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你信吗？一场婚姻，可以是一场交易，也可以是一场救赎。”
我对着镜子里那个穿着白衬衫、却像戴着枷锁的自己喃喃自语。
“我……我肚子疼，”新婚之夜，我用最拙劣的借口，企图保留最后一丝尊严。
他没有说话，可当晚他的举动，却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一扇我做梦也想不到的、通往一个惊天秘密的大门。
北京，北京。
这座巨大的城市，像一个高速旋转、流光溢彩的陀螺，每天都在无情地筛选着它的追梦人，将一些人甩出去，又将另一些人卷进来。
我叫林梦，二十七岁。
我是无数“北漂”大军中，最普通、最典型，也曾是最骄傲的一员。
我从南方一个地图上都很难找到的偏远小镇，凭着一股不撞南墙不回头的狠劲，一路考进了北京最顶尖的大学，成了我们全村第一个名牌大学生。
硕士毕业后，我过五关斩六将，顺利进入了一家知名的外资广告公司。
凭借着我的才华和那股可以连续一周每天只睡三小时的不要命的拼劲，短短几年，我就从一个端茶倒水、复印文件的实习生，做到了能独当一面、带领团队的项目组长。
我住在国贸附近的高级服务式公寓里，月租是我父母加起来大半年的退休金。
我穿着光鲜亮丽的职业套装，踩着七厘米的高跟鞋，出入北京最顶级的写字楼，和那些身价上亿的客户谈着几百万上千万的项目。
在公司同事和老家亲戚的眼里，我是“凤凰女”逆袭的完美典范，是小镇青年在北京扎下根来的成功案例。
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没有那本薄薄的、却重如泰山的北京户口，我永远都只是这座城市的匆匆过客。
我所有的光鲜，都像是租来的，随时可能因为一场裁员、一次生病，而被这座城市无情地收回。
而压垮我所有骄傲和伪装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母亲的那张诊断书。
尿毒症。
三个冰冷的字，将我的世界砸得粉碎。
医生说，每周需要做三次透析，才能维持生命。
老家的医疗条件有限，最好的治疗方案、最好的专家、最先进的设备，都在北京。
但没有北京户口，高昂的异地医保结算和苛刻到近乎不讲道理的住院门槛，像一座冰冷而又巨大的山，死死地压在我的身上，让我喘不过气来。
我想把母亲接到北京来，让她得到最好的治疗，让她能多看看这个世界。
但租一套能方便照顾病人的房子、请一个护工的费用、还有那天文数字般的自费治疗项目，让我第一次感到了深入骨髓的绝望和无力。
我甚至想过卖掉老家那套父母住了一辈子的老房子，但那是他们一辈子的心血，是他们最后的退路，我怎么忍心。
眼看着母亲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而北京的积分落户政策对我来说，就像挂在天边的彩虹，看得见，却永远也摸不着。
我被现实，死死地逼到了悬崖边上。
一次和同事聚餐，庆祝我们刚拿下一个大项目。
几杯红酒下肚，酒精麻痹了我的神经，也放大了我的焦虑。
我借着酒劲，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着满桌艳羡我的同事们抱怨了一句。
“哎，你们说可笑不可笑，我拼死拼活做到今天，还不如北京一个收租的土著。为了一个北京户口，现在让我嫁给谁都行。”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邻座一个平时和我关系还不错的姐姐，在散场后，悄悄拉住了我。
她看了看左右无人，神神秘秘地对我说：“小梦，你刚才说的话，是认真的吗？”
我酒醒了一半，尴尬地笑了笑：“王姐，我就是喝多了瞎说的。”
“不，你不是瞎说，”王姐打断我，眼神里带着一丝同情，“我知道你家里的情况。我认识一个专门办‘特殊业务’的婚介所大姐，路子很野，你要不要……去试试？”
我当时只当是句醉话，没放在心上。
但几天后，当我再次接到父亲从老家打来的电话，电话里，他为了母亲下个月一笔高昂的进口药费用，声音哽咽，一个大男人，在电话那头几近哀求时，我鬼使神差地，拨通了王姐给我的那个号码。
电话那头的婚介王姐，声音热情又干练，一听就是常年跟人打交道的“人精”。
她听完我带着哭腔的诉求，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用一种极为专业的口吻对我说：“小林，你这个情况，我明白。我手里正好有个‘客户’，条件可能……有点特别，但绝对能一步到位，解决你所有的问题。”
她给我推荐的“客户”，名叫赵铁军。
三十八岁，北京本地人，土生土长在皇城根下。
父母双亡，目前无业，腿有残疾。
他唯一的“资产”，是在北京二环内的胡同里，有一套属于他自己的、老旧的平房。
王姐在电话里，用一种极具诱惑力的语气，极力撮合着。
“小林啊，你别看他条件一般，三十八了还是个光棍，人长得也不怎么样，还有点瘸。但他这个人，我了解，老实巴交，没那么多花花肠子。他图的，就是个安稳，想有个家。”
“他对女方没别的要求，只要人品好，愿意跟他好好过日子。最重要的是，只要你跟他领了证，户口一迁过来，那套二环的平房，他立马就过户给你！房产证上写你一个人的名字！”
“你想想，北京二-环内的一套平房，那是什么概念？就算又老又破，那也价值上千万！你妈看病的问题，你下半辈子的生活，不就全解决了吗？”
王姐的话，像一个最懂人心的魔鬼，在我耳边不断地、充满诱惑地回响。
最终，我答应去见一面。
在一家位于后海、空气中都散发着陈旧气息的老茶馆里，我见到了赵铁军。
他比我想象得，还要普通，甚至可以说是……落魄和寒酸。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领口都有些磨损的蓝色夹克，里面是一件看不出本来颜色的旧毛衣。
他的皮肤黝黑粗糙，像是常年经受风吹日晒的农民，脸上带着一种长期生活在底层所特有的木讷和局促。
他的头发很短，像刺猬一样，鬓角处已经夹杂着不少银丝，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苍老。
他走路的时候，姿势很怪异，右腿像是没有力气一样，明显地向前拖沓，每走一步，都需要用尽全身的力气，身体也会跟着一歪。
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敢正眼看我一下，只是低着头，双手紧张地搓着裤子。
茶馆老板娘把两杯热茶放在桌上。
他闷着头，用一种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开口了。
“王姐……应该都跟你说了吧。”
我轻轻地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领证，你的户口……就能迁过来。”
“那套房子……也就过户给你。”
他的声音很低，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自卑和紧张，仿佛在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情。
他停顿了很久很久，似乎是鼓起了此生最大的勇气，才抬头飞快地看了我一眼，又立刻垂下眼帘，补充了最后一句话。
“我……我就想有个家。”
我从那家老茶馆里出来，感觉自己像是被剥了一层皮，浑身赤裸地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
北京深秋的风，吹在脸上，凉飕飕的，刮得人生疼。
我回到了我那间位于国贸附近、装修精致、月租上万的高级公寓。
我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看着楼下川流不息的车流和远处CBD璀璨夺目的灯火。
玻璃窗上，倒映出一个妆容精致、穿着名牌套装、浑身散发着都市精英白领气息的自己。
我再想起茶馆里，赵铁军那张布满风霜的脸，那身洗得发白的旧夹克，和他那条一瘸一拐的残疾的腿。
一股强烈的、无法遏制的屈辱感和生理性的恶心感，猛地涌上了我的心头。
我林梦，是名校的硕士，是公司的明日之星，是追求者众多的骄傲的白天鹅。
我怎么能，怎么可以，为了户口和房子，嫁给这样一个男人？
一个瘸腿的、无业的、比我大了整整十一岁的老光棍？
不行，绝对不行！
我冲进洗手间，一遍遍地用冷水冲着自己的脸。
我宁愿再拼几年，宁愿去借高利贷，宁愿放下一切回老家，也绝不出卖自己的婚姻和尊严！
我拿起手机，解锁屏幕，找到了婚介王姐的号码，准备回电话告诉她，这件事就此作罢。
就在我的手指即将按上通话键的那一刻，手机屏幕突然亮了起来。
是老家的父亲打来的。
我深吸一口气，按下了接听键，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
电话那头，传来的，是父亲压抑着、疲惫而又无助的声音。
“小梦啊……”
“你妈今天在医院做透析的时候，突然休克，又晕倒了。”
“医生说……她的情况不太好，肾功能衰竭得很快，并发症也越来越多了，不能再拖了。”
“医生建议，最好……最好还是能来北京，那里的设备和专家，都是全国最好的……”
父亲后面的话，我一个字都听不见了。
我的耳朵里，只剩下“不能再拖了”这四个字，像一把巨大的铁锤，一次又一次，狠狠地砸在了我的心上，瞬间击碎了我所有的骄傲、所有的犹豫、所有的挣扎。
我看着窗外那片看似触手可及、实则遥不可及的万家灯火，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无声地滑落。
我知道，我没有选择了。
为了母亲，我什么都可以放弃。
包括我的婚姻，我的爱情，我那点可怜的、一文不值的尊严。
没有婚礼，没有婚纱，没有祝福，甚至没有一顿像样的、被称为“喜宴”的饭。
我和赵铁军，在拿到我从老家加急寄来的户口本之后，就去民政局领了证。
整个过程，快得像一场荒诞的默剧。
在办事员例行公事的、毫无感情的询问下，我们机械地回答着“是”和“愿意”。
赵铁军从头到尾，只说了不到十句话，我能看到，他签下自己名字的时候，手一直在抖，紧张得手心全是汗。
拿到那本红色的、崭新的结婚证时，我感觉自己像是签了一份卖身契。
从这一刻起，我林梦，成了一个三十八岁瘸腿光棍的合法妻子。
按照之前的约定，我从我那间高级公寓里搬了出来，所有的名牌包包和衣服，都被我塞进了几个巨大的行李箱。
我住进了赵铁军那间位于二环胡同里的、老旧的平房。
平房很小，只有一个卧室和一个狭小的、几乎转不开身的客厅，外加一个后来在院子里私自搭建的简易厨房和卫生间。
但出乎我意料的是，房子里面，被收拾得异常干净整洁，甚至可以说是一尘不染。
水泥地板被擦得发亮，能照出人影。
所有老旧的家具，都被摆放得整整齐齐，桌子上连一丝灰尘都没有，完全不像一个邋遢的单身汉的住所。
赵铁军坚持把那间唯一带着朝南窗户的卧室让给了我。
他自己则在那个只能勉强放下一张小饭桌的狭小客厅里，搭了一张嘎吱作响的行军床。
晚上，我用那个简陋的卫生间洗漱完，躺在那张虽然老旧、但被褥却散发着阳光和肥皂混合味道的床上，心里七上八下，百感交集。
既有对未来生活的迷茫，也有对这桩交易的屈辱，还有一丝对母亲病情能够得到最好治疗的微弱希望。
就在我胡思乱想、辗转反侧的时候，卧室的木门，被轻轻地敲响了。
“咚，咚。”
声音很轻，却像重锤一样敲在我的心上。
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是他，赵铁军。
新婚之夜，他想干什么？
一个念头闪过，让我感到一阵恶心和恐慌。
我们虽然是交易，但在法律上，我们是夫妻。
他如果想……他如果想行使他作为丈夫的“权利”，我根本无法反抗。
情急之下，我想到了电视剧里最老套、也最有效的借口。
我立刻捂着肚子，发出一声压抑而又痛苦的呻吟，整个人在床上蜷缩成一团。
“我……我肚子疼，好疼……”我隔着门，用一种虚弱到仿佛随时会断气的语调说，“可能是晚上……吃坏东西了，你……你别进来。”
门外，传来一阵长久的沉默。
我能感觉到，他就站在门外，没有离开。
那沉默，像一只无形的手，紧紧地扼住了我的喉咙。
我的心跳得更快了，几乎要从胸口里蹦出来。
过了好一会儿，我听到他那条残疾的腿，在水泥地上拖沓着、慢慢走远的声音。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整个人都像虚脱了一样，瘫软在了床上，后背已经被冷汗浸湿。
我心里却又涌上一丝莫名的鄙夷和不屑：果然是个没见过世面、胆小怕事的老光棍，就这么轻易地被我三言两语给打发了。
我翻了个身，用被子蒙住头，准备强迫自己睡觉。
大概半个多-小时后，就在我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时候，卧室的房门，又被轻轻地敲响了。
这次，声音更轻，更迟疑，像是怕惊扰到我。
我吓得一个激灵，不敢出声，屏住了呼吸。
门被悄悄地推开了一条缝，发出“吱呀”一声轻响。
一只粗糙的、布满老茧和裂口的大手，从门缝里伸了进来。
那只手，没有开灯，只是在黑暗中摸索着，将一个温热的热水袋，和一盒崭新的、治疗肠胃炎的胃药，轻轻地、没有发出一丝声响地，放在了门口的地板上。
然后，那只手又小心翼翼地缩了回去，门又被悄无声息地关上了。
整个过程，安静得像一场默剧。
我愣住了。
我呆呆地看着门口那两样东西，大脑一片空白。
我听着窗外呼啸的、北京冬夜的凛冽寒风，再看着门口那盒还带着外面冰冷空气的药盒。
我能想象到，他，赵铁军，一个瘸着腿的男人，在深夜里，为了我这个只是名义上的、甚至还看不起他的“妻子”，一瘸一拐地跑了几个药店的狼狈样子。
一股莫名的、无法言喻的酸楚，猛地涌上了我的鼻尖。
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像决堤的洪水一样，瞬间模糊了双眼。
自那晚的“热水袋事件”之后，我对他，或者说，对赵铁军这个人的态度，有了一丝微妙的、连我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改变。
我不再把他单纯地看作一个为了户口而交易的、面目模糊的工具人。
我开始把他，当成一个……一个住在我隔壁的、有点奇怪的合租室友。
我们依旧分房睡，依旧很少交流。
他像一个沉默的、温和的影子，安静地生活在这间小小的平房里。
他每天都早出晚-归，天不亮就出门，很晚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来。
我曾经问过他几次，他去干什么。
他总是憨厚地笑了笑，含含糊糊地回答，说是“在外面打点零工，赚点生活费”。
但我渐渐觉得，他所谓的“零工”，很不简单。
他身上，总带着一股淡淡的、非常好闻的木头清香。
那不是街边家具店里那种廉价胶合板和油漆混合的刺鼻味道，而是某种我从未闻过的、像是名贵木材本身在经过打磨后，散发出的、醇厚而又宁静的香气。
他的那双手，也完全不像一个在工地上搬砖、或者在餐厅里洗碗的打零工的人。
他的指关节粗大，上面布满了被各种工具反复打磨出的厚厚的老茧，虎口处尤其明显。
他的指甲缝里，总是嵌着一些细碎的木屑。
他的手指上，也经常会出现一些细细小小的、像是被刻刀划出的、新的伤口。
这间不大的平房里，还有一个让我非常在意的地方。
院子里那间朝北的、终年不见阳光的、没有窗户的小房间，常年被一把巨大的、已经生锈的、看起来非常老式的铜锁给牢牢锁着。
我曾经在一次吃饭的时候，状似无意地好奇问过他一次，那里面是什么。
赵铁军当时正在扒饭，听到我的问题，他拿筷子的手明显顿了一下。
他只是含糊地笑了笑，眼神有些躲闪地说：“那里面……堆的都是我过世父母的遗物，乱得很，也没什么好看的。”
这个理由，听起来天衣无缝，合情合理。
但我的直觉告诉我，他在撒谎。
因为有好几次，我深夜加班回来，都发现，他会一个人在那个上锁的房间里待很久。
有时甚至直到深夜，我睡着了，才听到他拖着那条残疾的腿，从里面走出来，然后去公共水龙头下洗漱的声音。
还有一次，我周末在家准备方案，无意中看到他从那个房间里出来，他的眼眶，是红红的，像是……像是刚刚偷偷哭过。
一个大男人，躲在房间里哭？
这让我心中的疑惑越来越大。
那个被锁住的房间里，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
一个普通的、打零工的瘸腿男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秘密？
两个月后，在婚介王姐不遗余力的“疏通”和赵铁军毫无保留的全力配合下，我的户口，终于顺利地迁了过来。
当赵铁军把那本崭新的、印着我的名字和“北京市东城区”几个烫金大字的户口本，郑重地交到我手里时，他黝黑的脸上，露出了一个我从未见过的、憨厚而又真诚的灿烂笑容。
“这下，你妈来北京看病，就方便多了。”他说，语气里充满了由衷的喜悦，仿佛这是一件比他自己中了彩票还高兴的事情。
我看着他那双因为高兴而眯起的眼睛，看着他那淳朴得没有一丝杂质的笑容。
我第一次，发自内心地，对他说了一句：“谢谢你，铁军。”
这天夜里，我因为公司一个极其重要的紧急项目方案，一直在卧室里对着电脑熬夜加班。
凌晨两点多，我终于改完了最后一版设计稿，发给了客户，累得头昏眼花，脖子都快断了。
我起身想去厨房倒杯水喝，然后赶紧睡觉。
为了不吵醒睡在客厅那张简陋行军床上的赵铁军，我像做贼一样，脱掉拖鞋，赤着脚，轻手轻脚地，拧开了卧室的门。
当我蹑手蹑脚地走出卧室，经过客厅时，眼前的一幕，让我瞬间僵在原地，所有的睡意和疲惫，都在刹那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整个人都傻了！
