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清宫档案》、《溥仪传》、《我的前半生》、《文绣回忆录》等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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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9月17日晚10时，北京西城劈柴胡同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内，44岁的傅玉芳因突发心肌梗塞在家中去世。
陪伴在她身旁的，是她的丈夫刘振东——一名普通的清洁工人。
直到妻子临终前的最后时刻，刘振东才得知一个令他震惊的秘密：
这个与他共同生活了六年、过着最朴素日子的女人，真实姓名并非傅玉芳，而是额尔德特·文绣，曾经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淑妃。
22年前的1931年，文绣曾经轰动全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主动与皇帝提出离婚的妃子。
这场被当时媒体称为"刀妃革命"的事件，不仅震撼了传统社会的道德观念，更成为了那个时代女性觉醒的标志性事件。
从满洲贵族到末代皇妃，从离婚诉讼到平民教师，从颠沛流离到清洁工妻子，文绣的人生轨迹跨越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动荡的几十年。
她的一生见证了封建王朝的覆灭、民国的建立、抗日战争的胜负以及新中国的诞生。
在那个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无数人在历史的洪流中沉浮，而文绣却用自己的选择和坚持，走出了一条独特的人生道路。
她的故事不仅是个人命运的写照，更是一个时代变迁的缩影。
【一】没落贵族的童年记忆
额尔德特·文绣于1909年12月20日（宣统元年农历十一月初八）出生在北京安定门内的一座四合院中，乳名"大秀"。
她的家族隶属于满洲八旗中的鄂尔德特氏蒙古族，在八旗制度中属于地位崇高的上三旗镶黄旗。
鄂尔德特家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入关之初。
清顺治元年（1644年），文绣祖先跟随多尔衮入关，按所在旗被分配在北京安定门内定居。
乾隆三十六年，文绣先祖和瑛中进士，先后担任主事、布政使、侍郎、巡抚及兵部尚书，高祖父壁昌仕至两江总督，曾祖父同福任郎中，祖父锡珍官至吏部尚书。
在清朝的政治体系中，吏部尚书位列六部之首，掌管着天下官员的任免考核，是仅次于军机大臣的要职。
锡珍能够担任此职，说明鄂尔德特家族在当时确实显赫一时。
然而，随着清朝国势的衰落和政治制度的腐化，许多满蒙贵族家庭也开始走向没落。
到了文绣父亲端恭这一代，家族已显没落。
端恭仅担任内务府主事这样的中级职位，远不及祖辈的显赫。
内务府虽然是专门管理皇室事务的机构，但主事一职在官场中并不算高位，收入也相对有限。
更重要的是，随着清朝的衰弱，内务府的实际权力和经济利益都大不如前。
1912年清朝覆灭后，随着八旗特权的彻底消失，鄂尔德特家族的经济状况更是江河日下。
那些曾经依靠朝廷俸禄和特权维持的生活方式再也无法持续，许多满蒙贵族家庭不得不变卖家产维持生计。
文绣的家庭结构也颇为复杂。
文绣为端恭的继配蒋氏的长女，有一妹名文珊，还有一兄名文宽，但早年夭折。
此外，端恭的原配博尔济吉特氏还生有一女，人称"黑大姐"。
这种多重婚姻关系在当时的满蒙贵族中十分常见，但也增加了家庭内部的复杂性。
父亲端恭在文绣年幼时便去世，家中的经济重担全部落在了汉族继母蒋氏的肩上。
作为一个汉族女子，蒋氏在满族社会中的地位相对较低，但她却承担起了抚养三个女儿的重任。
为了维持生计，蒋氏靠做挑花刺绣等手工活贴补家用。
在那个时代，这种精细的手工艺品在市场上还有一定需求，特别是那些富裕人家的太太小姐们，仍然喜欢这些传统的手工制品。
蒋氏的手艺不错，能够通过这种方式维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
尽管生活困顿，蒋氏仍然坚持让文绣接受教育。
这个决定在当时看来颇具前瞻性，因为许多贫困家庭的女孩子根本没有上学的机会。
1917年，文绣八岁时到北京私立敦本小学读书，天资颇为聪颖。她当时学名傅玉芳。
选择"傅玉芳"这个汉名，很可能是为了掩盖满族贵族身份。
在民国初年，满族人在社会上面临着一定的歧视和偏见，使用汉名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这个名字中的"玉芳"二字，寓意着美玉一般的品格和芬芳的品德，体现了母亲对女儿未来的美好期望。
敦本小学是当时北京的一所知名私立学校，注重传统文化教育的同时也兼顾现代知识的传授。
在这里，文绣不仅学习了传统的经史子集，还接触到了算术、地理等现代学科。她的天资确实出众，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
在学校里，文绣展现出了多方面的才能。
她不仅文科成绩优秀，对于琴棋书画也颇有天赋。
老师们经常夸奖她的书法娟秀，绘画也有一定的水平。
更难得的是，她还显示出了很强的数学天赋，这在当时的女孩子中是比较罕见的。
除了学业，文绣还经常帮助母亲做手工活。
小小的手指在丝线间穿梭，一针一线都透露着专注和细致。
这些童年的经历不仅培养了她的动手能力，也让她从小就懂得了生活的不易和劳动的价值。
文绣的理想是将来成为一名教师。
在她看来，教书育人是一项既体面又有意义的工作，既能够发挥自己的知识专长，又能够获得稳定的收入。
这个朴素的愿望体现了她对独立生活的向往和对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
然而，命运却为这个聪明的小女孩安排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1921年的一个消息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也将她卷入了历史的漩涡之中。
【二】意外入选的皇室婚姻
1921年春天，一个消息在北京的满蒙贵族圈子里迅速传播：已经退位但仍保留皇帝尊号的溥仪即将选妃。
这个消息对于许多没落的满蒙贵族家庭来说，无疑是一个重新攀上皇室、改变命运的机会。
1921年初，文绣刚过11岁，宫里传来要为已退位但仍保留帝号的溥仪选皇后的消息。
她的五叔华堪来和母亲蒋氏商量，要给文绣照个相片送去参加选妃。
华堪的动机很明确——他希望借助这次选妃的机会重振已经没落的鄂尔德特家族。
在他看来，如果文绣能够入选，不仅可以光宗耀祖，还能为整个家族带来经济上的巨大改善。
这种通过联姻获取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做法，在传统社会中极为常见。
当时的选妃制度依然遵循着清朝的传统规制。
根据清朝的祖制，皇帝选妃必须从满蒙八旗中选择，且要经过严格的程序。
候选女子的年龄、出身、相貌、品行都有严格的要求。
八旗制度将满蒙家庭分为不同等级，上三旗（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的地位最为尊贵，中选的机会也最大。
文绣的鄂尔德特家族虽然已经没落，但毕竟属于镶黄旗，在血统上符合选妃的条件。
华堪抓住这个机会，说服了蒋氏为文绣拍摄照片参选。对于这个困顿的家庭来说，这可能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
选妃的具体程序相当复杂。
首先由各旗都统将符合条件的女子名单上报内务府，然后由太妃们进行初步筛选。
经过几轮筛选后，最终的候选人照片会呈送给皇帝本人做出最终决定。
经过太妃和宗室权贵多次争议之后，方于1922年3月敲定由逊帝溥仪亲自阅看相片"钦定"。
当时年仅16岁的溥仪对选妃这件事并不感兴趣，他更关心的是如何恢复自己失去的皇权。
溥仪当时无心选皇后，拿笔随便在图册上画了一个圈，那个人就是文绣，但因为她相貌不佳，而婉容很美，且家境富有，于是婉容则是皇后，文绣成为妃子。
这个看似随意的决定背后，其实有着复杂的政治考量。
溥仪的随手一圈确实选中了文绣，但这个结果立即引起了宫中不同派系的争议。
敬懿皇太妃（同治帝的瑜妃）对选择文绣表示赞同。
敬懿太妃在宫中的地位相对较低，她希望通过支持文绣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而端康皇太妃（光绪帝的瑾妃）则强烈反对，她认为文绣出身寒微、相貌平常，完全没有资格成为皇后。
端康太妃力推的候选人是17岁的郭布罗·婉容。
婉容不仅容貌美丽，而且出身富贵，父亲荣源是正白旗都统，家境殷实，在社交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更重要的是，婉容受过良好的教育，能说流利的英语，具备现代女性的素质。
宫中的这场争议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皇室内部不同势力的角逐。
太妃们各自有着不同的政治立场和利益考虑，选妃问题成为了她们争夺影响力的工具。
经过激烈的讨论和妥协，最终达成了一个折衷方案：
1922年3月10日，溥仪才最终做出决定："候选道轻车都尉荣源之女郭佳氏（郭布罗·婉容）着立为皇后，候选同知端恭之女额尔德特氏（额尔德特·文绣）着封为淑妃。"
这道谕旨的颁布，正式确定了文绣的命运。
从此，她不再是那个在敦本小学读书的傅玉芳，而成为了清朝的淑妃额尔德特·文绣。
文绣被选定为皇妃之后，未曾与文绣见过面的溥仪，当即颁下谕旨，要内务府给文绣母亲蒋氏在北京地安门后海的南沿，买下一处大院落做为新居处，另外赏赐紫檀木家具一套，立刻使蒋氏一家的生活大为改观。
这种待遇的改变是巨大的。
从租住的简陋房屋到地安门的大院落，从简单的家具到珍贵的紫檀木家具，蒋氏一家的生活水平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显著提升。
这也让华堪的如意算盘得到了初步的实现。
只读了5年书的文绣也不再上学了，傅玉芳的学名更不许再用，整天在家里由五叔华堪负责讲授君臣大礼，或繁琐的宫中清规戒律，并要文绣熟读《女儿经》。
从现代学校的自由环境突然转入严格的宫廷礼仪训练，对于一个13岁的女孩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冲击。
她必须学会如何行礼、如何说话、如何穿衣、如何用膳，甚至连走路的姿势都有严格的要求。
《女儿经》是专门教育女子品德修养的典籍，其中包含了大量关于女子如何顺从、如何侍奉等内容。
这些内容与文绣在学校接受的现代教育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但她别无选择，只能努力适应。
1922年11月，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准备，文绣正式踏入紫禁城的大门，开始了她作为末代皇妃的生活。
这一步跨出，也意味着她彻底告别了平民生活，踏入了一个她从未真正了解的世界。
【三】紫禁城里的孤独岁月
1922年11月，文绣进宫，住在在西六宫的长春宫，这是慈禧太后住过23年的地方，装饰华丽，陈设精美。
长春宫位于紫禁城西六宫的中心位置，是慈禧太后从咸丰年间开始居住的地方，承载着大清王朝最后几十年的兴衰荣辱。
宫殿内的装饰确实华丽精美，墙壁上挂着名家字画，屋内摆设着珍贵的瓷器和玉器。
雕梁画栋的建筑风格体现着皇家的气派，每一件陈设都价值连城。
对于从普通家庭出身的文绣来说，这样的环境既新奇又压抑。
按照惯例，文绣比婉容提前一天入宫，以便为迎接皇后做准备。
这种安排本身就暗示了她们之间地位的差别——皇后是主要人物，妃子只是陪衬。
大婚当天的情形远不如外界想象的那般隆重温馨。
大婚当天，文绣按照清朝的礼仪制度，来到养心殿面见溥仪。
溥仪非但没有体谅她，反而冷冷地对她说了一句话，下去休息吧。
这个冷淡的态度让初次见面的文绣受到了巨大的心理冲击。
在她的想象中，这应该是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但现实却与期望相去甚远。
17岁的溥仪显然对这位小妃子没有任何兴趣，更谈不上温情脉脉的新婚之夜。
溥仪在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中坦率地描述了当时的状况：
"（我）对家庭生活没有一点兴趣。我先后有过四个妻子，按照当时的说法叫一个皇后，一个皇妃，两个贵人。如果从实际上说，他们谁也不是我真正的妻子，我根本没有一个妻子，有的只是摆设。"
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溥仪对待婚姻的态度。
在他看来，这些女性不过是维持皇室体面的装饰品，而不是真正的人生伴侣。
他心中只有复辟大业，对于个人感情生活毫无兴趣。
但是文绣没能获得溥仪的宠幸，她每天早上梳洗完毕，就去向溥仪、婉容皇后、诸位太妃请安，然后回到长春宫，关上宫门，孤独度日。
文绣的日常生活变得极其规律化和程式化。
清朝宫廷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和礼仪规范，作为妃子的文绣必须严格遵守这些规矩。
按照清廷的规矩，文绣每天都要早早梳洗完毕，向溥仪请安和几位太妃陆续请安。走完一整套流程之后，才能回长春宫，过属于自己的生活。
这套请安程序通常要持续两三个小时。
文绣必须按照严格的顺序，先到养心殿向溥仪请安，然后依次到各位太妃的住处请安。
每次请安都有固定的礼仪程序，包括问候语、行礼方式、站立位置等，丝毫不得马虎。
请安结束后，文绣通常已经筋疲力尽。
回到长春宫后，她关上宫门，开始属于自己的时间。
因为闲来无事的缘故，文绣在长春宫居住时，经常教宫女们学习认字，几位太妃和宫中的仆人都觉得，文绣是个娴静懂理的人。
教宫女识字这个行为体现了文绣受过教育的背景和善良的品格。
在当时，大部分宫女都是文盲，能够有人教她们读书识字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
文绣的这种行为不仅体现了她的同情心，也让她在宫中赢得了不错的口碑。
文绣娴静有礼，脾性温和，很快就受到了太妃和宫中仆役的喜爱，大家都对她称赞不已。
这种好评在宫廷斗争激烈的环境中是很难得的，说明文绣确实具有很好的人格魅力和处世能力。
溥仪注意到了文绣的好学精神，为她请了一位名叫凌若雯的女教师教授英语。
这个决定对文绣的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通过学习英语，她开始接触西方的文化和思想观念，了解到了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
英语学习让文绣的视野得到了极大的拓展。
她通过外语书籍了解到了西方女性的地位和权利，这与她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经历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这种思想上的冲击为她后来的人生选择埋下了重要伏笔。
然而，宫中的人际关系远比表面看起来复杂。
婉容作为皇后，从一开始就对文绣抱有敌意。
这种敌意不仅来自于对皇帝宠爱的争夺，更重要的是出身和教育背景的差异带来的心理优越感。
婉容出身富贵之家，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能够说流利的英语，在社交场合游刃有余。
相比之下，文绣虽然聪明好学，但毕竟出身寒微，在社交礼仪和见识方面确实有所不足。这种差距在日常相处中逐渐显现出来。
文绣失宠，婉容偏爱写信挖苦，或问她："顾影自怜否？""娇病好点了？"
婉容的这些挖苦并非偶然的情绪发泄，而是有计划的心理攻击。
她利用自己的皇后地位和文化优势，不断地打击文绣的自信心和尊严。
"顾影自怜"这样的词汇带有明显的嘲讽意味，暗示文绣是一个自怜自艾、缺乏魅力的女人。
更让文绣痛苦的是，溥仪对婉容的这些行为从不制止，甚至可能暗中支持。
这种默许态度让文绣感到了深深的绝望和孤独，她意识到自己在这个小朝廷中完全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
长期的精神压抑和心理折磨让文绣的身心健康受到了严重影响。
史料记载她曾经有过几次自杀未遂的经历，这说明她当时的心理状态已经到了极度危险的边缘。
这种压抑的宫廷生活一直持续到1924年。
那一年发生的政治变故，不仅改变了溥仪的命运，也成为了文绣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冯玉祥的逼宫事件彻底打破了紫禁城内相对平静的生活，也为文绣后来的觉醒和反抗提供了外在的契机。
【四】天津岁月与政治风云
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发动政变，这个被史称为"北京政变"的事件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也直接冲击了紫禁城内的平静生活。
1924年11月，北京政变后，溥仪被逐出北京，15岁的文绣跟随溥仪一同搬到了天津的张园居住。
这次被迫离开紫禁城的经历，对于一直怀有复辟梦想的溥仪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自1912年退位以来，他虽然失去了实际的政治权力，但至少还保持着皇帝的名号和在紫禁城居住的特权。
现在连这最后的体面也被剥夺了，这让他的心理状态发生了重大变化。
离开紫禁城的过程充满了混乱和屈辱。
溥仪一行人匆忙收拾行李，许多珍贵的文物和私人物品都来不及带走。
那些曾经象征着皇权威严的仪仗和排场，此时都显得苍白无力。
文绣作为其中的一员，亲眼目睹了这个曾经辉煌的王朝最后的衰落景象。
在这幢三层楼的白色小洋房里，溥仪和婉容住在二楼，文绣被抛在楼下，无人理睬。
这种居住安排清楚地反映了文绣在这个小朝廷中地位的进一步下降。
如果说在紫禁城时她还能享有一些表面上的尊重，那么在天津张园，她几乎完全被边缘化了。
天津作为当时中国的重要通商口岸，租界制度的存在使得这里成为了各种政治势力的角逐场所。
张园位于日租界内，这个地理位置本身就暗示了溥仪未来可能的政治选择。
日本人对于溥仪的价值早有认识，他们需要这样一个傀儡来实现自己在中国的政治野心。
1925年2月24日，溥仪在日本便衣的护送下，化装成商人，秘密乘火车潜入天津，住进了日租界张园。
此后婉容、文绣等人也到天津与他会合。
这种偷偷摸摸的行为方式与昔日皇帝的威风形成了鲜明对比。
溥仪需要化装成普通商人才能安全到达天津，这说明他在政治上已经完全失去了主动权，只能依靠外国势力的庇护。
1929年7月9日，溥仪又迁居到同一条街上的乾园，并将这里改名为"静园"，表面是取"清静安居、与世无争"之意，实际暗寓"静观其变、静待其机"的野心，以图东山再起。
"静园"这个名字的选择颇有深意。
表面上看，这似乎表示溥仪已经放弃了政治野心，准备过一种隐居的生活。
但实际上，"静观其变、静待其机"才是他的真实心态。他仍然在等待机会，希望有一天能够重新登上皇帝宝座。
在天津期间，溥仪与日本人的接触越来越频繁，这种接触绝非偶然。
在这段日子里，溥仪频繁会见天津的日本领事和驻军司令，与北京日本公使馆的芳泽公使也多有会晤。
这些会晤的内容虽然秘密，但其目的是明确的。
日本人需要一个在中国有号召力的傀儡来配合他们的侵华计划，而溥仪则希望借助日本的力量实现复辟。双方各取所需，逐渐形成了某种默契。
文绣凭借自己在学校和宫中接受的教育，以及学习英语过程中了解到的国际形势，敏锐地察觉到了日本人的真实意图。
她深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明白与他们合作无异于引狼入室。
面对溥仪与日本人的勾结，文绣多次劝告他悬崖勒马。溥仪非但不听，反而更加厌恶文绣。
文绣的这些劝告体现了她的政治清醒和民族觉悟。
她能够透过表面的利益诱惑看到背后的危险，这说明她的思想水平已经远远超越了一般的宫廷女性。
但是，她的这些忠告不仅没有被采纳，反而成为了溥仪厌恶她的理由。
在溥仪看来，文绣的劝告是对他权威的挑战，是对他复辟计划的阻挠。
他不愿意听到任何反对的声音，更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选择可能是错误的。
这种固执和偏执进一步恶化了他与文绣之间的关系。
他天天与婉容在一起，上街时也只带着婉容一个人，就连日常进餐，也不同文绣一桌同吃。
接待宾客，溥仪只要婉容陪伴，逢年过节所施的赏赐，也没有文绣的份。
这种公开的冷落和排斥已经不仅仅是个人感情问题，而是一种政治态度的表达。
溥仪通过这种方式向外界表明，文绣已经完全失去了他的信任和支持。
婉容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
她不仅没有劝阻溥仪的过激行为，反而可能暗中支持甚至策划了一些针对文绣的排挤行动。
在她看来，趁机彻底铲除这个竞争对手是巩固自己地位的好机会。
文绣在静园的生活变得异常孤独和压抑。
她被安排在底层居住，与仆人们为伴，连基本的人格尊严都无法保证。
这种环境与她在紫禁城时的生活形成了强烈反差，心理落差可想而知。
更严重的是，文绣开始遭受直接的身体和精神虐待。
史料记载，除了日常的冷落和排斥外，她还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侮辱和打击。
在一个农历除夕的晚上，溥仪和婉容在寝宫嬉戏，这时，有宦官奏报淑妃用剪刀捅自己的小腹，溥仪生气地说："她惯用这伎俩吓唬人。谁也不要理她！"
这个事件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文绣用剪刀刺向自己，这是一种极端的抗议方式，表达了她对现状的绝望和愤怒。
而溥仪的反应更是令人寒心，他不仅没有丝毫的关心和同情，反而认为这是文绣在故意作秀。
这种冷漠和偏见彻底打破了文绣对这段婚姻的最后幻想。
她意识到，无论自己怎么努力，都不可能在这个环境中获得应有的尊重和地位。
这个认识成为了她后来采取决定性行动的重要心理基础。
天津的这段经历不仅是文绣个人命运的转折点，也是她思想觉醒的关键时期。
在这里，她看清了溥仪的真面目，认识到了自己处境的绝望，同时也积累了反抗的勇气和决心。
【五】史无前例的离婚风波
1931年8月25日，这是一个注定要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日子。
天津各大报纸同时刊登了一条震撼全国的新闻：末代皇妃文绣不愿在封建堡垒中毁灭自己，决心与溥仪彻底决裂。
她秘密聘请三位天津大律师，准备离婚文件。
这个决定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思想基础和法律依据。
早在1930年，当民国政府颁布《中华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允许自愿离婚后，一些思想开放的人士就开始关注这个新的法律条款。
见多识广的友人玉芬一语惊醒梦中人：
"现在是民国时代，溥仪又被撵出宫来，他也不再是'小皇上'了，也要守法。你可以根据'男女平等'的法律条文，请律师写状子，告溥仪虐待妻子，和他打离婚官司，向他要赡养费"。
《中华民国民法典》的颁布标志着中国法律制度的重大进步，特别是在婚姻家庭关系方面。
新的法律明确规定了男女在婚姻中的平等权利，包括离婚的权利。
这为文绣的行动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文绣聘请的三位律师分别是张绍曾、张士骏和李洪岳，都是天津当地的知名法律专家。
张绍曾曾经担任过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在法律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这三位律师的参与，不仅为文绣提供了专业的法律支持，也从侧面说明了这个案件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8月25日这天，文绣在做出最终决定后，在妹妹文珊的陪同下采取了行动。
出走事件就这样开始了。
文绣姐妹俩坐上溥仪的专用汽车出了静园大门后，令司机一直开往国民饭店。
下车后，两人直奔37号房间。随从太监紧走几步，疑惑地跟在她们后面。
进入房间后，文珊突然对太监说："你先回去，妃子留此不去，还要向法庭控告皇上呢！"
这个场面具有强烈的戏剧性。
文绣利用溥仪的专车离开静园，这本身就是一种象征性的反抗行为。
而文珊的那句话更是石破天惊，直接宣布了文绣的决定。
在那个时代，一个妃子要"控告皇上"，这是何等惊世骇俗的行为！
国民饭店是天津当时最高级的酒店之一，位于租界区内，具有一定的治外法权。
文绣选择这里作为临时住所，既是出于安全考虑，也是一种政治姿态的表达。
消息传出后的反应是立即而强烈的。
皇妃要离婚的消息，迅速登上了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传遍全国，沸沸扬扬。
各大报纸纷纷以"末代皇妃要求离婚"、"千年来第一例"等标题进行报道，一时间舆论哗然。
溥仪得知消息后的反应是愤怒和惊愕交织。
溥仪说："那是1931年8月下旬的一天，北国的秋风带着一阵阵寒意。太监忽然进来，面有难色地从袖筒中取出一封信呈交于我。我打开一看，大吃一惊，良久未说话，心想，到底是世道变了，一个妃子竟敢向皇帝提出离婚！"
溥仪的这个反应很好地说明了当时的社会观念。
在他看来，妃子向皇帝提出离婚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完全颠覆了传统的封建等级秩序。
他的"世道变了"这句话，实际上反映了整个社会正在经历的深刻变革。
双方律师的谈判从8月26日开始，这场谈判的复杂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