历史是一盘复杂棋局，那么在1976年的秋天，华国锋用叶帅作明棋，用另五位大员作暗子，使局面最终稳定收官。很难说谁的作用最大，然而没有任何一子可以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