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都准备好了?”
我笑着问妻子萨拉,她正仔细地为龙凤胎女儿整理着中式小红袄的盘扣。
十年了,我终于要带她们回国,回到我魂牵梦萦的故乡。
萨拉,我那在迪拜便利店邂逅的淳朴妻子,点点头:
“放心吧,爸妈的礼物,亲戚的红包,都按你说的备好了。”
我满心欢喜,想象着父母见到孙子孙女时喜极而泣的模样,想象着我在家乡亲友面前,讲述自己如何从一个穷小子白手起家的豪情。
这是我应得的荣光,是我用十年血汗换来的衣锦还乡。
然而,当飞机降落,当我抱着儿子走出机场,那股熟悉的、混着泥土味的空气还没来得及让我感动,一些不寻常的迹象就扼住了我的喉咙。
出口处,我翘首以盼的父母亲友被一道无形的气墙隔在远处,而几位神情异常恭敬的陌生人却径直向我们走来,低声对萨拉说:
“一切都已安排妥当。”
那一刻,我心中的鼓点开始擂响,一种巨大的、无法言说的不安,悄然笼罩了我归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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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星旭的老家,是一个地图上需要用放大镜才能找到的小村庄。
村子被大山围着。
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辈子能看到最远的地方,就是县城。
陈星旭从小就听村里出去打工的人说,外面的世界是高楼大厦,是车水马龙。
十八岁那年,他考上了县城最好的高中,是村里唯一的希望。
但命运似乎总爱和他开玩笑。
高考前一个月,他父亲在山上采石时,被滚落的石头砸断了腿。
家里的天,塌了。为了给父亲治病,家里不仅花光了所有积蓄,还欠了一屁股债。
陈星旭默默地撕掉了大学录取通知书。他知道,读书这条路,他走不通了。
“爸,我去打工。”他对躺在床上的父亲说。
父亲沉默了很久,布满皱纹的眼角渗出泪水:“是爸对不住你。”
“别这么说,”陈星旭挤出一个笑容,“等我挣了大钱,给您在城里买最好的房子。”
他在县城的工地上搬过砖,在餐馆里洗过盘子,两年下来,挣的钱还不够还清家里的利息。
他感到一种深深的绝望。直到有一天,同乡的一个远房表哥从国外回来。
表哥穿着锃亮的皮鞋,戴着金表,说他在一个叫“迪拜”的地方发了财。
“那里遍地是黄金,”表哥喝得满脸通红,唾沫横飞,“只要你肯干,一年挣的钱比在国内十年都多!”
“迪拜”,这两个字像一颗种子,在陈星旭心里疯狂地生根发芽。
他开始四处打听去迪拜的路子。中介费要两万块,一笔他根本拿不出的巨款。
他求遍了所有亲戚,只借到几千块。
最后,他母亲咬着牙,把家里唯一值钱的、准备给他娶媳妇用的祖传银镯子卖了。
“儿啊,出去了要好好照顾自己。”
临走前,母亲把一沓零零碎碎的钱塞到他手里,手抖得厉害。
陈星旭跪在父母面前,重重地磕了三个头。
“爸,妈,等我回来。”
飞机起飞时,陈星旭看着窗外越来越小的村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混出个人样,绝不回来。
飞机降落在迪拜,陈星旭走出机场的那一刻,感觉自己像是被扔进了一个巨大的、正在冒着热气的金属烤箱。
他和几十个同样怀揣着淘金梦的中国人一起,被塞进一辆没有空调的旧巴士。
车窗外,高耸入云的建筑和漫无边际的黄沙纠缠在一起,像一个光怪陆离的梦。
“都听好了!”一个自称是中介接头人的人喊道,“你们的工作是在建筑工地,包吃包住,月薪五千迪拉姆。”
五千迪拉姆,换算成人民币是一万块,比他在国内的收入高了太多。车里的人都露出了兴奋的表情。
陈星旭也松了口气,觉得未来充满了希望。但现实很快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他被分到了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工作是搬运钢筋。
钢筋在太阳底下晒得能煎熟鸡蛋,他连一副像样的手套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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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干完,他的两只手掌就磨得血肉模糊,像是被活剥了皮。
所谓的“包住”,是十几个人挤在一间用铁皮搭成的临时宿舍里。空气里弥漫着汗臭、脚臭和廉价咖喱的混合气味,熏得人头疼。
所谓的“包吃”,是每天两顿难以下咽的土豆和干饼,连点肉星都见不到。
第一个月发薪水,工头只给了他两千迪拉姆。
“为什么这么少?”陈星旭拿着钱去质问。
工头是个本地人,胡子拉碴,轻蔑地看了他一眼:“要扣掉你们的管理费、住宿费、伙食费,还有中介费!”
“可当初说的是五千!”
“当初?当初我还说你能娶酋长的女儿呢!”工头不耐烦地挥挥手,“爱干不干,不干就滚!有的是人想干!”
陈星旭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地嵌进掌心。他想打人,但他知道,在这里,他谁也打不过。
他忍住了。他看到几个和他一起来的同乡,因为反抗,被工头叫来的保安打得头破血流,然后像垃圾一样被扔出了工地。
“要么忍,要么滚。”一个年长的工友拍了拍他的肩膀,叹了口气。
陈星旭选择了忍。他把那两千迪拉姆藏好,只给自己留了一点零花,剩下的想办法托人寄回家。
他开始学着变得沉默,学着把所有的愤怒和不甘都压在心底。
他知道,光靠蛮力在这里是活不下去的。他必须用脑子。
陈星旭开始像海绵一样吸收周围的一切信息。
他学得很快,学着怎么看工头的脸色,学着怎么用最省力的方式干最重的活。
休息时,他不再像其他人一样聚在一起打牌抱怨,而是用自己省下来的钱买烟,分给那些本地和巴基斯坦的工人。
他用几个刚学会的单词,夹杂着手势,和他们聊天。
“这个材料,从哪里来?”
“那个管事的人,叫什么名字?喜欢什么?”
他像一头潜伏在草丛里的狼,耐心地观察着,收集着任何可能对他有用的信息。
机会很快就来了。他发现,工地上有一种特殊的固定螺丝钉需要从德国进口,价格昂贵不说,还经常因为物流问题断货,严重耽误工期。
每次断货,工头就暴跳如雷,项目经理也焦头烂额。
陈星旭觉得,这是他的机会。
他花光了晚上所有的时间,坐着最便宜的公交车,在迪拜那些迷宫一样的工业区里穿梭。
他不懂英语,就拿着螺丝钉的样品,一家一家地问。
“这个,你们有吗?中国制造的,有没有?”
大多数老板都像赶苍蝇一样把他赶走。但他不放弃,被赶出来,就去下一家。
他用计算器和手势,跟一个个小作坊的老板讨价还价。
两个月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能生产同样规格螺丝钉的中国小工厂。价格只有德国货的三分之一。
他揣着样品和一份低得多的报价,鼓起勇气,绕过工头,直接找到了项目的最高负责人,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英国人。
“先生,”他站在英国人面前,紧张得手心全是汗,但他强迫自己直视对方的眼睛,“我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螺丝钉的问题。”
他磕磕巴巴地用他所知道的全部英语单词,加上比划,把事情解释清楚。
英国人饶有兴趣地听着,不时地提出几个问题。
最后,他拿起陈星旭带来的样品,仔细看了看,又看了看陈星旭。
“你很有胆量,年轻人。”英国人说。
“我只是想……活下去。”陈星旭说的是实话。
英国人笑了。他让陈星旭留下了样品,说需要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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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英国人的助理找到了陈星旭。
“你的样品通过了测试。史密斯先生决定给你一个机会。”
陈星旭拿到了他的第一笔“生意”——为工地提供一半用量的螺丝钉。
他不是作为供应商,而是作为中间人。差价,就是他的利润。
第一个月,他挣到了五千迪拉姆,比他当初被承诺的工资还多。
他没有声张,依旧在工地上干着最累的活。但他的心里,一团火被点燃了。
他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
拿到第一笔利润后,陈星旭没有像其他工友一样去喝酒庆祝,或者把钱全部寄回家。
他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他用这笔钱,给自己报了一个夜校的英语班。
“你疯了?”工友们嘲笑他,“有那钱不如多吃几顿肉!学那鸟语有什么用?”
陈星旭只是笑笑,不解释。
他每天下工后,拖着疲惫的身体,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去上课。课堂上,他像个小学生一样,认真地跟着老师念着ABC。
他把所有的时间都挤了出来。吃饭的时候背单词,上厕所的时候练发音。
与此同时,他的螺丝钉生意越做越好。因为供货及时,价格便宜,英国经理史密斯先生把工地上所有的螺丝钉订单都给了他。
他的收入开始成倍增长。
半年后,他辞掉了工地的工作。他用攒下的钱,租了一个小小的办公室,注册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晨星贸易”。
他不再是那个满身尘土的苦力,他穿上了西装,虽然是廉价的,但很干净。
他开始拓展自己的业务范围,从螺丝钉到水泥、钢材,只要是工地上需要的,他都做。
他把当初在工地上建立的人脉都利用了起来。他知道哪个工地的管事喜欢抽中国烟,哪个采购经理的儿子快要过生日。
他变得越来越不像一个初来乍到的愣头青。他学会了在合适的时机递上一根烟,学会了在谈判桌上虚张声势,也学会了在某些官员面前装孙子。
他像一株在沙漠石缝里挣扎出来的植物,用尽一切办法吸收着能接触到的每一滴水分。
当然,他也栽过跟头。
他曾被一个黎巴嫩商人骗走了整整一个集装箱的货,血本无归。
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坐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看着窗外迪拜的繁华夜景,第一次感到了刺骨的寒冷。
他想过放弃,想过回国。
但第二天早上,他还是像往常一样,穿上西装,走出了办公室。
他找到了那个英国经理史密斯。
“史密斯先生,我需要您的帮助。”他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史密斯听完,沉默了很久。
“陈星旭,我欣赏你的诚实。”史密斯说,“但商场如战场,没人会同情失败者。”
“我不是来求您同情的,”陈星旭说,“我是来跟您做一笔交易。您帮我追回这批货,我未来三年给您公司的所有供货,都在成本价的基础上,再降五个百分点。”
史密斯看着他,眼睛里闪过一丝惊讶。
最终,他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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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密斯的帮助下,陈星旭不仅追回了大部分货款,还在迪拜的商圈里,学到了最重要的一课:在这里,价值交换比眼泪更管用。
他变得更加坚韧,也更加冷酷。
几年后,他的“晨星贸易”已经成为迪拜建筑材料供应领域小有名气的公司。
他买了车,搬进了市中心的高级公寓。他把父母接到了县城最好的小区,兑现了当年的承诺。
他成了别人口中那个“在迪拜发了财”的传奇。
他以为,这就是他想要的一切了。
当别人开始毕恭毕敬地称呼他“陈总”时,陈星旭感觉自己穿上了一层坚硬的壳。
这层壳保护着他,也隔绝了他。
他身边不乏追求者和投怀送抱者。有公司的女员工,有生意伙伴介绍的女孩,甚至还有一些金发碧眼的欧洲模特。
她们看着他的眼神,充满了对他的银行存款和地位的估价。
“陈总,您真有魅力。”
“陈总,我好崇拜您白手起家的故事。”
这些话听多了,陈星旭只觉得厌烦。
他渴望一份真挚、简单的感情,一个能让他卸下所有防备,感受真实生活的人。
但这样的人,似乎并不存在于他的世界里。
他变得越来越喜欢喝酒。只有在酒精的麻痹下,他才能暂时忘记商场上的尔虞我诈,才能感受到片刻的放松。
那晚的应酬,是在帆船酒店。桌上是顶级的海鲜和香槟,对面坐着一个想从他这里拿项目的本地富商。
富商满口跑着火车,眼神油腻,笑声夸张。
“陈总,我们合作,整个迪拜都是我们的!”富商举着酒杯,大声说道。
陈星旭陪着笑,一杯接一杯地喝酒。他知道,这单生意如果做成,公司又能上一个台阶。
他强迫自己融入这种虚伪的气氛,感觉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他不知道自己喝了多少,只记得最后签完意向书,他几乎是逃一样地离开了那个金碧辉煌的地方。
晚风带着一丝凉意,却吹不散他脑子里的混沌。
酒精和长久以来的压力一起涌了上来,他感觉天旋地转。
他没有叫司机,只想自己走走。他沿着灯火辉煌的街道,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
名贵的西装被他扯得歪七扭八,意大利手工皮鞋踩在满是沙尘的人行道上。
他走过一个个奢华的橱窗,里面的一切都曾是他的梦想,但现在看来却如此可笑。
他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也不知道走到了哪里。这片区域没有高楼,多是一些低矮的旧式建筑,灯光昏暗。
他的胃终于承受不住,他扶着一根电线杆,吐得昏天暗地。
最后,他双腿一软,顺着电线杆滑倒在地上,蜷缩在街角一家24小时便利店的门口。
他闭上眼睛,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十年前那个一无所有的夜晚,只是这一次,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他想,就这样睡过去吧,像一条无人理睬的流浪狗。
陈星旭是被一阵清凉的感觉弄醒的。
有人在用湿毛巾轻轻擦拭他的额头和脸颊。
他费力地睁开眼睛,刺眼的白光让他又闭上了。不是路灯,是便利店里那种惨白的荧光灯。
他转了转头,看到一张年轻的脸。一个女孩,穿着便利店灰色的工作服,正蹲在他身边,手里拿着一瓶矿泉水和一个毛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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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看起来很年轻,大概二十出头的样子。黑色的头巾包裹着她的头发,只露出一张小巧而素净的脸。
她的皮肤是本地人常见的蜜色,但眼睛却黑得像两颗深邃的黑曜石,眼神里没有惊慌,也没有嫌恶,只有一种平静的关切。
“你还好吗?”她用带着一点口音的英语轻声问道,声音像沙漠里的一股清泉。
陈星旭想坐起来,但浑身酸软无力。他摇了摇头,喉咙里干得像要冒烟。
“水……”他沙哑地吐出一个字。
女孩立刻拧开瓶盖,小心地把瓶口凑到他嘴边。
他贪婪地喝了几口,冰凉的液体顺着喉咙流下去,总算浇灭了那团火。
他靠在墙上,喘着气打量着她。她很普通,是那种扔在人堆里就找不着的类型。没有精致的妆容,没有名牌的装饰,只有那双过于平静的眼睛,让人印象深刻。
“谢谢。”陈星旭说。他挣扎着想从口袋里掏出钱包,想给她一些钱作为感谢。
女孩却摇了摇头,站起身,指了指他吐脏的地方。
“我会清理的。你如果感觉好一点,就早点回家吧。”
她说完,就转身回到了便利店的收银台后面,拿起拖把和水桶,好像刚才发生的一切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陈星旭愣住了。在迪拜这么多年,他习惯了任何事情都明码标价,习惯了人们脸上带着各种目的的笑容。
这样纯粹的、不求回报的善意,他已经很久没有遇到过了。
他坐在冰冷的地面上,看着那个女孩在灯下默默拖地的身影。她的动作很慢,很认真,仿佛在做一件神圣的事情。
那一刻,陈星旭心里某个坚硬的地方,突然就软了一下。
他没有离开,就那么一直坐着,直到天边泛起鱼肚白。
女孩下班了,换下工作服,背着一个旧旧的帆布包走出来。看到陈星旭还在,她似乎有点惊讶。
“你怎么还在这里?”
“我叫陈星旭。”他站起来,第一次在不是生意场的情况下,向一个陌生人介绍自己,“我能知道你的名字吗?”
女孩犹豫了一下,然后轻声说:“萨拉。”
从那天起,陈星旭的生活里多了一项固定的日程:去萨拉工作的便利店。
他不再开那辆招摇的奔驰,而是换了一辆普通的丰田。
他总是在晚上过去,买一瓶水或者一包烟,然后靠在收银台旁,和萨拉聊上几句。
“今天忙不忙?”他总是这样开头。
“还行,”萨拉总是微笑着回答,“遇到了几个有趣的客人。”
他们的聊天内容很简单,从天气,到便利店里遇到的奇葩顾客,再到陈星旭给她讲一些中国的事情。
萨拉话不多,大多数时候是安静地听着,眼睛亮晶晶的。
但偶尔,她会提出一些让陈星旭感到惊讶的问题。
一次,陈星旭抱怨一个商业对手不讲信用,拖欠货款。
“也许他不是不讲信用,”萨拉一边整理着货架,一边不经意地说,“只是他的资金链比他的信用更脆弱。”
一句话,就点醒了当局者迷的陈星旭。他回去一查,发现那个对手果然是接了一个大项目,前期投入太多,导致现金流出了问题。
他改变了催款策略,主动提出可以分期付款,并表示愿意在其他方面提供帮助。那个对手感激涕零,不仅很快还清了欠款,后来还成了陈星旭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
“萨拉,你怎么会懂这些?”陈星旭惊讶地问她。
“我只是听店里的客人们聊天听多了。”她总是这样笑着回答,轻描淡写。
陈星旭带她去过几次高级餐厅,但萨拉显得有些局促不安。
“我不喜欢这里,”她小声说,“盘子比脸还大,吃一口东西感觉像在犯罪。”
她更喜欢在海边的公共沙滩上散步,或者去老城区的香料市场闻那些呛人的味道。
她生活得极其简单,住在德拉老城区一栋不起眼的公寓楼里,房间不大,但收拾得一尘不染。
她从不向陈星旭索要任何东西。陈星旭送给她的贵重礼物,她也总是婉言谢绝。
“这个太贵重了,我不能收。”
“为什么?我送给我女朋友的礼物,为什么不能收?”
“因为我不需要。”她认真地说,“你来看我,我就很开心了。”
她只收下那些不值钱但很有趣的小玩意儿,比如一个会唱歌的仙人掌玩具,或者一条在中国城买的丝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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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星旭觉得,萨拉就像他那间豪华公寓里的一扇窗,推开它,就能呼吸到真实的人间烟火。
在她面前,他不需要是“陈总”,他就是陈星旭,一个会累、会烦、会讲冷笑话的普通男人。
这种感觉让他上了瘾。
他向萨拉求婚了。在一个很普通的傍晚,就在那家便利店门口。
他没有准备钻戒和鲜花,只是很认真地看着她的眼睛。
“萨拉,嫁给我吧,”他说,“我想每天都能看到你。”
萨拉愣了很久,然后,她笑了,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重重地点了点头。
婚前,萨拉带他去见了她的父亲。
那是在她那间朴素的公寓里。她的父亲是一个看起来很儒雅的长者,穿着传统的白色长袍,沉默寡言,但眼神像鹰一样锐利。
他几乎没怎么笑过。他看着陈星旭,就像在审视一件商品。
“你就是陈星旭?”他开口问道,声音不大,却很有压迫感。
“是的,伯父。”陈星旭恭敬地回答。
“我听萨拉说起过你。白手起家,在中国人里,算是不错的。”他的语气听不出是赞扬还是别的什么。
他问了陈星旭几个关于公司运营和未来规划的问题,问题都很刁钻,直指核心。
“你公司的股权结构是怎样的?”
“你最大的竞争优势是什么?这种优势能维持多久?”
“未来五年,你有什么打算?仅仅是做建材贸易吗?”
陈星旭打起十二分精神才勉强应付过去。他感觉自己不像在见岳父,更像在接受一场最高级别的商业面试。
萨拉在一旁有些紧张,不停地给她父亲递眼色。
“爸爸,你别问了。”
她父亲却没有理会她,依旧盯着陈星旭。
最后,他点了点头,说了一句:“希望你不要让萨拉失望。”
陈星旭虽然觉得有些奇怪,这个“普通”的父亲似乎对商业和资本运作了如指掌,但沉浸在幸福中的他,并没有多想。
他只当是本地的大家长,都比较严肃,对女儿的婚事比较谨慎。
他们的婚礼很简单,只请了几个陈星旭在迪拜最要好的朋友。
婚后,萨拉辞掉了便利店的工作,成了一个全职主妇。
她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陈星旭每天下班回家,总能吃上可口的饭菜。
更神奇的是,自从和萨拉结婚后,陈星旭的生意顺风顺水得有些不可思议。
他之前一直想拿下一个政府的大型保障房项目,但负责的官员总是对他爱答不理。
婚后没多久,那个官员竟然主动打电话给他。
“陈先生,关于上次你提的那个项目,我们重新评估了一下,觉得你的方案是最好的。”
还有一次,他的公司因为一批进口钢材的质量问题,被海关扣下了,面临巨额罚款和信誉危机。
就在他焦头烂额的时候,海关那边突然打来电话,说是一场误会,货可以马上放行。
诸如此类的“好运”接连不断。
“老婆,你真是我的福星!”陈星旭抱着萨拉,开心地说。
“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萨拉总是这样微笑着,把一切功劳都推到他身上。
陈星旭也深以为然。他觉得是自己的奋斗感动了上天,是萨拉的贤惠给他带来了好的运气。
一年后,萨拉为他生下了一对龙凤胎。
儿女双全,事业有成,陈星旭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圆满了。他站在自己一手创建的商业帝国的顶端,俯瞰着这座城市,心中充满了豪情壮志。
他以为,自己已经掌控了命运。
十年了。
陈星旭站在公寓巨大的落地窗前,看着外面被晚霞染成金色的城市,心里盘算着。
他已经整整十年没有回过家了。父母的电话里,催促的语气已经变成了小心翼翼的询问。
“儿啊,什么时候……回来看看?”
“快了,爸,等我忙完这一阵。”他总是这样敷衍。
现在,他有了一切:成功的事业,美丽的妻子,还有一对可爱的儿女。
是时候回去了,他想。
他要让父母看看他们的孙子孙女,也要让老家的亲戚朋友们看看,他陈星旭,没有给他们丢脸。他要衣锦还乡。
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萨拉。
萨拉正在给孩子们喂辅食,听到他的话,她抬起头,眼睛里闪过一丝复杂的光芒,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
“好啊,”她微笑着说,“我也很想看看你长大的地方。”
接下来的几天,萨拉开始着手准备回国的事宜。
陈星旭从未见过她如此细致,甚至有些紧张。
她不仅为自己和孩子们准备了各种应对不同气候的衣物,还列出了一张长长的清单,上面写满了关于中国礼仪、风俗和禁忌的注意事项。
她甚至还专门请了一个中文老师,每天学习几个小时的日常对话。
“不用这么紧张,”陈星旭觉得有些好笑,搂着她说,“我的家乡只是个小地方,没那么多规矩。你只要对我爸妈笑一笑,他们就什么都满足了。”
“不行,第一次见长辈,不能失礼。”萨拉固执地说。
最让陈星旭感到意外的是,萨拉对安保和交通的安排。
“回中国,我们坐私人飞机吧?”萨拉有一天突然提议。
“什么?私人飞机?太夸张了!”陈星旭吓了一跳。
“我父亲可以安排。这样对孩子们好一些,不用在机场等那么久,也更安全。”萨拉解释道。
陈星旭想了想,也觉得有道理。毕竟带着两个小孩子,又是长途飞行,舒适和安全最重要。
他虽然觉得有些过于铺张,但想到这是岳父的一片心意,也就没有反对。
“那到了国内的交通和住宿呢?”他问。
“我父亲也说会安排好,”萨拉说,“他有些朋友在中国,让他们帮忙安排一下车和住处,会方便很多。”
陈星旭给岳父打了个电话表示感谢。电话那头,岳父的声音一如既往地沉稳。
“一家人,不用客气。路上注意安全,一切都会安排妥当。”
陈星旭心里暖洋洋的。他觉得,自己真是娶了一个好妻子,有了一个好岳父。
出发那天,陈星旭意气风发。
他给孩子们穿上了早就买好的中式小唐装,红色的衣服衬得他们的小脸粉雕玉琢,像两个年画里的娃娃。
萨拉穿着一身得体的香奈儿长裙,外面披着一件羊绒披肩,优雅而娴静。
一家四口乘坐专车,直接进入了机场的私人飞机通道。
看着豪华的湾流G650,陈星旭心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感和自豪感。
他想象着飞机降落后,父母和亲友们在出口处翘首以盼的场景,想象着他们看到自己如今的模样时,脸上会是怎样的惊喜和骄傲。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飞行,飞机平稳地降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舷窗外,是熟悉的土地,熟悉的空气。陈星旭感到一阵近乡情怯的激动。
飞机停稳后,空乘人员打开了舱门。
陈星旭抱着儿子,萨拉推着女儿的婴儿车,两人相视一笑,走下了舷梯。
他已经看到了停机坪不远处的VIP出口,他开始在心里想象着与父母拥抱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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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等待他们的,并非陈星旭想象中的父母和零星亲友。而是一条由黑色金属和10
停机坪上,没有普通旅客,没有喧闹和拥挤。
一条由十几名身着黑色西装、戴着无线耳机的安保人员组成的警戒线,将整个区域隔离开来。
警戒线内,空旷的地面上,停着一长串黑色的豪华轿车。
每一辆都擦得锃亮,在阳光下反射着冰冷的光。
车牌不是普通的民用牌照,而是陈星旭只在电视新闻里见过的,带有特殊外交标志的黑色牌照。
几位穿着深色中山装、神情肃穆的中方官员模样的人,正站在车队前,安静地等候着。
他们的站姿笔挺,双手交叠在身前,带着一种训练有素的恭敬。
陈星旭的脚步僵住了,怀里的儿子似乎也感受到了这不同寻常的气氛,不安地扭动了一下。
他脑子里一片空白,完全无法理解眼前这堪比国家元首到访的阵仗。
“这……这是怎么回事?”他转头,声音干涩地问萨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