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析美国“斩杀线”，从中我们看见美国深层痼疾丨筋斗云

来源:人民日报评论

美国得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清晨，阳光依旧明媚，但四年级教师比尔・阿特金森却常常在学校停车场醒来。他又在车里过了一夜。阿特金森向媒体表示：“无论我借多少钱、凑多少钱，都赶不上债务的累积，因为收入根本不够支付房租。由于长期习惯了月光族的生活，我根本没有积蓄来支撑几个月的房租。”

这是美国《人物》杂志报道中的一幕。尽管该教师的年薪约为5.4万美元，在这座房租飞涨的城市，他仍无力负担任何一套合规住所，他只能把自己的汽车当成“卧室”。

高房租、信用受限、没有资格获得补贴——这些现实因素层层叠加，把一名全职教师逼上了露宿车内的境地。他坦言：“我不是没有工作，也不是做得不好。我只是被生活成本压到了边缘。”

比尔的故事并非孤例，而是当下美国许多普通劳动者共同面对的一种压迫感。他们的生活面临一条若隐若现的“斩杀线”：当财务状况跌破某个临界值，任何一次意外，都足以让整个家庭被击穿。

这条“斩杀线”照见了美国社会的双面图景。繁华与困顿的强烈反差，让美国普通人的生存压力愈发触目。结合亲身经历和媒体报道，笔者对美国“斩杀线”有很多切身的见闻感受。

与比尔・阿特金森的故事相比，《华盛顿邮报》报道的一名单亲母亲的经历更显狼狈：疫情后房东三次涨租，她只能带着三个孩子搬进按周收费的廉价旅馆，20平米的房间里，行李箱、外卖盒与作业本挤在一起，她在洗手池边煮面条，孩子们趴在床边写作业。这个未失业、未遭灾的家庭，就这样被房租挤出了正常生活。

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的数据印证了这种困境的普遍性：全美房租中位数过去几年上涨超三成，部分大城市涨幅突破五成，而工资增长始终滞后。收支失衡的背后，是“斩杀线”的持续收紧——当住房支出占满收入大半，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成为压垮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

医疗账单则是更致命的“隐形杀线”。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调查显示，2024年，超四成美国成年人收到“无法承受”的医疗账单，高免赔额保险、复杂收费与持续通货膨胀，让家庭在积累到足够应急储蓄前，就已走到财务悬崖边上。

年轻一代则可能面临学生贷款的牢牢捆绑。美国联邦储备局数据显示，美国学生贷款总额突破1.7万亿美元，三分之二借款人银行余额不足500美元——这代人尚未开启财富积累，就已被债务束缚。

令人意外的是，即便收入丰厚的中产阶层，也未能逃脱“斩杀线”的威胁。《时代》杂志报道，得克萨斯州一对年收入24万美元的软件工程师夫妇，在支付房贷、托育费和老人护理费后，首次出现信用卡负债。高收入群体在高成本生活挤压下，可支配收入所剩无几，生活不断向“紧绷的边缘”滑落。

《华尔街日报》也指出，纽约、旧金山等大城市的许多中产家庭，扣除必要开支后的可支配收入，甚至低于中西部普通蓝领。高收入未转化为安全感，这种倒置现实，让美国中产的地位前所未有的脆弱。

看到这里，相信大家都注意到了美式生活中一个关键词：账单。账单代表着维持美国经济社会运行的信用制度。众所周知，美国人的储蓄率常年维持在低水平，信用消费涉及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房子汽车、入学就医，到日常生活消费，都用信用支付。

信用评分是美国人经济生活的“通行证”。一旦因失业、医疗账单逾期导致评分暴跌，将无法租房、贷款，甚至难以找到一份好工作，而修复周期往往长达数年。这一制度底色，决定了短期意外容易转化为长期惩罚，个人几乎失去重新起跑的可能。

上述散落各地的个体困境，也串联起美国社会清晰的结构性裂痕：近几十年来，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经济金融化，住房、医疗、教育等核心民生成本涨幅，持续远超工资增长，而公共服务与补贴覆盖有限。许多家庭既无资格获得政府救助，又无力建立财务缓冲，只能在“零容错”的生活中被动承险，一旦遭遇意外，便会跌破“斩杀线”。这些问题背后，反映着美国社会保障体系脆弱、社会兜底机制缺乏等深层制度痼疾。

与此同时，两党政治极化使得任何结构性改革都步履维艰。党争闹剧频发，一个典型例子即是2025年那场长达43天的联邦政府“停摆”。政府停摆的日子里，数以百万计的旅客受到航班延误或取消影响、面向4000多万低收入人群的食品救济项目中断、大量联邦雇员无薪度日……

无论是住房政策还是医保改革，都在长期的政治极化中裹挟成碎片，各州之间差异巨大，联邦层面难以形成统一方案。《纽约时报》的社论指出：美国已经进入一种“政策停滞状态”，问题不断累积，但制度无法提供解决方案。

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斩杀线”成了许多美国人心照不宣的噩梦：一种对生活成本失控的恐惧，一种对未来缺乏把握的迷茫，一种被迫用尽全力却依然站在悬崖边的无力。美国主流媒体反复强调，这不是某一代人的失败，也不是某一届政府的责任，而是一个长期累积的结构性错配。

说到底，这背后是“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逻辑和价值取向，把少数富人的利益置于首位。当美国动辄对他国发动袭击，甚至打着“人权”旗号对其他国家指指点点时，其国内在停车场栖身的在职教师、廉价旅馆中拥挤的家庭、流落街头的无家可归者，这些普通民众的呼声，美国的治理者能听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