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毛主席选了党、政、军的接班人，唯有他走到了最后

把镜头倒回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专机离开山海关上空后，北京城的灯光彻夜未熄。毛主席身边的记录员回忆，当听到“256号”已飞往外蒙的消息时，主席沉默许久，只说了一句：“人要准备，事情更要准备。”次日晨，中央会议室里，他点了三个人的名字——要党有活力，要政能落实，要军能打仗。名单写在黄格呢封套上，没有任何修饰。

华国锋最先被叫进来。他出身湘潭，自1955年第一次在长沙见到毛主席起，两人已打了多年交道。修韶山灌区时，他扛着竹杆在干渠里丈量水深；跑毛田调查时，他一连十几天吃住在老乡家。毛主席认定，他办事扎实、不惹是非，关键还能把湖南那股子“蛮劲”转化成执行力。于是，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的任命电报当天就飞往全国各省。

李德生的履历更像一部行军图。1930年在豫南参军，抗战时期打到白洋淀，解放战争又跟二野南下，一路从排长干到军区司令。1968年调北京军区，他主持总结“郭兴福教学法”，把兵教得又快又狠。九届二中全会前夕，黄永胜被召去庐山，周总理半夜打电话给李德生：“毛主席让你顶总参的活，立刻动身。”李德生一句“明白”挂了电话，转身就上了吉普。

王洪文的上升速度堪比火箭。1972年9月，他还在上海车间里同工人聊天，一个月后就被安排住进北京饭店。“读书”只是幌子，真正的任务是熟悉中央会议流程。1973年春，毛主席让他做十大筹委会主任，暗示“党”的接班顺位。有意思的是，王洪文那时刚满39岁，比另一名前总书记华国锋还小十岁，可在上海“造反派”心中，他已是“王司令”。

事情发展却并不按照脚本。1973年底，“四人帮”借批周公“右倾”四处点火，王洪文与江青、张春桥越走越近。毛主席察觉苗头，决定让邓小平复出平衡局面。1974年10月，中南海会议室里爆出争吵，江青拍桌高喊“风庆轮事件要追责”，王洪文也站到一边。当天夜里，他奉命赶赴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却被严辞训斥，只得讪讪而回。自此，王洪文的政治曲线开始向下。

李德生的处境同样陡转直下。“八大军区对调”后，他到了沈阳。因为没被“四人帮”拉拢，反而成了对方眼中钉。1975年十届二中全会，他提出辞去副主席。外界盛传他“因病请退”，其实是躲开漩涡。李德生回到家乡河南小住，曾对老战士摇头苦笑：“当年行军掉队还能追上，政治节奏掉队可就难了。”

留在跑道上的，只剩华国锋。1976年1月8日，周总理病逝，国务院面临真空。十三天后，毛主席让华国锋“牵头抓总”，并指示邓小平管外事。“代总理”三个字像试卷，主席要看他能否交出合格答卷。华国锋做法很朴实：先稳粮价，再盯春耕。湖南旱情电话，就是他回国务院后批示的第一件大事。

4月初，邓小平再次被免职。4月7日，政治局补选华国锋为总理兼第一副主席，同时增补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三人为副主席。文件下达时，毛主席已经极度虚弱，但仍在批示上手书一句：“你办事，我放心。”短短九个字，被视作正式授权。华国锋得知后没有欢喜，只轻声说了句：“责任更重了。”

9月9日凌晨，毛主席溘然长逝。当天上午，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宣布对天安门广场和京城要害部位实施卫戍。李德生虽已不在北京，但电报发到沈阳，他立即调兵配合京防；王洪文则因“四人帮”案件被秘密监控，无缘参与最后的部署。短短二十余天后，“四人帮”被一网打尽，局势平稳过渡。

至此，1971年那张黄格呢封套上的三个人，只剩华国锋留在舞台中央。他低调，少言，做事循规，但恰恰是这种“慢热”让他在激烈的政治对撞中站到了最后。风云翻涌，尘埃落定，人们才发现，毛主席当年的三枚“棋子”，一枚被边缘，一枚被弃用，而那枚看似最不起眼的，却走完了全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