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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中产阶级确实在“空心化”，因为更多人正在向更高收入阶层上移。
我们很高兴报告，美国中产阶级的确在“被掏空”，但原因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正凭自己的收入增长进入更高的收入阶层。这与当下左右两翼的民粹式悲观论调背道而驰，因此要感谢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的经济学家们澄清事实。
“中产阶级被掏空”如今已成两党共享的陈词滥调。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用人们对家庭经济下滑的恐惧，为他的关税与产业政策辩护。自由派则把它当作提高税收、再分配收入、增加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的理由。
然而，这种悲观论调很难与数据所呈现的事实相吻合。数据显示，美国经济规模已创历史新高；同时，大量基于个案与见闻的证据也表明，各个阶层的美国人所享有的生活水平高于历史上任何社会。现在，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的斯蒂芬·J·罗斯（Stephen J. Rose）与斯科特·温希普（Scott Winship）正在把真实情况讲得更清楚。
许多自称发现“中产阶级萎缩”的研究，往往容易陷入各种度量与分析上的问题。最大难题在于“中产阶级”本身就难以界定。经济学家常常会习惯性地采用一种做法：以某一年收入中位数为参照，划分不同的收入区间。但这类分析在各收入层次普遍显著上升的同时，仍宣称自己发现了“中产萎缩”，这理应让读者停下来仔细想一想。
罗斯与温希普则改用绝对标准来划分不同收入群体，依据的是2024年联邦贫困线的倍数作为标尺。比如，对三口之家而言，这一定义将“贫困”界定为家庭年收入低于4万美元；将核心中产界定为6.7万至13.3万美元；将上层中产界定为最高可达40万美元，等等。随后，他们利用通胀数据把这些门槛校准到更早的年份，一直追溯到1979年，也就是相关数据序列可用的起点。
按这种口径衡量，过去50年的故事是持续而稳定地从“核心中产”迈向“上层中产”。处于“核心”中产的家庭占比，从1979年的35.5%下降到2024年的30.8%，但贫困群体与下层中产群体的占比也同样下降。
与此同时，上层中产的规模出现爆发式增长。该收入档如今占家庭总数的31.1%，而1979年只有10.4%。罗斯与温希普写道：“美国历史上第一次”，2024年处在核心中产门槛之上的家庭更多（35%）而处在门槛之下的更少（34%）。
担心家庭预算的美国人并非是无中生有。他们确实承受着一些先辈未曾经历的压力，例如被严重扭曲的市场推高了住房、医疗和高等教育的成本。美国人在这三项开支上抱怨费用高昂是有道理的，但讽刺在于，除了国防领域,这些恰恰是联邦政府补贴和监管程度最高的美国产业。遗憾的是,政界和媒体鲜有人理解政府在削弱这些行业竞争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然而,美国增长和机遇的宏观叙事是积极的。美国仍以自由市场为主的经济体制,以及传统上对经济增长的政治关注,正在为更多家庭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不平等现象的部分原因在于高收入阶层的收入上升,尤其是日益壮大的富裕中产阶级群体。
真正阻碍所有人获得更大繁荣的，是那些抬高成本并限制选择的政府政策。
华尔街日报社论委员会
我们主张自由市场和自由个人，这些原则可以说正是1776年那一年由托马斯·杰斐逊的《独立宣言》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所确立的。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直至未来，《华尔街日报》始终坚定支持自由贸易和稳健货币政策，反对掠夺性税收和国王及其他集体主义者的专断法令，主张个人自主，抵御独裁者、恶霸，乃至一时多数人的情绪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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