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篱槿堂自叙》《回首忆当年》及相关历史文献
部分章节仅基于历史资料客观叙述
1934年的清华园，秋意正浓。
图书馆前的银杏树叶纷纷飘落，铺满了青石板路。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走过，身高超过一米八，五官端正，举止儒雅。
他穿着整洁的长衫，夹着几本外文书籍，阳光洒在他的侧脸上，轮廓分明。
路过的女学生们忍不住多看几眼，小声议论着这位刚入学的新生。这个来自山东安丘的青年叫赵俪生，很快就成了清华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他不仅外表英俊，更有着出众的才华，翻译的作品得到茅盾、郑振铎等文坛名家的赞誉。
1937年，抗战爆发。这位清华才子毅然放下书本，奔赴山西前线。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他遇到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女子。
那个女子叫高昭一，河北正定人，生于1914年。用赵俪生后来的话说，她人长得不漂亮，个儿也不高，更说不上窈窕，性格还有些生硬、别扭。
就是这样一个在外貌上毫不出众的女子，却让清华园里公认的俊朗青年一见倾心。两人在炮火声中相识，在颠沛流离中相知，在风雨飘摇中相守，最终携手走过了近七十年的人生旅程。
2006年9月1日，高昭一在兰州离世，享年93岁。此后的赵俪生变得沉默寡言，常常一个人对着妻子的照片发呆，夜里失眠，白天也不愿见人。
2007年11月27日，距离妻子离世仅一年零三个月，91岁的赵俪生在无限寂寥中随她而去。
【一】清华园里的青年才俊
1917年6月14日，赵俪生出生在山东省安丘县景芝镇东村。他本名赵甡，字俪生，后来以字行世。这个家庭虽非大富大贵，却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父辈都是读书人。
幼年的赵俪生就读于本村私立育才小学和安丘县立第八模范小学。1928年，11岁的他进入青岛胶济铁路中学读书。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能够进入这样的学校，已经算是相当幸运。
赵俪生天资聪颖，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16岁那年，他就开始尝试翻译外国文学作品。
他形容这个过程就像将一个外语语句像拆卸钟表一样拆卸下来，再按汉语规律装配起来。这种拆卸钟表的游戏，让他着迷。
1934年，17岁的赵俪生参加高考。他先考了税务专门学校，理由很简单：两年毕业，月薪二百两银子。可他不知道，考取的都有宋子文、孔祥熙的介绍信。初试就被刷掉了。
接着他报考北大和清华，两所学校都录取了他。他先在北大上了一个星期的课，又艳羡清华的洋楼和优美的校园，从北大退学，重新到清华报到，成为第十级学生，学号2293。
进入清华外文系后，赵俪生并没有把全部精力放在课堂上。他有更大的志向，有更广阔的天地。他把大量时间用在了翻译上。
对于这个寒门学子来说，翻译不仅是谋生的手段——译一个长文可以拿到近百元大洋，足够半年的伙食钱，更是一种智力的挑战和乐趣。
从英美作品到苏俄日作品，从文学作品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科学著作，赵俪生的翻译视野日渐扩大。
他翻译的作品陆续发表在各种进步刊物上，得到了郑振铎、叶圣陶、朱自清、茅盾等文坛名家的赞誉。
1935年，赵俪生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成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那一年，他18岁。
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爆发。这场学生运动震动了整个北平城，也改变了许多年轻人的人生轨迹。
赵俪生参加了全部五次游行。作为清华的左派学生，身高超过一米八的他在游行队伍中掌旗，走在最前列。
那时的清华园，群星璀璨。闻一多、朱自清、俞平伯、冯友兰、张申府、雷海宗等名师云集。可赵俪生有着自己的判断和见解。
他听闻一多的课，觉得先生见解高明，讲课生动；听朱自清的课，却觉得讲不出东西来；对雷海宗讲中国通史，他认为像说相声似的扯。
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伴随了赵俪生一生。
由于活动多，上课就少了。法语女老师曾用英语说他，当你死了呢，你还活着来上课。赵俪生一气之下就把法语课退掉了。
他担任过清华文学会的主席，编过《清华周刊》和《副刊》。他的宿舍里，常常聚集着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最好的是王瑶和郑天翔。
三个人一起念书，一起吃饭，三个人的钱放在一个抽屉里，谁用谁拿，有了钱再放回去。这种纯粹的友谊，在那个年代格外珍贵。
赵俪生后来回忆自己是清华的劣等生，军训和体育都不及格，大部分科目尚可，个别科目良好。可就是这样一个劣等生，却有着旺盛的创作热情和独立思考能力。
1937年暑假，还在读大三的赵俪生一口气翻译完了二十万字的苏联小说《孤独》。他用挂号信把译稿寄给茅盾，然后背起简单的行囊，告别了清华园，奔赴太原参加抗战。
那一年，他20岁。清华园里那个英俊儒雅的青年学子，即将在战火中经历人生的磨砺。
【二】战火中的相遇与相知
1937年七七事变后，华北局势急转直下。赵俪生收拾好译稿，寄出后便匆匆赶往太原。
在太原国民师范，他报到参军，得到了一套军装、一根皮带、一副绑腿。从此，这位清华学子成为山西新军的一员，开始了他的抗日游击生涯。他被分配到夏县支队，担任连指导员。
白天，他给干部讲课，宣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晚上，他挤时间写报告文学和小说，记录下这场民族抗战中的点点滴滴。
他的授课才华在军事干部轮训班的课堂上得到了初步显现：他用通俗的语言讲述，从不照本宣科，收到很好的效果。
在中条山的一次行动中，敌人的扫荡部队已经开进村口，赵俪生用红土拌着胶水在墙上刷日语的缴枪不杀。
他在清华选修过的日语，竟然在这样的战场上派上了用场。这个细节，他后来常常提起。
就是在山西前线的艰苦岁月里，赵俪生遇到了高昭一。
高昭一，1914年12月23日生于河北省正定县，原名肇义，曾用名董弼。她也是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进步青年。
与赵俪生不同，她没有显赫的学历，没有清华园的光环，甚至连外貌也不出众。可她有着自己的思想，对社会科学和政治经济学有着较深的理解。
第一次见到高昭一时，赵俪生就注意到了她的不同。
这个女子虽然人长得不漂亮，个儿也不高，更说不上窈窕，性格还有些生硬、别扭，可她说话时的那种深刻，那种对理想的执着，让赵俪生印象深刻。
战火纷飞的年代，没有那么多风花雪月。两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因为共同的理想走到了一起。
高昭一比别的女孩更懂得赵俪生在追求什么，理解他为什么要放弃清华的学业来到前线。而赵俪生也欣赏高昭一的这种深刻，这种不同于一般女子的思想深度。
赵俪生后来曾说过，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像封建社会的女人嫁了丈夫一样，妾心古井水。这句话，既表达了他们对信仰的忠诚，也说明了两人之间精神上的契合。
1938年，两人结婚。婚礼很简单，没有什么仪式，也没有什么排场。在那个年代，能够相依相伴，就已经是最大的幸福。
婚后的日子依然艰苦。赵俪生继续在部队工作，高昭一也在做着自己的工作。两人聚少离多，可每次相聚，都格外珍惜。
1939年秋，命运给这对新婚夫妇带来了严峻的考验。赵俪生在前线染上了疟疾，病情严重，一度高烧不退，奄奄一息。
高昭一得知消息后，想方设法把他从前线接了出来，拖着他辗转到西安看病。她四处打听，找到一位中医，给他号脉开药。每天煎药、喂药、擦身，高昭一细心照料，一刻不离。
那段时间，赵俪生处于半昏迷状态，高烧持续不退。高昭一就这样守在他身边，一天天地调理。渐渐地，赵俪生的病情稳定下来，体温开始下降，人也清醒了过来。
可就在这时，前线传来消息：山西局势恶化，战事吃紧，部队已经转移，他们暂时回不去了。
两人只好滞留关中。这一待，就是好几年。
【三】颠沛流离中的相依相伴
滞留关中后，赵俪生和高昭一面临着新的选择。战争还在继续，可他们已经无法回到原来的部队。
赵俪生决定换一种方式继续抗战。他先后在陕西乾州中学、西安高中、蔡家坡扶轮中学、陕西雍兴高级职业学校任外语教师，兼教国文、历史。
用他的知识，培养更多的年轻人，这也是一种抗争。
1940年，23岁的英语老师赵俪生每周要上34小时的英语课。这是一个惊人的工作量。白天，他站在讲台上授课；晚上，他在那张从学生家借来的白油漆二屉桌边，几乎是通宵地写作。
他的通讯、小说和译稿源源不断地寄往上海，寄给胡风、郑振铎。他要用手中的笔，记录这个时代，记录中华民族的抗争。
高昭一在这段时间里，成了他最坚实的后盾。她操持家务，让丈夫能够安心工作；她抄写稿件，帮他整理文字；她默默支持着他的一切选择。
在西安的一个小院里，每当夜深人静，都能看到一盏孤灯亮着。灯下，赵俪生在奋笔疾书，高昭一在一旁做针线活，或是帮他抄写稿件。
两人偶尔交流几句，更多的时候是静静地陪伴。这种陪伴，不需要太多的语言，却给人以无限的力量。
1940年，在西安读到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英文版后，赵俪生反复研读，对其中对各党派的分析、对小农性质的阐发，赞叹不已，这为他日后的史学研究埋下了种子。
也是在这段时间，赵俪生开始了他的史学研究。
他借到一本《鲒埼亭集》，看到全祖望把浙江一域的清初明遗民活动勾勒得引人入胜，心向往之，于是试着把山陕学者的爱国活动勾勒下来，写了他的第一篇历史学考据论文《清初山陕学者交游事迹考》。
这篇论文发表在《大公报·文史周刊》上，博得了胡适的赞誉。胡适专门给他写信，表示鼓励。这对一个初涉史学领域的年轻人来说，是莫大的肯定。
从文学到史学，赵俪生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身。而在这个过程中，高昭一始终陪伴在他身边，支持着他的选择。
1945年，抗战胜利。可对于赵俪生夫妇来说，新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赵俪生不甘心只做一个中学老师，他想去大学任教，有更大的施展空间。可他没有显赫的学历背景，也没有强大的人脉关系。
这时，有人给他指点：可以找傅斯年。赵家和傅斯年之间有一层曲里拐弯的姻亲关系。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赵俪生写信给傅斯年，说明了自己的情况。
傅斯年看了他的论文《清初山陕学者交游事迹考》后，很是赏识。他给赵俪生开了一封介绍信，推荐他去河南大学。
1947年，时任河南大学校长的姚从吾读了这篇文章后，决定聘请赵俪生为历史系副教授。
这一年，赵俪生30岁，高昭一33岁。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已经出生，是个女儿，取名赵絪。
高昭一抱着襁褓中的女儿，和丈夫一起踏上了前往河南的路途。从此，赵俪生正式进入史学界，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而高昭一，则以妻子和母亲的身份，继续支撑着这个家。
1948年后，局势再次发生变化。赵俪生先后辗转于多所大学：从河南到华北，由华北到济南，再从济南进北京，又从北京到长春——几年间，夫妻俩抱着孩子，在几所大学间颠沛流离。
每一次搬家，都是一次折腾。可高昭一从未抱怨过什么。她收拾行李，照顾孩子，安顿家庭，让丈夫能够安心工作。她知道，丈夫的理想是做学问，她要做的，就是给他一个稳定的后方。
1949年，赵俪生调入北京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工作，担任副处长。他以为终于可以安定下来了，可没想到，好景不长。
在编译局，赵俪生看不惯一些人的做法。比如对待老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比如一些文章的处理方式。他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结果得罪了人。
有一次，一位重要人物要发表一篇文章，里面有些过激的言论。赵俪生觉得不妥，希望能够修改一下。可对方拒绝了，并对赵俪生的建议表示不满。
赵俪生性格耿直，山东人的脾气，直来直去。他提出辞职。没想到对方立刻批准，并且限期五天离开北京。
这件事对赵俪生打击很大。他没想到，一个学术问题，会演变成这样的结果。
高昭一安慰他，说没关系，我们还年轻，总会有机会的。
在好友的帮助下,赵俪生被推荐到东北师范大学工作。夫妻俩又一次收拾行装，带着孩子，前往长春。
这一路走来，高昭一始终陪伴在他身边，不离不弃。
1950年代初期，赵俪生一家终于来到了青岛的山东大学。这里汇聚了闻一多、沈从文、梁实秋、游国恩等名师的精神遗产，依然保持着深厚的学术氛围。
山东大学对赵俪生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他在这里安定下来，开始了他最富成果的学术研究时期。
赵家在青岛住进了一幢德日风格的别墅庭院。院子里有树，有花，有阳光。
孩子们在院子里玩耍，高昭一在厨房里忙碌，赵俪生在书房里伏案工作。这样的日子，让从北京来访的好友王瑶、顾颉刚都羡慕不已。
那时的赵俪生意气风发，正值壮年。学界评价他有几漂亮：人漂亮，字漂亮，课讲得漂亮，文章写得漂亮。
他身上很有些世家子弟的风气，爱喝茶，爱听戏，爱捧角，爱收藏字画，是个有几分倜傥狂狷气质的文化人。
女儿赵絪和生物学家童第周、古生物学家周明镇等名教授的孩子们都是好友，常常一起玩耍。
高昭一操持着一个六口之家，她陆续生育了六个孩子，除了一个女儿不幸早亡外，其余子女都健康成长。
在高昭一的帮助下，赵俪生在1950年代中期和1960年代前期，开创了他自具特色的中国农民战争史与中国土地制度史的专题研究，自成一家之言。他的著作和论文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
青岛的这七年，是夫妻俩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可他们不知道，更大的考验即将到来。
1957年的一天，赵俪生接到通知：被调往兰州大学。作为专家支边，这是组织的决定。
离开宜人的青岛，前往偏僻的兰州，很多人不理解。可赵俪生心里明白，他已经嗅到了一些气氛的变化。与其被动等待，不如主动选择。
高昭一没有多问，她开始收拾行李，准备带着五个孩子随丈夫一起西行。这一次搬家，意味着他们要离开舒适的生活环境，前往一个陌生而艰苦的地方。
可高昭一没有犹豫。她知道，无论丈夫走到哪里，她都会跟随。
1957年夏天，赵俪生一家告别了青岛，踏上了西去的列车。窗外的风景渐渐荒凉，黄土高原的风沙扑面而来。
到达兰州后不久，形势急转直下。1958年，赵俪生被补划为右派，随即下放到河西走廊的山丹农场劳动改造。
山丹农场条件极其艰苦，赵俪生饿得两眼发黑，一度被排为第四号亡人。而在兰州的家中，高昭一独自带着五个孩子，承担起整个家庭的重担。
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生火做饭，自己少吃把粮食留给孩子们，还要做针线活挣钱补贴家用。
那些最黑暗的岁月里，高昭一用她瘦弱的肩膀，撑起了这个风雨飘摇的家。而当赵俪生终于熬过那段艰难时期，回到兰州大学重新站上讲台时，已经是1962年。
此后的特殊时期里，他又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家被抄，书被没收，批判会一场接着一场。
每一次批判会后，高昭一都会默默陪在丈夫身边，给他擦汗，给他倒水。她从未抱怨过一句，只是用自己的方式，给予丈夫最大的支持。
然而，这个曾经在青岛过着神仙般日子的一家人，在兰州却经历了长达二十年的艰难岁月。
而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当2006年秋天那个普通的日子到来时，陪伴了赵俪生近七十年的高昭一，竟突然做出了一个奇怪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