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龚澎传》、《新中国外交史》、《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史料》、《日内瓦会议档案》等
注：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三时整，天安门城楼上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新中国开国大典隆重举行。
古老的紫禁城见证着一个崭新时代的诞生，亿万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当家作主的历史时刻。
在城楼东侧的外宾接待区域，数十名来自世界各国的记者和外交官员正在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
在这群外国人士中间，一位身着朴素中山装的年轻女性格外引人注目。
她正在为外国记者翻译着庄严的开国词，英语发音标准流利，神态从容自若。
每当伟人宣读重要内容时，她都能迅速准确地转换成英语，让在场的外国记者能够第一时间了解到新中国成立的重大意义。
这位翻译就是龚澎，时年35岁，刚刚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情报司司长的她，正在见证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此时的她身穿一件普通的蓝色中山装，脚踏一双黑色布鞋，朴素的装扮丝毫不能掩盖她身上那种特有的知识分子气质和外交官风度。
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龚澎，心中涌动着无比激动的情感。
从燕园的进步学生到延安的革命青年，从太行山的八路军秘书到重庆的外事工作者，再到今天成为新中国的首位女司长，她的人生轨迹始终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
她的每一个转身，都踏在了历史的关键节点上。
此时的她或许还没有想到，自己将在接下来的21年里，成为新中国外交战线上最耀眼的女性之一，用自己的智慧和才能为新中国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
她将见证新中国外交从无到有的建立过程，将在日内瓦会议等重要国际场合为新中国发声，将成为国际社会了解新中国的重要窗口。
开国大典的礼炮声在北京城的上空回荡，宣告着一个古老文明的重新崛起。
而龚澎，这个在乱世中成长起来的女子，即将用她的一生来诠释什么叫做外交官的责任与担当。
【一】革命世家的女儿
1914年10月10日，日本横滨，秋风萧瑟，海浪拍岸。
在这个远离祖国的异国港口城市，一个女婴在中华民族最黑暗的年代里呱呱坠地。
这个特殊的出生地和出生日期，注定了她不平凡的人生起点。
因为出生时恰逢中华民国国庆日，父母为她取名"龚庆生"，寓意着对新生共和国的祝福和期待。
后来，这个名字又改为龚维航，最终定格为龚澎。
龚澎的父亲龚镇洲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著名革命者，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推翻满清统治的革命斗争。
他曾就读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与日后成为国民政府领袖的蒋介石是同班同学。
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保定军校被誉为"中国军官的摇篮"，培养出了众多影响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人物。
龚镇洲在辛亥革命中表现英勇，深受孙中山和黄兴的器重，曾被委以重任，独立执掌一个旅的兵力，在革命军中享有"铁血大将军"的美誉。
可是，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开始清算革命党人，龚镇洲被迫携家人流亡日本，这才有了龚澎在横滨的出生。
在日本流亡期间，龚镇洲并未放弃对革命事业的追求，依然与国内的革命同志保持着密切联系。
龚澎的母亲徐文同样出身革命世家，是著名革命家黄兴夫人徐宗汉的堂妹。
徐宗汉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女革命家，被誉为"革命之母"，她的影响力和人格魅力在当时的革命阵营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样的家庭背景为龚澎从小就埋下了革命的种子，让她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爱国主义和革命思想的熏陶。
1915年袁世凯称帝失败，1916年袁世凯病死，政治局势发生变化，龚澎一家得以回国。
童年时期，龚澎先后在广州和上海度过。
广州是孙中山革命的重要基地，这里的革命氛围浓厚，对龚澎的思想启蒙产生了重要影响。
1925年，全家迁居上海蒲石村，这里后来成为著名的长乐路339弄，是上海法租界内的一个高级住宅区。
父亲龚镇洲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修养的革命者，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特别注重对女儿的培养。
他时常将龚澎抱在膝头，向她讲述中华民族的苦难历史和救国救民的道理。
"外国人还在欺负中国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要你坚持努力，女孩和男孩一样，将来可以为国家做许多事情！"
父亲的这些话语深深印在了年幼的龚澎心中，也为她日后的人生选择奠定了基础。
在父亲的影响下，龚澎从小就形成了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强烈的民族责任感。
她深知自己生长在一个特殊的家庭，肩负着特殊的使命。
母亲徐文精通英语，写得一手好钢笔字，这些技能后来都传授给了女儿。
在母亲的悉心教导下，龚澎从小就展现出了过人的语言天赋，英语水平远超同龄人。
家中经常有革命同志来往，龚澎从小就见惯了这些为国家民族奋斗的仁人志士。
她听他们讨论国家大事，谈论救国方略，这些经历开阔了她的眼界，培养了她的政治敏感性。
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龚澎很早就明白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道理。
1928年，14岁的龚澎与姐姐龚普生一同进入上海著名的圣玛利亚女子中学就读。
这所由美国圣公会创办的教会学校，是当时上海最好的女子中学之一，以严格的教学质量和浓厚的学术氛围而闻名。
学校注重英语教育和西方文化的传授，为龚澎日后的外交工作打下了坚实的语言基础。
在圣玛利亚女中的几年里，龚澎不仅学业出色，英语水平更是突飞猛进。
她的英语发音标准纯正，语法运用娴熟，写作能力也十分出色。
老师们都对这个聪明勤奋的学生印象深刻，认为她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同时，龚澎还积极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展现出了良好的组织能力和领导才能。
除了学习，龚澎还关注着外面的世界。
1928年正值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中国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
作为革命家的女儿，龚澎对这些政治事件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和独到的见解。
她经常与同学们讨论时事政治，展现出了超越同龄人的政治觉悟。
1933年，龚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
能够进入燕京大学，对于任何一个中国学生来说都是莫大的荣誉。
燕京大学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高等学府之一，由美国教会创办，校园环境优美，学术氛围浓厚，师资力量雄厚。
这所大学培养了许多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
【二】燕园求学与思想觉醒
燕京大学坐落在北京西郊，校园风景如画，未名湖波光粼粼，博雅塔古朴典雅。
这里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圣地，也是进步思想传播的重要阵地。
龚澎进入燕大历史系后，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知识的营养，同时也接触到了更多的进步思想和革命理论。
在燕园求学期间，龚澎展现出了卓越的学术天赋和社会活动能力。
她不仅在历史学专业课程中成绩优异，对于英语、政治学、国际关系等相关学科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深入的研究。
她经常到图书馆查阅大量的中外文献资料，对中国近代史和世界政治形势有着深入的了解和独到的见解。
龚澎很快就在同学中脱颖而出，担任了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执行委员和财务部长等重要职务。
这些工作锻炼了她的组织协调能力和财务管理能力，为她日后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奠定了基础。
在担任学生干部期间，龚澎表现出了强烈的责任心和出色的工作能力，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信任。
在燕园求学期间，龚澎结识了时任燕京大学新闻系客座讲师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斯诺是一位对中国怀有深厚感情的美国记者，他对中国的政治形势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对中国共产党和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也有着浓厚的兴趣。
这位日后写出《红星照耀中国》的著名记者，给龚澎留下了深刻印象。
与斯诺的接触让龚澎对新闻工作产生了浓厚兴趣，也让她开始思考如何通过新闻传播来为国家和民族服务。
斯诺的经历和思想，让龚澎认识到新闻工作在政治斗争中的重要作用，为她日后从事对外宣传工作埋下了伏笔。
1935年，华北局势日趋紧张，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
面对民族危亡，燕京大学的进步学生开始积极行动起来。
12月9日，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爱国运动在北平爆发，燕京大学作为学生运动的策源地之一，龚澎积极投身其中，成为运动的骨干力量。
在一二九运动中，龚澎展现出了非凡的组织能力和演讲才能。
她担任游行队伍的大队长，用激昂的演说鼓舞着同学们的斗志。
在游行过程中，她不畏强暴，勇敢地站在队伍的最前列，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做爱国青年的责任和担当。
12月12日，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在未名湖畔的临湖轩举办了一场外国记者招待会。
这次活动由龚澎与姐姐龚普生共同主持，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记者，她们用流利的英语向国际社会介绍了学生救亡运动的真实情况，阐述了中国青年学生反对日本侵略、拯救民族危亡的坚定决心。
这次记者招待会的成功举办，充分展现了龚澎的外交天赋。
她在应对外国记者的提问时表现出了非凡的沉着冷静和应变能力，她的才华和睿智给在场的西方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许多记者后来都在报道中特别提到了这位出众的中国女大学生，认为她代表了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记者招待会成为了龚澎外交生涯的一次成功预演。
她在这次活动中展现出来的语言天赋、应变能力和政治敏锐性，都为她日后从事外交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经过一二九运动的洗礼，龚澎的政治立场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她开始深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阅读了大量的革命文献和进步书籍，思想日趋成熟。
在同学陈矩孙的影响下，龚澎逐渐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拯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之中。
1936年，经燕京大学中共党支部书记陈矩孙介绍，龚澎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踏上了革命道路。
入党时的龚澎年仅22岁，但她已经表现出了坚定的政治信念和强烈的革命觉悟。
入党后，龚澎将原名龚维航改为"龚澎"，这个改名的举动颇有深意。
她是因敬仰革命烈士彭湃的精神而选择了这个新名字。
彭湃是中国农民运动的重要领导者，也是早期中国共产党的杰出代表，他为了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龚澎选择这个名字，表明了自己要像彭湃一样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坚定决心。
【三】投身革命洪流
1937年，龚澎从燕京大学历史系毕业。
此时的中国正处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七七事变即将爆发，全面抗战的序幕即将拉开。
作为一个有着坚定信仰的青年共产党员，龚澎面临着人生的重大选择。
她可以选择留在大城市过相对安逸的生活，利用自己的学历和能力谋得一份体面的工作；也可以选择到艰苦的地方为革命事业奋斗，把个人的前途与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民族抗战开始，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略，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
龚澎的选择毫不犹豫：投身抗日救国的伟大斗争。
龚澎首先回到母校圣玛利亚女中任教，表面上是一名普通的地理老师，实际上却在从事着党的地下工作。
她利用教师身份作为掩护，在上海基督教学生团体联合会中开展工作，向青年学生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发展革命力量。
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期间，龚澎表现出了高度的警觉性和出色的工作能力。
她一方面要应付繁重的教学任务，另一方面要秘密开展党的工作，这种双重身份的生活需要极大的智慧和勇气。
龚澎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坚定信念，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
可是，随着战局的发展，上海的局势越来越紧张，地下工作的环境也越来越恶劣。
1938年初，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也为了自身的安全，龚澎接受组织安排，准备前往延安这个革命圣地。
离开上海前往延安，对龚澎来说是一个重大的人生转折。
这意味着她要告别相对舒适的城市生活，投身到条件艰苦的根据地去。
更重要的是，这个决定意味着她要与家人分离，踏上一条充满未知和危险的道路。
在离开父母之前，龚澎并没有透露自己的真实去向，只是说要到内地去工作。
父亲龚镇洲虽然没有明确知道女儿的具体计划，但凭借自己的革命经历和政治敏感性，他对女儿的选择心知肚明。
作为一个老革命家，龚镇洲深深理解女儿的选择，他没有劝阻，也没有特意挽留。
在分别的时候，龚澎的父亲语重心长地对女儿说："你如果要选择道路的话，就不要回头，朝着你认为正确的方向前行即可。"
这句话给了原本有些不安的龚澎巨大的精神支撑，让她更加坚定了投身革命的决心。
从上海到延安的路程漫长而艰辛，龚澎与几个同学一起，取道香港，经过长途跋涉才到达目的地。
一路上，她们吃了很多苦，遇到了不少困难，但是为了心中的理想信念，她们克服了所有的障碍。
这段艰难的旅程，也是对她们革命意志的一次重要考验。
【四】延安求学与太行山历练
1938年4月，龚澎终于到达了向往已久的延安。
这个位于陕北黄土高原上的小城，虽然条件艰苦，环境简陋，但却是全国进步青年心中的圣地。
这里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有识之士，大家怀着共同的理想信念，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奋斗。
龚澎成为延安马列学院第一期学员，在这里接受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延安马列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培养理论人才的重要基地，这里的学习生活虽然艰苦，但学术氛围却异常浓厚。
龚澎如饥似渴地学习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入研究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在马列学院学习期间，龚澎表现突出，不仅理论学习成绩优秀，而且积极参加各种实践活动。
她经常参与学院组织的讨论会，就中国革命的前途、抗日战争的策略等重大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显示出了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深厚的理论功底。
1938年七一前夕，延安举办了一次有外国朋友参加的纪念集会。
这次活动需要英语翻译，伟人亲自点名让龚澎担任这一重要任务。
能够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担任翻译，对龚澎来说是莫大的荣誉，也是对她能力的充分认可。
这是龚澎第一次直接为中央领导人服务，也标志着她正式踏上了外事工作的道路。
在这次翻译工作中，龚澎表现出了高超的专业水平。
她不仅英语流利，而且对政治问题有着深刻的理解，能够准确地传达领导人的思想和观点。
她的出色表现给在场的外国朋友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让党的领导人对这个年轻的女同志刮目相看。
1938年10月，龚澎结束了在马列学院的学习，被组织分配到太行山《新华日报》华北版工作。
按照原定安排，她应该直接前往新华日报社报到，可是在从延安前往太行山的途中，发生了一个改变她人生轨迹的偶然事件。
在前往太行山的路上，龚澎巧遇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
这位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军事将领，正在从延安返回太行山前线指挥部的途中。
一路同行，彭德怀与这个年轻的女同志进行了深入交谈。
彭德怀是一个爱惜人才的将领，他在与龚澎的交谈中发现，这个女同志不仅有着扎实的文化功底，而且思维敏捷，见解独到。
特别是她的英语水平，在当时的根据地是非常难得的。
考虑到八路军总部急需这样的人才，彭德怀当即决定将龚澎调到总部秘书科工作。
于是，龚澎跟随彭德怀东渡黄河，进入太行山区，来到位于山西武乡县王家峪的八路军总司令部。
太行山是八路军的重要根据地，这里山高林密，地形复杂，是开展游击战争的理想场所。
八路军总部就设在这片群山之中，指挥着华北地区的抗日斗争。
在八路军总部，龚澎直接在朱德总司令和左权将军的领导下工作。
朱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缔造者之一，德高望重，深受广大指战员的爱戴。
左权则是一位杰出的军事指挥员，毕业于黄埔军校，后来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具有丰富的军事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
在这两位老革命家的直接指导下，龚澎的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都得到了很大提升。
她主要负责文件处理、对外联络、翻译等工作，这些工作虽然看似平凡，但却是总部日常运转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龚澎凭借自己的专业能力和工作热情，很快就成为了总部不可缺少的得力助手。
太行山根据地的条件十分艰苦，住的是简陋的窑洞，吃的是粗茶淡饭，生活用品也极其匮乏。
对于从大城市来的龚澎来说，这样的生活条件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可是她没有任何怨言，反而以苦为乐，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
在太行山的这段经历，对龚澎的人生产生了深远影响。
艰苦的生活环境锻炼了她的意志品格，复杂的工作内容培养了她的综合能力，与老一辈革命家的朝夕相处也让她的政治素养得到了很大提升。
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她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位伴侣。
龚澎在太行山工作期间，结识了从德国留学归来的刘文华。
刘文华也在八路军总部秘书处工作，他是一个有着深厚学术背景的知识分子，曾在德国留学多年，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和丰富的知识储备。两人在共同的工作中逐渐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1940年8月1日，在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里，龚澎与刘文华结为夫妇。
婚礼虽然简朴，但却充满了革命的浪漫色彩。两个志同道合的青年，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结合，为了共同的理想信念而携手前进。
太行山的这段经历，是龚澎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点。
这里不仅锻炼了她的工作能力，培养了她的革命意志，更重要的是为她日后从事更加重要的外事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正是在太行山的历练中，龚澎逐渐成长为一名成熟的革命者和优秀的外事工作者。
1940年的一个深秋日子，太行山区已是秋意正浓，层林尽染。
八路军总部接到了来自重庆的紧急电报：中共中央南方局急需懂英语的外事工作人才，要求立即调派合适人选前往重庆工作。
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经过慎重考虑，一致认为龚澎是最合适的人选。
她不仅英语水平出色，而且在总部工作期间表现突出，具备了从事复杂外事工作的基本素质。
接到调令后，龚澎心情复杂，一方面对即将开始的新工作充满期待，另一方面又对离开太行山这个充满回忆的地方感到不舍。
12月初的一个清晨，龚澎告别了太行山的战友们，踏上了前往重庆的征程。
这次调动不仅仅是地理位置的变化，更是工作性质的根本转变。
从相对封闭的根据地到复杂的国际环境，从主要处理内部事务到直接面对外国人士，这对一个年轻的女同志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2月中旬，一位身着八路军军装的年轻女性来到了重庆红岩村。
她就是奉调前来的龚澎。
此时的重庆是战时首都，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外交官、记者、商人和各种国际组织的代表。
作为中国抗战的政治中心，重庆的国际地位十分重要，各种政治力量在这里交汇碰撞。
龚澎到重庆后，被安排住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
第二天一早，她前往曾家岩50号见周恩来。
这是她第一次见到这位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领导人，心情既紧张又兴奋。
曾家岩50号是中共代表团的办公地点，也是周恩来在重庆期间的主要活动场所。
当龚澎来到周恩来的办公室时，这位南方局书记正在处理紧急事务。
周恩来抬头看了看这位新调来的女同志，温和地说："我还有一点工作要做，你等一等吧。"龚澎恭敬地点头，安静地坐在办公室的一角等候。
在等候的过程中，龚澎的目光不经意间扫过周恩来办公桌上的几张地图和文件。
作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她的观察力异常敏锐，虽然只是匆匆一瞥，但那些地图和数据已经深深印在了她的脑海中。
约十五分钟后，周恩来处理完手头的工作，转过身来面对龚澎。
他没有急于询问龚澎的工作经历和个人情况，而是突然问了一个令人意外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