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姆联合奶奶欺负我妈30年，最终自食恶果

我妈的前半生，苦得连眼泪都带着涩味。而往这苦水里添柴加料的，是我奶奶，还有那个被奶奶捧在手心里的大伯母，我们家那尊啥事不干、光会享清福的大伯母。

一切的根由，说起来荒唐又扎心，就因为我大伯母肚子争气，生了一个大胖儿子，而我妈肚子不争气，接连生了两个丫头片子。

我妈嫁过来那年，才十九岁，梳着两条乌黑的大辫子，眼睛亮得像山涧的泉水。那时候堂哥刚满周岁，粉雕玉琢的，是奶奶的心尖子、命根子。刚过门，我妈每天天不亮就得摸黑起床，先去灶房给堂哥蒸一碗嫩滑的鸡蛋羹，再擀面条、烙饼子，把一大家子的早饭拾掇得妥妥帖帖。天刚亮，她就得扛起锄头下地干活，而大伯母呢，就因为生了一个大胖儿子，是全家的功臣，就抱着堂哥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嗑着瓜子，跟来往的邻居唠嗑，日头晒不着，风吹不着，活脱脱一个少奶奶。

我妈从地里回来，满身是汗，裤脚还沾着泥，连口水都顾不上喝，又得扎进灶房忙活午饭。那时候我还没出生，家里的日子虽说清贫，却也没什么大风浪，我妈想着，忍忍就过去了，等熬到自己生了儿子，奶奶总会对她好点。

可命运偏不遂人愿。我落地那天，是个腊月的寒天，北风刮得窗户纸哗哗响。奶奶颠着小脚跑来看，掀开襁褓瞅了一眼，见是个丫头，脸瞬间拉得老长，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啐了一口：“没用的东西，生个赔钱货！”

说完，她扭头就走，连一碗红糖水都没给我妈端。更让我妈心寒的是，之前天天给堂哥蒸鸡蛋羹的那些鸡蛋，被奶奶偷偷藏在了床底下的瓦罐里，愣是没给我妈留一个。月子里的女人，身子虚得像棉花，我妈饿得头晕眼花，看着窗外飘着的雪花，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邻居大娘看不过去，偷偷塞给她两个红薯，劝她：“妹子，月子里可不能哭啊，哭坏了眼睛，这辈子都治不好。”我妈咬着红薯，哽咽着点头，眼泪却掉得更凶了。

奶奶嫌弃我是丫头，连带着我妈也成了家里的罪人。她不让我妈坐月子，说：“丫头片子哪值得娇惯？一大家子还等着你做饭哩，你嫂子还要看孩子，金贵着呢。”我妈没办法，只能把嗷嗷待哺的我扔在床上，自己硬撑着虚弱的身体，操持一大家子的生活。

到了春天，地里的农活不等人，我妈又要去地里操持农活，那时候物资紧缺，白面都稀罕，更别说鸡蛋肉了。我妈成天扛着锄头下地，干的是男人的活，吃的却是粗粮野菜，哪里有奶水喂我？可奶奶的瓦罐里，总藏着鸡蛋，每天变着花样给堂哥做鸡蛋羹、炒鸡蛋。我饿得直哭，嗓子都哭哑了，奶奶就舀一勺面糊糊，硬生生地喂到我嘴里，嫌我吵：“哭哭哭，就知道哭，丫头片子就是麻烦！”

有一回，我妈从地里回来，撞见我正抱着空碗舔，而堂哥坐在奶奶腿上，手里拿着半个没吃完的鸡蛋，嘴角还沾着蛋黄。我妈心疼得像针扎，晚上偷偷跟我爸说：“孩子她爹，你看囡囡瘦的，能不能……能不能给她也煮个鸡蛋？”

这话不知怎么就传到了奶奶耳朵里。第二天一早，奶奶就堵在灶房门口，指着我妈的鼻子破口大骂，唾沫星子溅了我妈一脸：“你个搅家精！吃里扒外的东西！心疼你的赔钱货，就自己挣去！敢挑拨我们母子关系，我撕烂你的嘴！”

我爸就站在旁边，低着头，一声不吭。他的不作为，像是一把钝刀子，一下下割着我妈的心，也让奶奶和大伯母更加肆无忌惮。

那时候农村有政策，头胎是女孩的，可以再生一胎。我妈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肚子里的这个孩子身上，她整夜整夜地祈祷，盼着能生个儿子，盼着能扬眉吐气。可老天爷像是跟她开了个天大的玩笑，妹妹出生那天，奶奶看了一眼，掉头就走，留下一句恶狠狠的话：“真是个丧门星！一窝丫头片子，我们老二家算是绝后了！”

这句话，像一盆冰水，浇灭了我妈心里最后一点火苗。

从那以后，奶奶和大伯母更是变本加厉。家里的好东西，全紧着堂哥；地里的重活，全压在我妈身上。就连大伯母买根冰棍，都要把堂哥拉到里屋，关上门偷偷吃，生怕我们姐妹俩看见。

我至今记得，六岁那年夏天，堂哥躲在里屋吃辣条。那股子油香和辣味，像长了翅膀，飘满了整个院子。我和妹妹馋得直咽口水，眼睛黏在那扇木门上。等堂哥吃完，大伯母把包装袋扔进垃圾桶，我和妹妹就像两只小馋猫，偷偷溜到厨房，从垃圾桶里捡起那个皱巴巴的包装袋，小心翼翼地撕开，伸出舌头，一下下舔着上面残留的油星和辣味。辣得直哈气，却舍不得停下，那是我们童年里，少有的“美味”。

这一幕，偏偏被我妈撞见了。她站在灶房门口，看着我们姐妹俩脏兮兮的小手，看着我们满足又可怜的样子，突然捂住脸，蹲在地上，肩膀剧烈地颤抖起来。她不敢哭出声，怕被奶奶听见，只能任由眼泪从指缝里涌出来，滴在冰冷的水泥地上。

那天晚上，我妈红着眼睛，第一次跟我爸提出了分家。她说：“这日子我过不下去了。地里的活都是我干，你打工挣的钱全交给你妈，我们娘仨连顿饱饭都吃不上。分家吧，我们自己过。”

我爸犹豫了。他知道我妈受委屈，可他更怕奶奶。奶奶掐着家里的经济大权，地里的收成，我爸打工的钱，全在她手里攥着。要是分家，就等于断了奶奶和大伯一家的活路——毕竟，大伯游手好闲，大伯母好吃懒做，一家子全靠我妈和我爸养着。

果然，奶奶听说了要分家的事，气得跳脚，指着我妈的鼻子骂：“你个黑心肝的！想分家？门儿都没有！我千辛万苦养大的儿子让你拐走，要走你带着你的赔钱货自己走！”

我爸被奶奶骂得缩了回去，反过来劝我妈：“忍忍吧，都是一家人，闹僵了邻居笑话，不好看。”

我妈看着眼前这个懦弱的男人，看着我们姐妹俩瘦骨嶙峋的样子，心彻底死了。

七岁那年，村里的小学开始招生，同龄的小伙伴都背着新书包去报名了。我妈鼓起勇气去找奶奶，想给奶奶要钱交学费。奶奶一口回绝：“丫头片子上什么学？识几个字有什么用？将来还不一样要嫁人，成了别人家的人，浪费钱！”

这句话，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天晚上，我妈把我和妹妹搂在怀里，眼神里是我从未见过的坚定。她对我爸说：“要么分家，要么离婚。我带着两个孩子走，就算讨饭，也比在这个家里受气强。”

我爸看着我妈决绝的眼神，看着她眼角的泪痕，终于怕了。他知道，这次我妈是真的要走了。

他硬着头皮去找奶奶。奶奶一听，当场就撒起泼来，扑上去抓我妈的头发，骂骂咧咧地把我妈打得鼻青脸肿。我妈没有躲，也没有哭，就那么直直地站着，眼神冰冷地看着奶奶。

“不分家，我就走。”她只说了这一句话。

奶奶没辙了，她知道，说什么都没用了，她咬牙切齿地答应分家，却什么都没给我们——粮食、农具、锅碗瓢盆，一样都没留。我们娘仨，像是被扫地出门的乞丐，抱着一床破被子，站在空荡荡的院子里，茫然四顾。

那天的风很大，吹得我妈单薄的身子直晃。可她却笑了，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她说：“囡囡，妞妞，从今天起，我们有家了。”

我们的新家，是村口一间废弃的机井房，屋顶漏雨，墙壁有一个通水管的大窟窿透风。可我妈却把它收拾得干干净净。她白天去地里开荒种地，晚上就着煤油灯，教我和妹妹认字，给我们纳鞋底缝衣服。日子很苦，我们吃过野菜团子，喝过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粥，可我们心里是暖的，因为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再也不用舔辣条包装袋了。

我妈说：“丫头片子怎么了？我们不比男孩子差。你们好好读书，将来考大学，走出这个穷山沟，给妈争口气。”

我和妹妹牢牢记住了这句话。我们背着缝缝补补的书包，每天高高兴兴地往学校跑，放学回家就帮我妈干活，晚上趴在煤油灯下写作业。我们的成绩，永远是班里的第一名。

汗水不会白流，努力不会被辜负。我考上了省城的重点大学，妹妹也紧随其后，考上了师范学院。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妈站在土坯房的院子里，看着红彤彤的通知书，哭了又笑，笑了又哭。她摸着我和妹妹的头，哽咽着说：“我的闺女，有出息了。”

那天，村里的人都来道贺，说我妈有福气，养了两个大学生女儿。有人跑去告诉奶奶，奶奶坐在门槛上，半天没说话，只是狠狠地瞪了一眼旁边游手好闲的堂哥。

堂哥呢？被奶奶和大伯母宠得无法无天，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成天跟街上的小混混鬼混，打架斗殴，偷鸡摸狗。后来，他跟人合伙偷东西，被抓了个正着，判了五年。

大伯母哭天抢地地去找我爸，求我爸帮帮忙。我爸看着我妈，我妈只是淡淡地说：“路是他自己选的，怨不得别人。”

我爸没吭声，只是偷偷给了大伯母一点钱，让她买点东西去看堂哥。我妈看见了，没说什么，只是扭过头，装作什么也没看见。这么多年了，她心里的疙瘩，终究是解不开的。

如今，我和妹妹都参加了工作，在城里安了家。我们把我妈接了过来，给她买了好看的衣服，带她吃遍了城里的馆子。她不用再下地干活，不用再看别人的脸色，每天跳跳广场舞，跟小区里的老太太唠唠嗑，脸上的皱纹里，都透着舒展的笑意。

去年过年，我们回了趟老家。奶奶和大伯母老了，背驼了，头发白了，再也没有了当年的嚣张气焰。她们看着穿着光鲜的我和妹妹，看着容光焕发的我妈，眼神里满是复杂。

大伯母小心翼翼地凑过来，想跟我妈说句话，我妈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就牵着我的手，转身走了。

走在村口的小路上，阳光暖洋洋地洒在身上。我妈看着路边金灿灿的油菜花，笑得像个小姑娘。

“囡囡，你看，这日子，总算熬出头了。”

我看着我妈眼角的笑纹，用力点了点头。

是啊，熬出头了。那些欺负过她的人，那些吃过的苦，那些流过的泪，都成了过往。而她的两个丫头片子，终究长成了她的铠甲，让她在往后的日子里，昂首挺胸，扬眉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